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亲社会参与：概念、维度与测量——基于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交媒体用户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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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亲社会参与极具社会意义，但相较于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风险行为的研究热情，学术界对其还未有足够重视。要研究这一领域，首先应当明确如何从概念上去认识、理解，以及测度它。为此，本文设计了一个二阶段研究方案。首先通过网络文本采集与内容分析法，从行为表现视角来分析网络亲社会参与类别，从而解析用户参与内容，初步形成概念维度；其次引入量表开发的一般路径，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探索、验证概念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有效的测量工具。研究发现，网络亲社会参与是社交媒体用户在线参与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多维概念，它具有三个核心维度，包括“情感支持”“网络贡献”“爱心行动”，可以通过16个题项来实现有效测量。
黄丽娜，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YJC860015）。
一
一个新的概念：网络亲社会参与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网络亲社会参与已是当前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用户实践，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作用。作为一个学术议题，当前学界对此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更未直接将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明确提出。究其本质，网络亲社会参与既包含突发公共事件网络参与的内涵，同时还具有亲社会行为的“亲社会”特征，因而要界定这一概念必须从厘清以上两方面入手。
网络参与并非一个确定的概念，研究者们往往根据自身学科背景与研究领域而各有侧重地认识它。总体而言，其概念界定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类是个人领域的网络参与，包括用户个体在互联网平台上参与社会交往、自我呈现、信息搜寻等。相关研究聚焦于互联网的个人使用层面，侧重于用户个人与媒体或其它用户之间的在线交互。如Khan（2017）认为网络参与是指用户与媒体之间的持续交互。另一类则侧重于参与的公共性，主要指用户在线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包括公共议题参与、公共事务参与等。概念使用较为多样化，如“网络公共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公众参与”。杨成虎（2010）较早提出网络公众参与的概念，并指出公众以互联网为媒介，通过在线获取或发布信息、进行网上评论、网上讨论等活动，试图影响公共事务和政府政策的行为即网络公众参与。Warren等人（2014）提出的网络公众参与则泛指个体或群体使用社交媒体参与社会公共问题的一切行为，具体包括在网站上发布信息、参与网络讨论等。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一般从网络参与的公共性出发，将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参与界定为网络用户通过发布、转发、评论、互动等多种交互方式参与突发公共事件这一公共事务的行为（余来辉，2019）。在其维度上，国内外学者比较一致地将其划分为两类。一是网络表达参与，例如以在线发布、转发、评论的方式表达对公共事件的观点、态度，简单发布与公共事件或议题相关的信息等。二是网络行动参与，如在网络平台参与并组织讨论、发起主题活动，呼吁其他人在线讨论公共事件等（Warren et al.，2014）。
可见，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参与概念限定了用户参与活动的主要方式、维度、目标等内容，但并未明确其价值取向和属性。但事实上，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参与丰富而多样，且涉及多种价值取向，其中区别最为明显的就是亲社会与反社会取向。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看来，亲社会取向即是符合社会价值目标、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的，而反社会取向则是与之截然相反的、有损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正是基于从行为取向的视角去关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参与中，那些具有亲社会特质的类型，本文提出了网络亲社会参与的概念。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价值属性，我们进一步对“亲社会”含义进行了梳理和辨析。
“亲社会”是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中的一个行为限定词。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亲社会行为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Wispe，1972；Barrett & Yarrow，1977）。美国学者威斯伯（L. G. Wispe）将其描述为那些与破坏、攻击等相对立的行为，诸如同情、分享、帮助、慈善、捐赠、救灾乃至自我牺牲等（Wispe，1972）。虽然具体行为表现各异，但使他人或社会获益是统一的其宗旨和目的。其余学者大多也以此为出发点开始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Aronson，2004：358），倾向于强调亲社会行为使他人获益的动机。而另一类对亲社会行为的界定则倾向于着重关注行为结果的价值意义。如寇彧（2006）认为亲社会行为主要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友好积极的行为，其特点是使他人乃至整个群体获益。《心理学大辞典》中将该概念定义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谦让、帮助、合作、共享等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朱智贤，1989：493）。因此，“亲社会”是从动机或行为结果上对行为价值取向进行的限定，“使他人乃至整个群体获益”“积极”“有利于他人和社会”是其核心特征，其表现形式往往与关心、分享、帮助他人相关。然而，除此以外，英文中的“prosocial”还有“忠实（或拘泥）于既定的社会规则或道德准则的”含义。如Piliavin等人（1981：4）特别强调：“亲社会行为是由社会所限定的，一般是指有益于他人和当前社会系统的行为。”即是说，“亲社会”除“积极”“有利于他人和社会”外，还受到既定社会规范、环境乃至发生情境的影响。
根据对网络参与和亲社会概念的梳理，本文所谓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内涵变得更加明晰。它指个人用户通过发布、转发、评论、互动等多种方式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时，所涉及的那些由社会所限定的，能够使他人乃至整个群体获益的友好、积极的参与类型。根据网络参与的维度划分，本文认为网络亲社会参与大体上也涉及亲社会网络表达和亲社会网络行动两类。前者指突发公共事件中能使他人乃至整个群体获益的友好的、积极的在线信息表达，如表达关心、同情他人，传递正能量信息等。后者指能够使他人乃至整个群体获益的在线积极行动，如在网络平台发动在线捐款、呼吁人们遵守社会规则等。
这里之所以明确“由社会所限定”，即认可“亲社会”本身受既定社会规范及环境影响的观点（Piliavin et al.，1981：4）。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探讨网络亲社会参与也理应根植于当前中国社会环境去认识这一概念的独特性，除了标明“能够使他人或社会获益”这一结果外，还应符合当前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具有中国社会广泛认可的积极、友好的特质。这样一来，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对立面，即网络反社会参与更易被识别。诸如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用户通过各类互动方式而进行的网络谩骂、网络攻击性行为、网络传谣等，这类网络行为与“亲社会”的积极性、友好型形成鲜明对比。虽然这些行为也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正向结果，但其行为本身在既定的社会规范中是具有消极特征的。
二
如何解构概念：二阶段研究方案设计
根据概念梳理，本文逐步明确了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内涵，初步指出涉及亲社会网络表达参与和亲社会网络行动参与。但碍于“由社会所限定”的特性，网络亲社会表达和行动在不同情境中也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那么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环境中，亲社会参与涉及哪些具体的表达和行动类型，其表现又如何？这需要针对实际案例和一手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得出结论，也是我们进一步明确概念内涵，并将其操作化的关键。
一般而言，从行为表现视角来解构相关概念，从而构造概念维度，进而对行为进行有效测量，这是行为研究的主流研究路径。本研究亦遵循这一路径，试图对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具体类别表现进行解构，从行为表现与结构视角来探究亲社会参与的构成维度。具体而言，本研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目的在于准确地描述参与行为表现与概念维度，第二阶段的目的在于科学验证概念维度与形成测量工具。
第一阶段以描述参与行为、表现及维度为主要目标。具体通过对实际案例中用户数据展开分析，描述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外在表现，并凝练其类别维度。之所以选择用户数据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亲社会参与本质上是网络参与，其参与形式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在线文本的发布、转发、评论来实现，因此无论是网络表达参与还是网络行动参与，都能以网络文本数据的形式记录并反映出来。首先，网络表达参与以“信息发布和意见表达”为外在表现，因而直接以网络文本形式呈现，通过对网络文本的编码可以提炼出具体的亲社会网络表达的具体类型。其次，网络行动参与的外在表现亦为“在线参与并组织讨论、发起活动、呼吁参与讨论”等，主要参与途径仍以“信息的发布、转发、评论”为主，很大程度上也可通过对在线内容中的隐含信息进行编码而发掘。而本身内容分析法也并非简单的词句统计，而是可以揭示本文中隐性的行为事实和内容。正因如此，近来在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领域都有广泛应用，研究者通过对网络文本数据开展内容分析以挖掘和评估互联网用户参与行为（曾润喜，魏冯，2016；宗乾进，杨淑芳，谌莹，沈洪洲，2017；Didegah & Thelwall，2018）。
第二阶段以验证概念结构与形成测量工具为目标。按照社会科学行为测量之量表开发的一般步骤，对网络亲社会参与的维度进行验证，以提高研究效度的同时，为准确测量突发公共事件用户亲社会参与形成一个具有信度与效度的测量工具。具体而言，首先结合已有文献对第一阶段研究中得到的亲社会参与行为表现进行整理，形成量表的初始项目，其次通过两轮问卷调查、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网络亲社会参与的概念结构维度，形成最终的测量工具。
三
网络亲社会参与的行为表现与构成维度
（一）方法与数据来源
网络亲社会参与考察的是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用户参与。“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突发的一起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社交媒体用户在该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参与度空前。因而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的亲社会参与能够反映并涵盖用户亲社会参与的主要类型。在研究平台上，本文选择典型社交应用微博，并以2020年1月20日至2月23日这个区间作为研究的目标时间段。该时间段是疫情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用户在线表达和网络行动最为热烈的时期。结合研究目的，以“新冠肺炎”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然后采用Python开源工具，进行数据抓取。为了降低数据量过大会对后续内容分析带来的难度，本文通过随机抽样，每天抓取当日微博搜索结果前25页。在剔除重复信息、广告信息和蹭热度的无效信息，以及不属于个人用户的数据后，最终得到有效数据共计9285条，所采集数据不涉及个人隐私信息。
类目构建的方法不一，在研究概念本身缺乏丰富理论参考的情形下，本研究以概念分析中得到的亲社会网络表达参与和亲社会网络行动参与作为初级分类依据，细分类目则由一手资料编码实现。先通过开放式编码的过程，形成表征亲社会参与具体表现的末级类目，再自下而上对一手数据的编码所形成的末级类目进行归纳，形成上一级类目。在正式编码前，根据Scott的π值计算公式，计算出两个编码员的编码信度分别为0.88、0.80、0.84，编码员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二）初级编码：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具体表现
内容分析法可以将大量的内容分成意思相近的、可以统计的子类，而这些子类既可以表达直观的含义，也可以用于隐含意义的推断（Weber，1990）。本文先随机抽取20%的分析单元进行内容文本的开放式编码，以形成初始类目。初级编码是本文从内容文本中获取行为信息的关键环节，主要以亲社会参与定义为依据，通过对内容的阅读来进行隐含意义的推断，以发现用户亲社会参与行为表现。而这些隐含的行为意义须是易于理解、评价并归类的。
诸如：微博内容“最近听到太多不好的消息了，希望两个支援的医生朋友能扛过去，今晚一定要扛过来，家人都在等你们回去，希望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能安康。”，主要是用户通过微博明确表达对他人情绪和处境的关心，编码时根据其意义将其归类为“表达对他人的关心”。微博内容“最近看了不少报道和资料，总结了几个很好做到的点：1.口罩一定要戴！2.外出回来一定要勤洗手！3.健康饮食、作息、运动提高免疫力！抵抗力高，就不容易被感染！”，据其内容可归为“提醒他人重视、做好防控、遵守防控规定”。微博内容“#天使加油站#希望在大大的世界里，付出一点点温暖。我在抗新冠肺炎天使加油站计划项目捐款成功！”，主要是转发捐款通道和个人参与线上捐款的信息，因而可归类为“发起或参与在线捐赠活动”。根据这样的行为识别和归类方法，在20%的微博内容中，本文提取了20个具体参与表现。
通过初级编码过程形成初始类目后，由研究者与编码员共同讨论这些初始类目，经过进一步筛选、合并同类项之后形成正式初级类目。讨论的焦点围绕两个方面，一是该编码结果所表征的行为是否能够体现亲社会参与的特征、是否具有亲社会行为的性质？二是该编码结果所表征的行为是否具有相对普遍性，是否又在多次编码中遇到同样的行为类型？经过讨论后所确定的编码类别应满足以上两方面的要求。在后续编码过程中，如果遇到超越该类目的类型，则由研究者与编码员再一次讨论之后新建类目进行编码。
本文根据以上编码思路完成了剩余80%的数据的编码工作。在最终形成的末级类目中，主要包括20类具体的亲社会参与行为类型：（1）为他人祈福、祝愿；（2）向事件中的人表达哀悼；（3）向他人表达感谢；（4）赞扬、致敬事件中的人或行为；（5）表达对他人的关心；（6）加油、鼓气、鼓舞信心；（7）同情事件中的人；（8）安慰他人或安抚情绪；（9）告知相关信息，如事件动态、就诊信息、交通信息；（10）提醒他人重视、做好防控、遵守防控规定；（11）分享与事件相关的科普知识；（12）辟谣；（13）回答他人提问；（14）告诫、警示违规、不良行为；（15）协助转发官方发布的寻人信息；（16）发布或转发与事件相关的行动指南；（17）呼吁共同抗击疫情或其它有助于事件发展的行为；（18）向他人或社会建言；（19）发起或参与线上救助行动；（20）发起与参与线上捐赠行动。
（三）主题提取：网络亲社会参与类别
按照概念归纳的编码思路，根据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内涵和特征将这20类具体行为进一步提炼。诸如“为他人祈福、祝愿”“向事件中的人表达哀悼”“向他人表达感谢”“赞扬、致敬事件中的人或行为”主要是通过在线参与的方式向他人表达善意，因此进一步归类为“表达善意”三级类目。“告知事件相关信息”“协助转发官方发布的寻人信息”“发布或转发与事件相关的应对指南”属于通过在线平台告知他人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归为“告知信息”三级类目。如此得到8个三级类目，分别是表达善意、心理支持、告知信息、提醒注意、知识贡献、呼吁告诫、救助相关、捐赠相关。
由于表达善意和心理支持主要涉及用户个人对公共事件中其他人的情感表达，对他人的鼓励、同情和关心等内容，因此将其归为情感支持。告知信息、提醒注意、知识贡献、呼吁告诫则主要是用户在公共事件中以知识生产或信息传播的形式对他人进行告知提醒、分享知识等，因此将其综合归为网络贡献。救助相关和捐赠相关主要包含的是用户参与或发起的爱心接力等活动，因而将其归为爱心行动。最终得到亲社会参与的3类行为类别。对比前文对表达参与和行动参与的定义，情感支持属于典型的在线表达类型，因此将其归属为亲社会网络表达参与，而网络贡献和爱心行动则属于积极网络行动，本文将其归为亲社会网络行动参与，由此形成了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分类系统。分类系统及其具体行为描述和编码规则如表1所示。
首先是亲社会网络表达，主要是情感支持，包括（1）至（8）。这类行为所表现的是在公共事件中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向他人表达善意，或为他人加油、鼓气，安慰、同情、关心他人，侧重于通过话语表达来实现对他人心理或情感层面的支持。值得说明的是，这类似于社会支持中的情感支持的内涵，但关注的行为对象不同。社会支持指当人们需要依靠时，有人存在并可以给予我们关怀、爱以及尊重（Sarason，Levine，Basham & Sarason，1983）。因此，可以看出，社会支持概念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网络中对情感支持以及其它工具支持的获取或者自我感知，是从支持客体，即支持获得者视角去探讨支持的获取或主观感知。本文对亲社会参与行为的主题提取时所指称的情感支持主要只是用户对他人情感支持的给予，是对情感支持主体行为取向的认知。
其次，网络亲社会行动涉及网络贡献和爱心行动两类。网络贡献指社交媒体用户在公共事件中以分享信息和知识的形式在线作出的贡献，包括信息告知、提醒注意、知识分享、呼吁告诫，如（9）至（18）。爱心行动指社交媒体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或参与的救助行动与捐赠行动，主要包括发起救助通道、协助官方或媒体救助通道的扩散，转发救助信息、参与社交平台救助话题的讨论、个人发起或组织线上捐赠活动、参与组织或转发政府、媒体、以及公众人物发起的线上捐赠活动，转发与扩散个人、医院向社会发布的求助捐赠的信息，直接通过平台进行捐赠，或者表达捐赠意愿等，如（19）、（20）。
（四）量化统计：网络亲社会参与类别分布
根据对编码结果的统计分析，本文所采集的样本微博内容中，不属于任何一类亲社会参与行为的共计4769条，占比51%，这部分信息包括单纯新闻动态转发、个人信息披露、与他人在线争论、个人要求或意见表达、个人感触、询问与事件相关动态、表达对组织机构或专家群体不满与质疑、愤怒与恐慌等负面情绪表达、网络漫骂、网络攻击、或已被官方辟谣的网络谣言信息等。体现亲社会参与的微博占49%，共计4516条，其中属于情感支持的微博共计2026条，属于网络贡献的微博共计2171条，与爱心行动相关的微博共计319条。
结果表明，一方面，在公共事件中亲社会参与的确是网络参与的重要内容，用户正普遍地以亲社会行为的方式参与到公共事件之中，这可能会促成一场积极行为的接力赛以促进危机情境下他人或社会的福祉的提升，同时也可能对社交媒体用户个体本身产生积极的心理调适。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已成为亲社会参与的主要场域，社交媒体所带来的这种积极行为效应可能在促进公共事件良性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网络亲社会参与的三种具体类别，用户在情感支持、网络贡献、爱心行动上的参与程度存在差异。其中，网络贡献占48%，情感支持占45%，爱心行动占7%。从统计数据来看，爱心行动类亲社会参与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微博内容在反映线上捐赠行为上存在一定困难。微博用户参与线上捐赠主要集中在“微公益”平台，只有参与捐赠并在个人微博上发文呈现其捐赠行为的才可能被本文在数据采集时检索到。这也是本文通过对微博文本进行编码与统计来呈现亲社会参与行为类别在数量上存在的局限性，但这并不阻碍我们认识包括“在线捐赠”类的爱心行动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媒体用户亲社会参与的一部分。
四
网络亲社会参与的三维构成验证
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明确了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具体表现与类别，这表明网络亲社会参与可能是一个多因素结构的构念，其主要构成框架如图3。研究与概念界定中我们根据现有文献作出的分类初步符合。在理论上，前文根据文献梳理将网络亲社会参与分为亲社会表达参与、亲社会行动参与两类。在实际研究中得到了具体的参与类别与理论相符合，其中情感支持属于表达参与，网络贡献、爱心行动属于行动参与。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从而实现对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准确测度，本文拟按照社会科学行为测量之量表开发的一般步骤，对概念维度进行验证。
（一）初始题项的形成
根据Churchill（1979）等人的建议，首先应生成相关概念不同维度的测量题项，并考察其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初始题项的开发主要基于前文内容分析的结果与已有文献中的相关测量项目。通过前文对样本微博文本的编码，分别提炼出的20个具体行为类别。本文将这些具体行为更改表述方式，经过整理、合并后作为量表的备选题项，共计20个备选题项。然后，通过参考现有的网络亲社会行为、网络利他行为相关量表及其表述方式进一步对题项进行补充、修改、对表述方式进一步完善，最后得到28个备选题项。邀请两位传播学专业的博士、四位传播学、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组成讨论小组，分别对文献和案例编码中确定的28个备选题项进行讨论、修正、合并与剔除。再次重新邀请一位传播学专业副教授、两位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方向博士研究生评价其内容效度。通过解释每个维度所代表的内涵，请讨论组查看各维度下包含的题项，并判断题项是否属于并能够反映对应维度，最后保留22个题项。
（二）因子探索：网络亲社会参与的构成维度
1.第一次问卷调查
自我评价的问卷调查是亲社会行为测量的主要方法。为了获得探索性因子分析所需数据，研究者在2020年6月进行了第一次调查。调查采取网络问卷的方法，通过腾讯问卷提供的“回答小组”样本服务进行。根据网民构成的统计结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0），本文以18岁以上，40岁以下的用户为调查对象。因此，抽样总体来源于腾讯问卷样本库的网络用户。在问卷录入到该平台后，平台经过筛选符合年龄要求的样本，通过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将问卷推送给目标被试。经过一轮投放后，共获得有效问卷332份，样本信息如表3所示。样本结构在性别比例、年龄比例、城乡比例方面基本符合我国网民结构，在社交媒体使用上符合本研究对样本要求具有一定的社交媒体使用经验的要求，且覆盖当热门的社交应用。
2.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量化手段进一步探索网络亲社会参与的主要维度，并检验相关题项与维度之间的适配性。通过SPSS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取主成分法抽取因子，因子载荷量以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来确定。
在经过两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4及与0.4非常接近的题项，删除在两个因子上的因子载荷较为接近的题项后，本文进行了第三次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进行KMO和球形检验。结果显示，采样充足度KMO值为0.903，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159.82，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而采用主成分法和正交旋转方法，旋转在8次迭代后收敛，最后得到3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可解释方差累计67.143%，符合大于50%的要求。3个因子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探索得到的第一个公因子所包含的内容主要体现用户通过社交媒体信息发布或传播的形式在线贡献个人的知识和观点，和对他人进行告知提醒，包括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他人提供建议、重要信息告知他人、提醒他人注意，以及协助官方扩散重要信息等，表现的是用户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在线对他人提供的信息支持。第二个公因子所含项目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用户通过社交媒体以情感表达的方式在线给予他人认可、鼓励、关心、安慰、激励等支持。第三个公因子所包含的内容则体现的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参与或发起的与在线救助、在线捐助相关的爱心行动。
通过与内容分析的结论进行对比，本文将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情感支持、网络贡献、爱心行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论与前文内容分析得到的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具体类别结论相符合。这表明网络贡献与爱心行动虽然同属于亲社会行动参与，但其内部特征存在一定差异性，如网络贡献以贡献知识、信息，呼吁告诫这类积极行动为主，而爱心行动则主要指在线发起救助和捐赠行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以具体类别进行区分的三维度结构相比概念分析中得到的二维结构更适合网络亲社会参与这一概念。为了验证这一结论，本文将进一步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三）因子验证：网络亲社会参与的三维结构
1.第2次问卷调查
验证性因子分析所需的数据仍然采取自我评价调查来收集。测量工具采取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后最终得到的16个题项。问卷的发放时间在2020年7月，发放方式一是通过腾讯问卷提供的“回答小组”样本服务项目进行，具体抽样方法和投放过程与第一次调查相同。发放方式二通过微博平台发放，主要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在研究团队成员的微博账号上通过私信向各自的社交好友转发问卷链接，并请求其再次通过社交平台转发。最终，获得有效调查样本共计443份，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
2.因子模型验证
本研究同时构建了亲社会参与的单因素模型、两因素模型，并将其与三因素模型作为竞争模型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中单因素结构将所有题项视为同一因素，不再区分因子结构；二因素模型根据理论文献（Warren，Sulaiman & Jaafar，2014）和前文分析结果，将情感支持作为亲社会表达参与因子，网络贡献、爱心行动作为亲社会行动参与因子。采用Amos软件分别对不同上述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各模型与调查数据的拟合指标如表6所示：
本文遵循CFA的一般范式，在绝对适配度指标中，以常规化卡方值x2\df（卡方自由度比）、拟合指数GFI、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残差均方根RMR，增值适配度中的正规拟合指数NFI、比较拟合指数CFI，以及简约适配度中简约拟合指数PGFI作为评价指标来对各个竞争模型进行拟合度评价。研究者建议x2\df等于3或者更小表示模型适配度较佳，RMSEA小于0.08表示好的拟合，RMR越接近0越佳，CFI、NFI、GFI一般以0.90位临界值，越接近1越佳，PGFI数值越大，表示简约性越佳，即模型越简单。
通过表6可见，三因素模型、二因素模型、单因素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分别为1.95、2.797、3.576，其中二因素模型、三因素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三个模型的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分别为0.050、0.071、0.084，除单因素模型外，其余两个模型符合RMSEA小于0.08的拟合度要求。从拟合指数GFI、正规拟合指数NFI、比较拟合指数CFI来看，只有三因素模型的值全部大于0.9。总体而言，三因素模型与数据均有较好的适配度，三者比较，三因素模型在各项指标上优于其他模型。
三因素模型标准化估计结果显示，情感支持的因子载荷量在0.69到0.71之间，均大于0.5。网络贡献维度的因子载荷量再0.69与0.73之间。爱心行动维度的因子载荷量在0.65到0.81之间，均大于0.5。说明所有测量题项能够较好地反映各自所属的因素构念。总体而言，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内容分析得到的结果吻合，但相比文献分析中得到的二因子结构，以亲社会参与具体类别划分的三因子结构更适合网络亲社会参与构念的测量。
五
结论与讨论：
概念再明确与测量工具的形成
本文根植于中国的社交媒体环境，通过对典型公共事件中社交媒体用户数据展开内容分析，描述了网络亲社会参与的具体表现与类别。并进一步根据行为表现的概念研究思路，提出、界定并测量了网络亲社会参与这一概念，研究得出结论：网络亲社会参与是一个具有三个核心维度的概念，具体包括“情感支持”“网络贡献”“爱心行动”，可以通过16个题项来实现有效测量。
（一）网络亲社会参与是用户在线参与的重要内容，其表现涉及20类，可归纳为情感支持、网络贡献、爱心行动
本文通过抓取典型公共事件中典型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在线发布的微博文本，采取内容分析法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构建分析类目并对抓取到的微博数据进行内容分析，明确了亲社会参与的具体表现。研究发现网络亲社会参与涉及20种主要的具体类型。本文按照概念归纳的编码思路，根据不同行为的内涵和特征进行进一步提炼，最后得到情感支持、网络贡献、爱心行动三个亲社会参与行为类别。情感支持属于亲社会网络表达参与，网络贡献和爱心行动属于亲社会网络行动参与。统计结果显示，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涉及亲社会参与的微博共计4516条，占样本总量的48%。这表明，网络亲社会参与的确是社交媒体用户在线参与的重要内容，用户正以亲社会的方式通过社交媒体等互联网渠道参与到公共事件中去，这可能会促成一场积极行为的接力赛以促进危机情境下他人或社会福祉的提升，成为一种亲社会的“黏合剂”。同时，也可能对用户个体本身产生积极的心理调适。此外，社交媒体已成为网络亲社会参与的主要空间，它所带来的这种积极效应可能在促进公共事件良性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概念再明确：网络亲社会参与是一个具有三个核心维度的概念
理论上网络亲社会参与包含表达参与和行动参与两类，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与之吻合，相比之下以具体参与类别划分的三因子结构更加符合亲社会参与的内涵结构。据此本文进一步对网络亲社会参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网络亲社会参与指个人用户通过发布、转发、评论、互动等多种方式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时，所采取的那些由社会所限定的能够使他人乃至整个群体获益的友好、积极行为，主要有情感支持、网络贡献、爱心行动三类。这一定义包含几层含义，首先，网络亲社会参与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其次，行为主体是网络个人用户；再次，行为范围是互联网在线环境；第四，行为途径是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的诸如发布、评论、转发、微捐款等各种互动参与功能；第五，行为目的是为了降低突发公共事件对他人或群体的负面影响，并使他人乃至社会获益；第六，行为本身既具有积极、友好、利他的亲社会特性。
回到本文对网络亲社会参与的界定时所指出的，“亲社会”既指有益于社会，也包含着由社会所限定，符合特定社会准则和道德规则的意思。在中国社会，以“有益于他人和社会”为主要特征的“亲社会行为”是被极力宣扬的。从小我们便开始接受要关心他人，乐于分享，助人为乐，乐于贡献，慷慨解囊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这是中国文化中备受认可的道德品质，也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在互联网环境中同样如此。
本文最终得到的网络亲社会参与的三个维度：情感支持、网络贡献、爱心行动。其中情感支持指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在线给予他人认可、鼓励、关心、安慰、激励等心理上的支持行为或表达善意。网络贡献指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在线参与的方式贡献个人所掌握的信息、知识和见解，包括告知信息、提醒注意、知识贡献、呼吁告诫。爱心行指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参与或发起的在线救助、在线捐助相关的慈善行动。这三个维度与中国社会文化中所支持和宣扬的“善”有着较强的勾连，所涉及的行为表现符合当前社会道德准则与社会共享共同的价值观念。
（三）网络亲社会参与测量工具的形成
根据本文对亲社会参与结构维度的验证分析，本文不仅验证了内容分析中所得到的亲社会参与两大类所包含的3个具体维度，同时通过初始题项、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的过程，最终还得到了一个包含3个核心维度，16个题项的测量量表。
为了确保量表质量，本文计算了量表的信度与效度。首先通过克朗巴哈系数以及在潜变量的构念信度即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来衡量其信度。情感支持、网络贡献、爱心行动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0.812、0.842、0.871，总量表的信度系数为9.02，均大于0.7的建议值。CR值分别为0.834、0.858、0.857，指标符合大于0.7建议值的要求（吴明隆，2013：62）。聚敛效度一般以因子载荷量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来进行衡量（吴明隆，2013：61）。结果表明各维因子载荷在0.69至0.81之间，符合因子载荷量应大于0.5的要求，AVE分别为0.513、0.514、0.547，均大于0.5，说明测量工具具有较好的效度。针对该测量结构的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显示，这个包含三维度16个测项的量表能够比较可靠、有效地对亲社会参与进行测量。
（四）本文局限性
至此，本文通过基于社交媒体用户行为数据的内容分析法与基于调查研究的实证检验完成了网络亲社会参与的研究工作，既明确了网络亲社会参与这一复杂构念的结构维度，清晰地呈现了其具体行为表现，同时还为后续研究的正常进行准备了一个可供使用的概念测量工具。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当其冲的是，本文通过对网络文本数据进行采集，并采取内容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来考察互联网用户行为，虽然有不少文献支持这一做法，但本文并不能完全反映行为。只是在该问题的研究中，相比以研究者为导向的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本研究在适用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其次，由于数据采集权限等问题，本文主要选择的是具体典型事件中微博平台的用户参与数据，但事实上微信以及其他网络应用也是重要的用户参与渠道，其中也存在着大量能够反映用户行为的数据，这些数据中可能包含着超过本文通过微博所获取到的亲社会参与行为类型。再次，本文以“新冠肺炎”这一典型突发公共事件进行研究，但突发公共事件本身根据其性质、诱因、危害程度等不同也可划分为不同类型，那么不同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亲社会参与行为可能也存在一定差异性，这一点本研究中并没有涉及，未来研究则可进一步将其进行细分之后，进行探讨以提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8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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