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专题 | 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重访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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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理念与实践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密切关注的理论命题。斯迈思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两次调研，为其独特的传播理论谱系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研究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和知识社会学分析，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唯物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本研究突破了“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的二元论叙事，在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内部讨论中国的历史角色及其理论意义，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
盛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王宇琦（通讯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1&ZD314）资助。
一
引言：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近年来，如何回溯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是思想史、知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研究的新路。学者们一般认为，西方理论在广义上指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观念，狭义上指近四十年来进入中国的西方20世纪文艺理论（刘康，2019）。当前，学者们主要关注西方带有左翼倾向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包括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等学人如何在理论建构中引入对中国问题的想象与建构（吴娱玉，2018：5-16）。
20世纪60-70年代，通过国际传播、思想译介、理论辩论等多种方式，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传播实践经过“理论旅行”，为西方左翼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尽管《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曾直言，自1960年创刊以来，中国议题始终是这本西方知名的左翼学刊知识讨论中的“盲点”，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及其世界史意义的一系列考察，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政治研究的重要参考（Unger & Cui，1994）。
刘康（2018）指出，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摆脱了对“西方普遍主义/中国例外论”“西方理论/中国案例”“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等简单的二元对立叙事。对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一视角的强调，一方面在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基础上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探究中国实践和理论如何同时在西方理论“他者化”和“内部化”的多重建构中被想象和接受，另一方面为西方理论在当代如何重新进入中国语境提供了动态反思（Liu，2013；刘康，2019）。
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学者们也日益关注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想象与建构。例如，有学者通过回溯作为记者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其中国新闻报道，提出“未来中国”是马克思在其媒介批评实践中论述的，不同于帝国殖民话语的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支点（黄斐，2021）。有学者在对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及其清华之行的思想史考察，重新挖掘了维纳传播思想的人文主义面向、对社会控制论的反思，以及中国如何成为维纳思想转型的重要节点（王洪喆，2021a）。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理念不仅没有脱离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主导议程，还对理论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通过“用技术政治视野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加拿大批判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对中国传播问题的思考中，完成了他在技术政治议题上的一整套系统阐述（斯迈思，2014）。
但是，已有研究大多着眼于从文本与意识形态角度，考察传播理论层面的跨文化、跨语际和跨区域交往，以及西方传播理论本身的想象与建构，对中国问题在西方传播理论中的提出、呈现和发生等跨国传播思想史议题却较少作出系统性回应。这构成了本文的核心问题：在理论想象、理论对话和理论旅行之外，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实践、文化理论与西方传播实践、文化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建立了实质联系？
考虑到西方传播理论中的批判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陈力丹，2000），本文从传播批判学派切入，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斯迈思的理论文本和实践动态为考察对象，对其文本中的中国论述展开历史分析。鉴于已有研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分析了斯迈思对中国问题的理论想象（Zhao，2007；Fuchs，2012；李彬，刘海龙，2016；陈世华，2018；赵月枝，2019；盛阳，2021a），本文就此进一步探讨以下问题：斯迈思中国论述的历史和理论语境是什么？斯迈思中国问题的提出，造成了何种理论冲击和现实影响？如何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的理论脉络中，定位中国问题的历史意义？
本文尝试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接续当代中国传播思想史中“解放灰色地带”这一议题的知识探讨（刘海龙，2015）。本文将首先基于档案回溯斯迈思两度访华的经过，探讨其思想演进的历史线索，其次以斯迈思论述中国的关键文本为中心，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分析文本生成的社会语境，以及中国问题对其学术轨迹和传播思想形成的意义，最后回到理论提出的思想语境，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的发生史中探讨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意义。
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马克思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对斯迈思在西方语境重释中国理念的脉络梳理，有助于在突破“西方思想/中国实践”二元论叙事的基础上，重新理解中国问题在西方理论生成中的历史动能，从而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
二
“到北京去！”——斯迈思的中国传播考察
（一）首次访华：探访作为“未来”的中国
新中国的媒体业与传播政策如何发展？媒体与传播如何被组织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总体议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化实践对西方资本主义而言有何种启发？如何在西方语境中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传播实践，从而为西方发掘、建构更为平等的传播生态提供思路？这些理论和实践议题，一直是萦绕在斯迈思心头的关键问题（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档案资料，1972）。
斯迈思为此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中国研究。根据档案资料，在1969-1976年间，斯迈思不仅细致研读了诸多中国外交使领馆公报，做了相当多的批注笔记，还收集了包括中国广播电视史料、文艺报道、国际新闻报道等专业素材。以及诸多与中国传播相关的系统资料，包括：新中国政治宣传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报、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资料（例如“合二为一”理论材料）、中国经济状况分析、出口商贸信息、北京大学新闻教育简报、中国传播政策、《北京周报》新闻剪报、中国民俗戏曲宣传材料，以及欧美中国研究书目摘要，等等。到北京去，逐渐成为了斯迈思的实践期待。
经过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从1971年4月开始的多次沟通，斯迈思在当年年底终于获得了踏上中国土地的机会。当年12月5日—1972年1月5日，时任萨斯喀彻温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研究系主任的斯迈思与妻子、儿女一起首次访问中国。在这段为期一个月的行程中，斯迈思以游客的身份自费访华，在华期间得到了中国国际旅行社的翻译协助。在从香港登陆后的五周内，他先后走访了广州、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城市及周边地区，足迹覆盖了大陆沿海、内陆的社会主义城市与乡村。
此次中国之行，斯迈思最为关注中国的传播政策与结构，考察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为此，斯迈思紧锣密鼓地完成了近40次关于中国传播业的访谈，走访调研了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前沿阵线，采访北京、武汉电视台等广播电视机构，上海电影制片厂、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等电影生产中心，和《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新闻出版业领域的中国传播政策制定者和文宣高级干部。此外，他还安排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文化体验，观看了中华传统曲艺杂技、社会主义红色革命文化、青少年文化展演、上海工业展览会表演等各行业、各领域的集体文艺演出，以及《五朵金花》等新中国电影，等等。
在旅行社的建议下，斯迈思还调研了中国社会主义在社会生产生活、群众文化实践和社会主义教育等各方面的最新发展，走访了各地的信息传播工厂（例如南京电影机械厂、上海电子机械厂、上海无线电三厂）、人民公社（例如广州石井公社、南京铜井公社）、干部培训学校以及各地大中小学（例如上海吴淞中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集体单位，参观了工人文化宫、工人文化广场（例如上海彭浦工人生活广场）等公共文化场所。斯迈思还特别会见了清华大学钱伟长、北京大学周培源等新中国教育专家，讨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传播与技术政治问题。由此可见，斯迈思不仅关注传播领域，还关注社会公共空间、思想和文化秩序、宣传组织、社会互动以及制度模式的政策制定过程等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议题。这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作为“信息热”进入中国新闻学知识结构的叙事形成强烈对比（方晓恬，2019；方晓恬，王洪喆，2019）。
亲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实践的历史探索，不仅使得斯迈思在情感上获得了极为震撼的认同感，也为其开始反思西方传播理论的历史局限，破除理论的普遍论迷思提供了历史契机。1972年7月21日，在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文化专员劳辛的信中，斯迈思甚至提出自己在中国体验到的是一种“未来感”，“真希望我们能够在中国再多待一段时间。我们这次调研太过紧凑——整整一个月，一天都没有休息。当我们离开大陆，回到香港后，我们生出一种巨大无比的震撼感：就像从未来穿越回了过去。我在香港宾馆待了足足三天，才缓过来”。显然，斯迈思对中国传播访问的未来感，建立在从西方现状为历史和思考起点的基础上。
1973年首次访华结束后，斯迈思（1973：441-465）在一篇讨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文章中写道，将“拉斯韦尔式的西方传播学”5W理论模型套用到中国情境，其结论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其“传者”身份，在密合的传播网络（渠道）中控制大部分中国“受众”，并使其臣服（反馈）。斯迈思对5W理论“地方性”的强调，与一般认为的理论“普适性”截然不同，他明确指出这一西方中心论的媒体治理叙事在中国语境中恰恰是“反历史”的：尽管“这套传播模型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文化管理和规训国民心智时的确十分有效”，但“行政范式”的传播理论一方面并不完善，另一方面并不适用于中国。不难看出他此时已系统性地展开对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思考，并对西方传播理论宣称的普遍主义产生了怀疑。
（二）再次访华：思考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转型之路
首次中国之行后，斯迈思把自己真切地视为国际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他不仅向中国大使馆多次申请赴北京大学等中国高校任教，还撰写了著名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After bicycle，what？，以下简称《自行车》）等论文，以自行车为技术文化隐喻，讨论中国社会主义集体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技术政治发展等关键问题。尽管手稿日后在西方学界引发了激烈讨论，但在当时并没有发表。斯迈思认为，对中国问题的论述及其发展道路的思考，需要在公开发表之前交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商议。1973年9月17日，他在致中国外交官劳辛的信后专门附上了这篇文章，并说，“文章发表于否，取决于你们对它的反馈”。
此后数年，斯迈思一直没有中断重访中国的计划。1976年，他向中国大使馆提出，在次年赴澳大利亚讲学期间希望再次造访中国，但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1976年9月9日（北京时间9月10日），在获知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斯迈思第一时间致电中国大使馆，“毛主席的逝世使我感到极为难过。我想要告知您以及在使馆工作的各位同志，在悲伤的此刻，我与你们一同分担这份哀悼之情。他英雄般的成就，或许就体现在他为全人类（解放事业）所做的种种努力之中”。
改革开放伊始，斯迈思终于再次来到中国，踏上了这片历经革命风雨，即将走上社会主义探索新阶段的广袤土地。在“中加友谊协会草原活动家之旅”（Canada-China Friendship Society-Prairie Activist Tour）的安排下，1979年5月8日—26日，斯迈思从里贾纳（5月5日）出发，辗转温哥华、东京和香港，依次走访了广州、北京、锡林浩特、呼和浩特和上海等五座城市。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民族关系等新的比较视野中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转型之路，是斯迈思在新的历史阶段对中国问题的核心关切，相比于其首次调研走访，也体现出了更明确的理论框架和知识驱动。在此前致加拿大萨省（Saskatchewan）中加友谊协会的一封申请参团调研中国的信中，当时已在温哥华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任教的斯迈思说：
其实英属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4月也组织了活动家访华旅行团，但我没有获得参加的机会。当然我可能以后也有机会参加BC省的活动。但是出于两点原因，我格外希望能够加入你们。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其中一章专门处理了中国面临的问题，我想要在出版之前，和中国友人讨论这些问题。因此这趟旅行是工作，而不是观光或者纯粹出于猎奇。另外，出于年纪的考虑，我以后再去中国的可能性也不会很高了。
据笔者考证，斯迈思在信中所言的新书，正是后来奠定他学术成就的《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与加拿大》（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以下简称《依附之路》）。与首次调研一样，斯迈思制订了详实的访问行程，重点探访中国政治经济转型条件下群众文化的延续与变化。5月8日，他走访了北京四季青公社，调查了公社文化活动、基础教育等专业议题，对公社人口组成、粮食、蔬果、鱼类等农产品剩余、农业机械、医疗卫生等情况做了详细的采访记录。5月11日，斯迈思再次访问北京大学，校方领导欢迎他说：“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第二天，斯迈思造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研中国经济、技术、对外政策新进展。在锡林浩特，斯迈思参观了当地的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在呼和浩特，斯迈思调研了工场手工业基地和牛奶加工厂。5月下旬，斯迈思来到上海，故地重游之余，还参观了城隍庙、铅笔厂、上海工人文化宫等群众生产生活场所，斯迈思在日记中还特别一笔一划地记录下“城隍庙”三个汉字。
在此次调研中，斯迈思特别关注中国传播政策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结构转型和主体生成问题。5月23日，在妻子珍妮·斯迈思（Jennie Smythe）、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译员卢万菊（Lu Wan-ju，音译）等人的陪同下，斯迈思来到当时位于上海圆明园路97号的上海广告公司（Shanghai Advertising Corporation），采访了包括广告部副主任凌谢阳（Ling Xieyang，音译）、陈建民（Chen Jianmin，音译）在内的广告业者。在访谈最后，斯迈思从第三世界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的角度，对外国技术、广告和大型跨国公司进驻中国经济转型表达了开放性的意见，并向中方提供了自己关于传播民主的论文《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以下简称“盲点”），以及比尔·列文（Bill Livant）的评论文章《受众商品论》（The audience commodity）供中方参考，并且审慎地为中国传播政策发展献言献策。如果联系斯迈思在行前书信中所言，可以推测，斯迈思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对中国发展道路中独立自主意识的强调，不仅立足于思考中国往何处去这一历史命题，更建立在为西方国家寻找“去依附之路”的现实诉求之上。
（三）在西方思考中国：斯迈思传播思想的历史土壤
1979年4月2日，就在其第二次中国调研行前，斯迈思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该校的乔治·米勒讲堂（George A. Miller lecture）上发表了一场题为《国际传播的诸多议题：民族、商品与政治过程》（I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eoples, commodities and political processes）的学术讲座，讨论冷战时期的全球文化政治、技术政治和国际传播议题。手稿共有18页。在这场以美国著名的数学家米勒命名的讲座手稿的最上方，斯迈思细致地记录下了简短的三行批注：“从未发表过/这是一场浩大的讲座/发生于乔治·米勒讲堂”，从中可以瞥见斯迈思对这场漫长而庄重的演说的重视。
尽管手稿至今仍未出版，斯迈思在其中系统化讨论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基本概念，为他在1981年出版的《依附之路》一书中展开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对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憧憬与想象，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思想积淀。
吴畅畅（2020）指出，尽管斯迈思“去除了涵盖文化、艺术和传播等领域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的阶级概念的神性，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的规划，他却在《依附之路》中语焉不详”。在《国际传播的诸多议题》讲稿中，斯迈思从苏联文艺界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出发，考察了现实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内涵，并特别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文化、传播和技术领域对领导权的把握。站在中国即将展开“第二次革命”的历史关口，以及东西方社会转型的全球七十年代末期，斯迈思对中国实践转型提供了一种与西方主流论调不同的、更为开放性的解释。我们也因此得以从他的字里行间，瞥见其对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期待，及其思想转型。
三
以中国为坐标：斯迈思传播思想转型再考察
（一）重返1973：斯迈思传播思想的转型
根据一份未刊的自传《逆时针》手稿，斯迈思最初采用“时光倒流”的逆叙手法，将自己的人生回溯为六个阶段：
1.最好的总是最后到来（the best is last）（里贾纳，1963年至今）；
2.成熟的未成熟状态（mature immaturity）（厄巴纳，1948年-1963年）；
3.未成熟的成熟状态（immature maturity）（华盛顿，1937年-1948年）；
4.伯克利时光（1928年-1937年）；
5.（稍许）成长（帕萨迪那，1919年-1928年）；
6.早期时光（里贾纳，1907年-1919年）。
但这一划分方式并不能让斯迈思本人感到满意。他随后在文稿中划掉了第一阶段并对其重新分期，分别为“自由时光（1973年至今）”，以及“新的开始（里贾纳，1963年-1973年）”。
如何理解斯迈思在此特意强调1973年，并把这一年作为划分人生阶段的界碑？如果超越斯迈思因麦卡锡主义等政治原因离开美国，辗转回加拿大任教，并于1973年在西门菲沙大学创立传播学院等职业化叙事的现实主义考量，1973年在何种程度上意味着他在思想观念层面的断裂与重构？如果从文本内部无法充分解释斯迈思的思想断代原因，那么如何在思想与历史的互动中，重新理解这一细致、微妙，而又意味深长的变更？
本文以知识社会学为方法，即强调文本和思想诞生的接受史（王洪喆，2021b）、社会史语境（韦路，丁方舟，2013），以及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董晨宇，2017），以此探讨斯迈思如何在历史实践中调整其理论视角，如何在与其同辈学人互动中发展出别具一格的传播理论，及其理论转型的社会史意义。细读成稿出版的斯迈思自传《逆时针：传播研究透视》（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一书可以发现，其1972年9月写作的《反思跨国传播研究计划》（Reflections on proposals for an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以下简称《反思》），以及1973年3月完成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正是唯二在1973年前后写成并收录于自传的文章。因此考察这两份文本的生成史，就成为理解其思想转型的关键。
如果说斯迈思在《自行车》文中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传播实践的考察，以及对毛泽东著作的阅读，证明他在中国“发现了与其理论问题相关的线索”（斯迈思，2014），他要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田野与理念沃土中，为西方现代性探索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方式的另类道路（吴畅畅，2020），那么《反思》一文同样体现了斯迈思在理论建构中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反思》由斯迈思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附属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简称IAMCR）布宜诺斯艾利斯年会中宣读。与《自行车》相同，这份报告的写作灵感直接源自斯迈思1971-1972年的中国调研。根据中国经验，斯迈思对传播及其社会化组织方式展开更为深入的思考。他在文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UNESCO传播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毫不客气地批判其过程缺乏实质民主。由于报告内容和思想过于激进性，斯迈思被断送了后续所有在UNESCO的学术生涯。
（二）超越西方中心：斯迈思传播思想的“中国时刻”
回到事件发生的三年前，斯迈思最早通过IAMCR松散地参与到UNESCO活动中。在1968年IAMCR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年会上，他不仅见到了旧识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还初次遇见詹姆斯·哈罗兰（James Halloran）、卡拉·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以及年会组织者布列达·帕夫利克（Breda Pavlic）等活跃的传播学者。这次相遇直接促成了斯迈思以专家代表的身份，参与UNESCO国际传播政策的实际制定工作。基于维护第三世界国家自主权及反冷战的无党派立场，哈罗兰、诺顿斯登、席勒和斯迈思随后组建了一支由四人组成的工作小组，提出用“现实主义”原则取代“选边站”的冷战学术政治，开展传播政策研讨，推动发展国际传播新秩序（Smythe，1994：213）。
经由哈罗兰、诺顿斯登与UNESCO接洽，一场跨意识形态阵营的联席代表会议于1969年6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顺利召开。会议不仅广泛邀请了欧美、苏东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参与，还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提出UNESCO应该采取第三世界国家等弱势地区的立场，保护其免遭西方以“信息自由流动”为名，对第三世界行冲击之实的信息主权攻击。文件由斯迈思所在的起草委员会撰写，于1970年11月在UNESCO第十六届全体大会上正式通过，后来作为UNESCO大众传播类第59号官方文件《社会中的大众媒介：研究的需求》（Mass Media in Society：The Need of Research）正式出版（Smythe，1994：214）。尽管斯迈思在此时并没有发生理论转型，而是与其他批判传播学者一起，共同推动以反霸权为宗旨的传播政策落地，根据其本人回忆，在报告修订过程中，他几乎在每一处细节和行文措辞上都据理力争，最终确保了UNESCO官方文件在反西方信息霸权方面的坚定立场。
作为后续跟进，斯迈思、哈罗兰、诺顿斯登出席了UNESCO于1971年4月在巴黎组织的咨询专家委员会。参会者基本仍由蒙特利尔会议成员构成，成果也基于对蒙特利尔报告的落实。当年9月，会议通过了UNESCO第20号官方文件《跨国传播研究计划》（Proposals for an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以下简称《研究计划》），强调落实第三世界的传播民主议题，在国际合作层面呼吁加大对通信卫星技术、媒介教育等跨国议题的学术调研与交流，积极维护后发国家的传播主权（Smythe，1994：213-214）。这份奠基性的文件随后促成一系列UNESCO研究报告的形成，例如由诺顿斯登和塔皮尤·瓦里斯（Tapio Varis）执笔的UNESCO大众传播类第70号官方报告《电视通讯：一条单向街？》（Television Traffic—A One-Way Street？），就讨论了电视通信技术突破单向传输的民主可能（Smythe，1994：214）。
与其同侪们在西方话语内部为第三世界争取国际传播政策的平等权力相反，此时斯迈思的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型，开始以中国为论述核心，试图重构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在1972年IAMCR年会上，斯迈思首先提议，有必要重审、修订和补充前一年的UNESCO报告。这是由于在1971年、1972年两次年会的间隙，斯迈思第一次走访了中国。亲历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实践，斯迈思不仅深切同情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传播，“完全同意中国的媒体政策及其观点”，而且在中国之旅中体会到了一种更为强烈的、超越西方中心的第三世界使命感，一种更为锋芒毕露的行动主义（Smythe，1994：215）。
由此，他一方面开始构思并撰写彼时尚未完稿的《自行车》，另一方面赶在年会前完成了一篇专门针对前一年UNESCO通过的《研究计划》的反思报告。在这届以“传播与发展”为主题的年会上，斯迈思提出了大量在当时西方传播学界看来极为大胆的理论命题，例如他对于中国跨文化传播体制的理论辩护（1994：216）：由于资本主义商品不仅有其物质属性，还存在意识形态属性，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有必要在文化意识形态事业中对商品进行过滤——即“文化检视”（cultural screening）——这不仅不会阻止发展，反而能够基于现实主义原则，保证本土文化、传播和技术的良性发展。因此，承认基于发展中国家切身需要的文化审核机制十分必要（李彬，2013）。斯迈思（1994：222）还为此特别强调，“对于那些为特定国家制定发展方案的人们来说，一个首要的，同时也是终极的问题有待提出和回应，那就是‘什么类型的发展？为谁发展？何时发展？如何发展？’”。这里充分体现出斯迈思解读发展问题时的比较史视角，以及他对知识社会角色的关切。在斯迈思看来，发展不是基于普遍主义原则的制度重复，而是历史化、政治化和社会化的制度创造。
不仅如此，斯迈思还在《反思》中明确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UNESCO的报告其实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基于抽象逻辑的普遍主义传播政策规划当然必要，但现实社会是政治的，而非逻辑。斯迈思认为，各个国家有权根据自身的政治进程和价值观念，对普遍主义原则提出不同的解释，例如在中国，“传播研究”这一概念因为被人们普遍认为代表精英主义和异化，因而无法在实践中落地，中国农民实际上正在辩证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的“公社传播”问题（Smythe，1994：215-216）。
汪晖（2021）曾指出，在当代世界的跨体系社会，“文化必然是政治的”。但在冷战高潮的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激进论断在西方语境下显然不合时宜。在西方，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任何对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政治的理性辩护都是无法理解的：它一方面被视为对非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体制的辩护，另一方面又被理解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既有主流传播研究的挑战。如果说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强调知识生成的社会互动性和整体变动可能（陈力丹，陈辉，2017），我们恰好可以看到斯迈思在推动其传播理论转型时遭遇的社会互动“屏障”，这也可以解释何以斯迈思传播思想转型的中国问题线索，在西方传播思想史叙事中“失踪”：他不仅提出要提高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传播政策制定中的“声量”和“能见度”，提出“文化检视”等术语解释中国传播的执行逻辑，还在1978年IAMCR年会的政治经济学兴趣组会场上组织了一场争锋相对的线下“盲点辩论”（Meehan，2004）。当中国问题在其理论议程中上升为“中国时刻”的同时，斯迈思遭到了西方传播领域主流政商学界的一致排挤，并最终被踢除UNESCO全部活动（Smythe，2014：215）。
（三）从对象到坐标：中国问题在斯迈思传播思想中的角色
1971年5月17日，在斯迈思访华前与席勒的通信中，席勒特别提及了东方社会主义在西方传播学议题中的“失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昭示了中国在斯迈思思想转型中的反思性角色：
在我们谈论帝国主义的文化传播时，我认为一项极为讽刺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在此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我很好奇是否有人能够在以下事实之间建立联系：广播电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产生，前者疲于应对生存实际，以致于并没有考虑新媒体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当然，这并不代表为他们辩护。此外，消费者与市场在美国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联结，媒体甚至为此提供了系统化支持，但是社会主义者阵营对媒体支持的影响之甚远并不熟悉，也不感兴趣。反思才刚刚开始。
正如席勒在信中所言，西方批判传播领域的反思才刚刚开始。与其1973年以后其他的论著一样，从《反思》开始，我们能明显读出斯迈思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和理念的思考。其中，中国从支撑其立论的历史素材，逐渐演变为修正西方批判传播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中国首先是斯迈思建构传播理论的论述对象。作为其论述中国的早期文本，《反思》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论证，还基本停留在对现象的认知与转述，并没有基于理论本身的思考与演绎。例如，在论证发展中国家如何在道义价值、社会和传统观念，以及制度化的传播政策中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时，斯迈思强调传播政策不仅需要基于本土文化语境和社会传统，还需要被纳入“国家发展”这一更为宏观的、历史化的分析框架（Smythe，1994：221）。他在此特别引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主导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既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两者取其一（Smythe，1994：222）。
斯迈思认为，中国理念对《研究计划》的启示是，如何理解作为发展中国家之国策的“文化隐私”（cultural privacy）战略？对发达国家文化商品施行“防守检视”（protective screening）政策，与剥夺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共享世界普遍文化成果之权利的“孤立政策”（isolationist policy）之间的界线在哪里？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发展出一套自成一体的“文化检视”系统，人们不但无法享受到世界普遍文明的成果，还会被新殖民主义重新拖入全球秩序的底层，在社会阶级、政治和经济领域全面衰败（Smythe，1994：222）。
随着对中国问题思考的不断深入，新中国文化理论逐渐进入了斯迈思的知识视野，并发展出了“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想象。以当代学界最为熟知的受众商品论和“盲点辩论”为例，这一诞生自20世纪70年代末，强调媒体与传播物质性和社会化生产结构的批判传播理论论争，最开始并非停留在“抽象逻辑”层面对传播学基本范式和问题域的观念辨析，而是落地于“现实政治”层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偏向的实践批判，从思想上直接来源于斯迈思对毛泽东《矛盾论》的阐发（盛阳，2021a）。
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受众商品论最早由斯迈思1977年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中提出，并在其1981年发表的论文《论受众商品及其劳动》（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以下简称《劳动》）中得到完善。斯迈思引用《矛盾论》中“当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这句话（毛泽东，1991：326），提出应该从物质基础层面，重构对文化实践的理解。这体现了斯迈思对文化主观能动性理论的创造性解释。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学界的广泛热议。传播学者托马斯·古拜克（Thomas Guback）认为，《盲点》随后成为了斯迈思最广为讨论的代表作，其中受众商品论对受众—媒体关系的概念化处理，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Smythe，1994：263；盛阳，2021a）。
随着思考视角的转换，中国逐渐成为斯迈思反思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坐标。在《劳动》一文中，斯迈思首度创造性地提出，融合三项思想资源（历史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论哲学），在文化批判中建构传播唯物主义方法论。作为对既有批判传播理论的挑战，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与理念在这一知识建构中扮演了关键的坐标角色。斯迈思提出，正是由于意识到思想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思想既可能脱离实践，也可以为实践所用——是劳资权力斗争中的基本问题，并把握住了这一矛盾的实质，毛泽东与中国人民才能在社会文化领域取得惊人的成就（Smythe，1994：233）。
基于这一思想，斯迈思在《劳动》中提出，“传统的行为研究仅仅是一种轻描淡写（tangential）和自利，不涉及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复合矛盾辩证过程（the complex dialectical processes of contradictions）”，在北美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商品化社会过程中，公众与商品并非相互割裂（disconnected），而是相互联系（Smythe，2006：230）。大众媒体的首要产品是什么？斯迈思认为以往解释这一问题的全部理论都是唯心主义的主观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产品是信息（information）、资讯（message）、图像、意义，等等，但这些在斯迈思看来都是主观的精神实体（subjective mental entities），都是浮动的表象，与真实生活脱轨。“这当然不是说抽象的主观过程不真实”，但“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公众有一个必须从事的劳动，这才是传播的物质基础”（Smythe，2006：231），即实践意识和精神实体的物质基础。
《劳动》不仅作为理论基础，最早收录在斯迈思1981年关于加拿大媒体政治的成名作《依附之路》一书中，而且作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贡献，与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尔都塞、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西方重要思想家一道，被收录在Blackwell出版社2001年隆重推出、2006年再版的传播研究经典著作《媒介与文化研究：关键词》（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ds）中。主编米纳克什·杜伦（Meenakshi Durham）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在导读中提出，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不仅是对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体消费议题的“创新性概念重构”（innovative reconceptualization），这种概念重构更代表了一种“新的批判转向”（a new critical twist）（Smythe，2006，198）。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和理念对斯迈思反思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结构性启发。
四
想象中国：一场未完成的理论-实践对话
有别于西方主流理论研究将中国社会主义理念当做镜像、资源和素材，从而纳入到西方经典学科体系中展开探讨，斯迈思的传播思想转型，更像是一场开放的，汇集了西方理论、西方实践、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持续性对话。正如前文所述，如果中国可以被视为斯迈思传播思想转型的理论坐标，那么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的发生史中扮演了何种功能？
首先，中国问题促使斯迈思从“传播唯物主义”视角重新审视了西方批判传播学的理论教条。斯迈思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提出在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和理念，有助于挑战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媒体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盛阳，2021b）。他在《劳动》中提出，尽管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几乎都没有认识到广告、市场和大众传播的需求管理（demand-management）功能，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现象直到一战以后才变得更为明显。大众传播系统在此替代垄断资本主义行使职能。然而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旧假定，大众媒体主要产品是社会影响。斯迈思在此点名批判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威廉斯、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阿尔都塞，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克里夫·托马斯（Clive Thomas），指出他们表现为本质上的反历史主义（essentially a historical basis），而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彻底清算垄断资本主义中意识工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的历史唯物主义角色——即行使“需求管理”的基本职能（Smythe，2006：232）。
斯迈思特别提到雷蒙·威廉斯，认为他“对传播的看法比大多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现实主义，或许有必要单独评议”。威廉斯在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中将文化工业视为“必要物质生产”（necessary material production）。斯迈思（2006：232）认为，虽然威廉斯并没有把广告纳入其文化工业的分析范畴，对文化工业内部活动的界定也较为模糊，但他批判了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机械二分法，并论证这一理论传统源自普列汉诺夫（Plekhanov），而不是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是进步的。由此可见，斯迈思试图从基本范式和问题域两个方面，对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展开彻底解构。
其次，中国问题为发展建构性的批判传播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斯迈思受到毛泽东思想对文化主体性、阶级政治属性和社会建构性的启发，发展出了以识别劳动过程为线索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播学基本框架。他指出，商业大众媒体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首要功能是，为特定意识的生产设置议程，包括两个相互促进的目标：其一，运用“受众劳动力”（audience power）消化垄断资本主义大量出产的消费品和服务；其二，促进特定国家政权及其战略、策略和行动的合法化。在此，大众媒体的首要产品是“受众劳动力”。
其论战对手提出，所谓广告商购买的受众商品，更好的表述其实是“注意力”（attention）。斯迈思指出这种观点再一次陷入了唯心主义：“在我们当前最粗浅的讨论中，注意力看上去的确是被购买的商品。但在人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可以说雇主购买的既可以是‘劳动力’，也可以是‘灵活的动手能力以及发动机器的注意力’吗？”（Smythe，2006：254）由此可见，斯迈思对传播的政治经济过程的判断，不仅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并非将传播的劳动过程再次归类于玄学化的“精神实体”生产，而是讨论传播行动中谁是劳动的主体，谁是劳动的对象，谁是控制劳动的主体等等现实主义问题，显示出他对中国问题的建构性吸纳。
第三，中国问题正是斯迈思企图对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政治轨道展开重校的立论起点。探寻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思想结点是学科建制的基本议题（胡翼青，杨馨，2016；Fuchs，2012；邱林川，2018）。根据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的经典论断（2004），传播政治经济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明确转向马克思主义，艾琳·米汉（Eileen Meehan）同样观察到7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滑向所有权、市场结构、阶级等马克思主义议题（Meehan，2004）。也就是说，以斯迈思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直到此时才开始对当代资本主义媒介生产方式展开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批判。那么，斯迈思为何此时才开始重塑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什么契机使他从内部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传播领域的论辩传统？
正如瓦斯科（2014）指出，斯迈思其实早在1950-1960年代就已经发展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早期的方法论。例如其著名的论文《作为电视呈现的现实》（Reality as presented by television）就提出传播研究的统计学实证主义（Smythe，1954）。但是他在这一阶段并没有运用任何“激进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例如，斯迈思曾经研究电磁波谱分配的社会化过程，探讨传播政策如何组织传播机构，传播政策、传播机构和大众媒体如何展开互动，以此强调国家在传播资源分配中扮演企业利益的保护者这一角色。在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以及后来的托马斯·古拜克一道，在思想上承接了制度经济学，并受到当时学术思潮和时局变化的影响（Wasko，2004）。
如果将斯迈思对西方传播研究的理论思考和文化批判，放入他在20世纪70年代深入体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一段历史进程，就不难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传播实践等“地方性”事件在何种层面上成为了思想领域的“全球史”事件，并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建立了密切联系。而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理念的吸纳与借鉴，为斯迈思传播思想的“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直接提供了理论支撑。1972年7月27日，在其思想转型的关键时刻，斯迈思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多么美好的一年啊！在智利、中国、日本、匈牙利、英国和南斯拉夫呆了一到两个月不等的时间。正如事先预料，中国一月是这一年的高光时刻，大概也是我这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不仅如此，斯迈思甚至超越了在感性体验层面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试图在西方理论内部，建构一种中西对话的批判传播理论体系。正如他随后在信中所言：
等我把内容整理完毕，我希望能着手写一本书。书的基本框架是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中心主题将会围绕资本主义如何调用传播机构和政策这一问题展开，基于类似Baran-Sweezy等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或许可以依次探讨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南斯拉夫、匈牙利、智利、中国等国家的状况，从而依次解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转型的不同阶段和战略。
斯迈思在此处提及的著述计划，最终以《依附之路》一书成为了现实。已有研究指出，斯迈思正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辩论中，发展出受众商品论等传播理论，并且指出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何种程度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盛阳，2021b）。在这封信中，我们不仅可以更为深入地看到斯迈思理论转型的历史动因，甚至可以看到中国传播实践在斯迈思重回“唯物主义”过程中的理论角色：一方面，中国之行为他提供了一种在冷战西方语境下，重新思考线性史观的另类想象空间，即西方社会“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想象；另一方面，中国被斯迈思特别放置于思考和论述的终点，作为一种如林春所言的“历史共产主义”（historical communism）制度现实（Lin，2013：86），一种推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朝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最终形式，帮助他最终完成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体系建构，尽管这一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仍然以西方何去何从为论述起点。抛开斯迈思在其理论建构中体现的浪漫主义偏颇和以西方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局限，我们仍然可以直观地看出斯迈思走向唯物主义过程中的中国角色。
1983年，斯迈思与越南裔批判传播学者陈文廷（Tran Van Dinh）合作发表了论文《论批判与行政研究：一种新的批判分析》（On cr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a new critical analysis）。这篇讨论文本与意识形态的论文在开篇便再次引用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作为论述的哲学框架。在文中，两位作者不仅明确指出，北美传播研究对行政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不同选择，固然取决于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但更取决于研究者本身的意识形态立场（Smythe & Dinh，1983）。这再次印证了斯迈思对西方批判传播理论政治轨道转向的判断和期待，以及中国传播实践与理论在其中的框架作用。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探讨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政策和社会领域的理论转型。在这本著作中，“亚当·斯密在北京”是一个描述国家战略和理论转型的修辞和隐喻（阿里吉，2007/2009：7-8）。如果说阿里吉通过观察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化中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崛起是一种有别于西方霸权的更为复杂的路径，那么借斯迈思的话说，这一叙事依旧是并不完整的：它忽略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组织和国家发展中扮演的物质基础作用。在此，“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是考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传播实践更为贴切的历史线索。斯迈思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深入走访了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传播实践，而且与中国文化理论建立了文本与思想的互动。例如文化检视这一理念，就直接源自斯迈思在访华过程中，对中国国际传播制度如何有效地在冷战时期回应资本主义文化全球化问题的理论提炼。
如果说斯迈思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往何处去”等问题提供的是一种发展、动态、历史的解答，这一解答的立足点和理论意义则清晰、明确地建立在特定的时空视角。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中，斯迈思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和理论的想象与建构，不仅为重新打开西方传播理论的想象力提供了思想可能，也为我们从行动主义层面重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实践提供了思想坐标。作为一项开放性的、未完成的理论—实践对话，斯迈思在北京的观察、思考和实践，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重新打开对中国文化理论和传播实践的全球史叙事，提供了一种突破二元论叙事的思想启发。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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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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