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获取及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基于拓展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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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信息获取是个体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构建了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拓展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并应用这一模型，通过对我国440位调查对象的问卷调查，对其社交媒体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获取与行为意向及其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中，个体的涉入认知和约束认知能够预测其情境动机，情境动机与参考标准分别可以预测其信息获取的每个维度，即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作为新引入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的前因，健康意识这一外生变量可以预测个体的问题认知、涉入认知、约束认知、情境动机以及信息注意。作为信息获取的结果，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可以预测个体产生的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刘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姜晓源，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邵静怡，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1CDJSKJC35和2021CDSKXYXW008）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新冠肺炎疫情于2020年1月30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2020）。面对这一特殊情境，人们需要获取更多高质量的信息来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引起的应激反应（秦启文，周永康，2006；Masip et al.，2020），否则这些负面情绪会迅速蔓延，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造成危害。
然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使社会结构变得不利于信息的自由流动（Tai & Sun，2007），面对这一情况，除传统媒体外，具有开放性等特征的社交媒体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Tang，Zhang & Li，2021；Tsao et al.，2021）。本研究将结合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基于构建的拓展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situational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来对社交媒体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获取的影响因素及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进行考察。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两大方面：第一，拓展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一是拓展了该理论模型的前因，引入健康意识作为问题解决情境理论的外生变量；二是拓展了该理论模型的结果，探讨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对人们后续行为意向的影响。第二，拓展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的应用。一是拓展了该理论的应用情境，将其应用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是检验了该理论的跨文化适用性，将其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应用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
二
文献综述
（一）问题解决情境理论
Grunig （1997：10）提出并修正了公众情境理论（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着重探讨公共关系议题中公众的传播行为。公众情境理论主要通过问题认知、涉入认知、约束认知三个概念来解释和预测公众的传播行为。具体而言，如果人们感知到问题存在、问题与自身相关、解决问题的障碍较少，那么他们就越会进行信息搜寻和信息处理。虽然公众情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众认知与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被广泛应用于公关领域，但是该理论仍存在诸如相关概念定义模糊、理论解释力不强等不足（Kim & Grunig，2011；Sriramesh，Moghan & Wei， 2007）。
鉴于此，Kim和Grunig（2011）在公众情境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淡化了公众情境而强调问题解决，将传播行为视作个体解决问题的重要机制，旨在解释和预测人们在问题解决情境中的传播行为。该理论不仅对问题认知、涉入认知和约束认知三个问题情境感知概念进行了更加清晰的定义，而且引入了情境动机概念并恢复了早期公众情境理论中的参考标准概念以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人们的传播行为。
引入解决问题的情境动机概念是问题解决情境理论的一大发展，它指个体对特定问题情境的好奇、思考以及希望对问题情境有更多理解，并尝试努力解决问题的一种状态（Kim & Grunig，2011）。情境动机受到问题认知、涉入认知的影响，个体的问题认知、涉入认知与解决问题的情境动机正相关（Kim & Grunig，2011）。已有研究发现，当个体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出现，并对自身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时，其解决问题的情境动机就会增强（Chon & Park，2021）。
此外，情境动机还受到个体约束认知的影响，约束认知指与情境动机负相关（Kim & Grunig， 2011）。已有研究发现，在公共卫生危机问题情境中，如果个体感知到的障碍越多，其解决公共卫生危机问题的情境动机就越低（Chon & Park，2021）。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个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认知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情境动机正相关。
H1b：个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入认知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情境动机正相关。
H1c：个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约束认知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情境动机负相关。
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人们通常对事件发展情况与后果不甚了解（Avery，2017），出于现实情况的客观需要和特殊时期的心理需要，他们倾向于通过获取足量信息来减少不确定性（Babrow & Kline，2000）以缓解消极情绪，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健康威胁（Bento et al.，2020；So，2013），进而尽量降低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Pan，Cui & Qian，2020；Yang & Hsieh，2013）。
问题解决情境理论强调情境动机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体的情境动机与其信息获取行为正相关（Kim & Grunig，2011）。在公共卫生危机问题情境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即个体越倾向于解决公共卫生危机问题，就越会通过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来获取更多相关信息（Chon & Park，2021）。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人们需要获取更多相关信息以促进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解决。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个体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情境动机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搜寻正相关。
H2b：个体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情境动机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注意正相关。
此外，恢复参考标准概念是问题解决情境理论的另一发展，它指任何影响解决问题方式的知识或主观判断（Kim，2006）。参考标准原本被包含在早期的公众情境理论中，但因其未能预测公众行为而被放弃（Grunig，1997：10），然而后续一些学者强调参考标准在解释公众行为方面的作用（Sriramesh，Moghan & Wei，2007），因此Kim和Grunig（2011）将参考标准重新恢复到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中，并且认为参考标准与公众的传播行为正相关。作为认知因素，参考标准对个体的信息获取行为具有积极作用，即如果个体在过往的知识或经验中有一个参照系，那么他们通常更有可能进行信息获取行为（Kim & Grunig，2011；Kim，Ni，Kim & Kim，2012）。比如，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参考标准会促使其获取网络健康信息（Shen，Xu & Wang，2019）。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中，参考标准具体指个体所具备的有关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知识和经验，我们预测，其也会促进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获取行为。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个体具备的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参考标准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搜寻正相关。
H3b：个体具备的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参考标准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注意正相关。
（二）健康意识
健康意识指个体关心或关注自己健康的程度（Gould，1990），能够预测人们对健康信息的搜寻和处理（Dutta-Bergman，2005），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中，高健康意识水平者会更加积极地解决健康问题（Oh，Lauckner，Boehmer，Fewins-Bliss & Li，2013），因而健康意识不仅可用于预测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获取，还可以作为促进传播行为的情境动机的前因。因此，本研究将健康意识概念作为问题认知、涉入认知、约束认知、情境动机以及信息获取的影响因素引入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框架，考察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中，健康意识对个体认知和信息获取行为的影响。
健康意识作为一种激励力量，会使个体更加关注自身健康状况（Iversen & Kraft，2006），同时对自己的健康负责（Hong，2011）。对健康危害或威胁的高敏感性是高健康意识水平者的主要特征（Kraft & Goodell，1993），Moorman与Matulich（1993）的研究发现，高健康意识水平者更倾向于积极面对健康威胁，并通过采取促进健康的行为来应对健康问题。此外，高健康意识水平者往往对健康持积极态度（Kraft & Goodell，1993），会始终如一地参与到与健康促进相关的活动中（Dutta-Bergman，2005），因而与低健康意识水平者相比，他们在意识到健康问题出现且与自身相关时，不但不易受到现实障碍的束缚，甚至会表现出对问题解决更为乐观的态度（Kraft & Goodell，1993）。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a：个体的健康意识水平与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认知正相关。
H4b：个体的健康意识水平与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入认知正相关。
H4c：个体的健康意识水平与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约束认知负相关。
如前所述，那些越关注自身健康状况的个体，不仅更易感知到健康威胁的存在，而且更会秉持着积极态度促进健康威胁的解决，因而其解决问题的情境动机越高。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个体的健康意识水平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情境动机正相关。
此外，有研究发现，与低健康意识水平者相比，高健康意识水平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更为强烈（Oh，Lauckner，Boehmer，Fewins-Bliss & Li，2013），因而其更有可能承担管理自身健康的责任，也更有可能参与到保障与改善自身健康状况的活动中去（Basu & Dutta，2008）。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6a：个体的健康意识水平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搜寻正相关。
H6b：个体的健康意识水平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注意正相关。
（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
文化背景是规范和引导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它通过塑造并激活价值观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行为（李锐，凌文辁，柳士顺，2012），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描述文化背景差异的基础因素（Triandis，1995：2），会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体的心理变化（Germani，Buratta，Delvecchio & Mazzeschi，2020；Kim，Sherman & Updegraff，2016）。相较于个人主义侧重将个人需求置于群体需求之上，集体主义则重视个人与他人的相互依存性，优先考虑个人在群体中的社会角色，并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Hofstede，1980：153；Hofstede，Hofstede & Minkov，2010 ：92），与此同时，分享、义务与责任是集体主义者采取行动时优先考虑的因素（Hofstede，1980：150-151）。因此，在集体或他人产生需要时，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个体会更倾向于遵从集体提出的行为规范（Biddlestone，Green & Douglas，2020；Triandis，1995：129），而这正是应对突发危机的重要方式（Murray，Trudeau & Schaller，2011）。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个体更能产生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凭借全民高度配合防疫策略达到更好的防控效果（Dinh & Ho，2020）。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疫情相关信息激增，影响着人们的后续行为（Bala et al.，2021）。然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不同，获取信息后产生的行为意向也存在不同。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人倾向于将人视作独立的个体，相信自己能够脱离集体独立生存（Hui，1988），因此在面对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时，他们会选择从个人利益出发，产生符合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另外，个人主义与对突发健康危机的感知风险水平呈负相关关系（Germani，Buratta，Delvecchio & Mazzeschi，2020；Kim，Sherman & Updegraff，2016），因此受个人主义文化背景影响的个体会倾向于认为个人的健康状况是稳定的，在面对健康威胁时，他们不会产生明显的遵守预防建议的倾向（Germani，Buratta，Delvecchio & Mazzeschi，2020）。相较而言，受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影响的个体会认为个人需要主动适应环境变化，因而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健康危机时，他们倾向于了解更多与健康危机相关的信息，进而迎合集体遏制健康危机的需要（Germani，Buratta，Delvecchio & Mazzeschi，2020）。另外，他们更有可能意识到集体需要以及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倾向于通过做出合乎集体规范的行为来获得集体认可（Dinh & Ho，2020）。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在获取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信息后，或许会倾向于遵循特殊时期的社会规范，产生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7a：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搜寻与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正相关。
H7b：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注意与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正相关。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如下理论模型（见图1）。
图1：理论模型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在正式收集数据之前，进行了预调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修订以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在确保调查对象自愿参与、知晓调查的目的和内容、隐私受保护等的基础上，筛除无效问卷116份，最终收集有效问卷440份，有效率约为77.2%。
（二）调查对象
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占36.1%，女性占63.9%；0-19岁者占4.8%，20-29岁者占51.1%，30-39岁者占28.9%，40-49岁者占10.0%，50-59岁者占4.3%，60-69岁者占0.9%；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0.9%，初中学历者占1.8%，高中、中专及相当学历者占18.9%，大专学历者占57.0%，本科学历者占20.0%，研究生学历者占1.4%。
（三）测量
本研究参考先前文献中成熟的量表，并对其进行改编以适应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主题来测量所有构念（见表1）。除了行为意向采用5分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进行测量以外，其他所有构念均采用7分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进行测量。
四
研究结果
本研究使用SPSS 25.0以及Mplus 7.0软件对数据做相应的统计处理。
（一）测量模型
本研究对测量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结果（见表2）表明，测量模型拟合度良好。
本研究通过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来评价所有构念的信度和效度。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α值和CR值均大于0.70（见表3），表明其具有良好的信度（Hair，Black，Babin & Anderson，2010：90，123） 。所有构念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0，AVE值均大于0.50（见表3），表明其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Fornell & Larcke，1981）。每个构念的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构念与其他各构念间的相关系数（见表4），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Fornell & Larcker，1981）。此外，由于部分构念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60，因此本研究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发现，最大的方差膨胀系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为3.04，表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James & Hatten，1995）。
（二）结构模型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表明，结构模型拟合度良好。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路径系数（见图2）显示了所有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除问题认知与情境动机以及健康意识与信息搜寻之间的路径系数不显著以外，其他路径系数均显著且与研究假设的方向一致，这表明除研究假设H1a和H6a未得到支持以外，其他研究假设均得到支持。
五
讨论
（一）研究发现
本研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问题情境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基于构建的拓展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对社交媒体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获取的影响因素及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H1a假设个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认知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情境动机正相关，然而这一研究假设未得到支持。先前也有研究发现，个体对社会热点问题的问题认知与情境动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Chen，Hung-Baesecke & Kim，2017；Kim，Ni，Kim & Kim，2012）。这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性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得到大量报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月间始终是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数字化媒体都发布了大量信息，个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认知差异较小，因而本研究没有发现其对情境动机的影响。H1b、H1c分别假设个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入认知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情境动机正相关，约束认知与情境动机负相关，数据结果支持了这两个研究假设，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Kim & Grunig，2011）。当个体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对他们的健康产生潜在影响时，他们解决问题的动机就会被激活（Chon & Park，2021），然而对疫情的恐惧可能会使他们对事件的未来进程抱以负面预期，认为疫情防控工作困难重重，短期内疫情难以控制（马超，2020），这不仅不利于他们激活解决问题的动机，甚至会进一步干扰他们的信息处理过程（Metzger，Miller，Cohen，Sofka & Borkovec，1990）。
H2a和H2b分别假设个体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情境动机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正相关，数据结果支持了这两个研究假设，这一发现与Kim、Grunig（2011）和Chon、Park（2021）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当个体解决问题的情境动机被激活之后，就更倾向于进行信息获取行为。
H3a和H3b分别假设个体所具备的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参考标准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正相关，数据结果支持了这两个研究假设，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Kim，Ni，Kim & Kim，2012）。在问题解决情境理论中，Kim和Grunig（2011）认为，信息获取是人们解决问题的应对机制之一。由于新冠肺炎是一种突然暴发的新型传染病，普通个体缺乏应对该问题情境的经验（赵润娣，黄雪凤，2020），而一旦处于问题情境中的个体拥有可行的参考标准，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进行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获取更多信息。因此，个体所具备的参考标准越多，其通过社交媒体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的程度就越高。
H4a、H4b和H4c分别假设个体的健康意识水平与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认知、涉入认知正相关，与约束认知负相关，H5假设个体的健康意识水平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情境动机正相关，数据结果支持了这些研究假设。这是因为高健康意识水平者对可能威胁自身的健康问题更为敏感（Gould，1990），不但不易因其所感知到的现实障碍而减弱消除健康威胁的积极性（Kraft & Goodell，1993），反而更有可能通过采取健康行为来增强或维持其身体机能（Michaelidou & Hassan，2008）。也就是说，健康意识水平越高的个体在敏锐地察觉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的同时更有可能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其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动机更容易得到激活。
H6a和H6b分别假设个体的健康意识水平与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正相关。与以往研究的结论（Kaskutas & Greenfield，1997；Zhang，Jung & Chen，2020）有所不同，本研究的数据结果仅支持了H6b这一研究假设。这可能与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的不同特征有关，如前所述，信息搜寻是一种主动的传播行为，而信息注意则是一种被动的传播行为。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健康危机情境中，每个个体都需要通过信息搜寻这一主动的传播行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本研究没有发现个体健康意识水平对信息搜寻的影响；而除了通过信息搜寻满足需要以外，与低健康意识水平者相比，高健康意识水平者还会通过信息注意这一被动的传播行为来满足需要，因此，我们发现个体的健康意识水平越高，信息注意程度越高。
H7a和H7b分别假设个体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与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正相关，数据结果支持了这两个研究假设。如前所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并且经社交媒体传播的疫情相关信息显著改变了个体行为（Bala et al.，2021），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从社交媒体获得大量信息以后，会从集体需求出发，遵守特殊时期的行为规范。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获取程度越高，就会产生越高的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
（二）理论价值
就理论价值而言，本研究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性，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拓展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及其应用。
第一，本研究拓展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一是拓展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的前因。在健康传播相关领域中，健康意识是一个关键概念（Choi & Kwon，2020），本研究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性，通过引入健康意识这一概念对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进行了拓展。从研究结果来看，健康意识对问题解决情境理论的问题认知、涉入认知、约束认知、情境动机以及信息注意均有良好的解释力，表明问题解决情境理论结合健康意识能够对人们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观认知及其传播行为做出合理预测。二是拓展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的影响效应。以往有关问题情境解决理论的研究把传播行为视作解决问题的重要机制，但是对传播行为的后续影响鲜有涉及。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中，为应对健康威胁，个体会尝试获取足量与事件相关的信息来解决问题，并为后续行为提供参考（Chon & Park，2021），本研究考察了个体信息获取的影响效应，发现个体信息获取的每个维度均可以正向预测其行为意向。
第二，本研究拓展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的应用。一是本研究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应用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拓展了该理论的应用情境。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最初主要被应用于公共关系领域，Kim，Ni，Kim & Kim（2012）建议将该理论拓展到其他问题情境中以对其外部有效性进行检验，目前，该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预测社会热点问题情境下个体的信息传播行为，比如犯罪（Shin & Han，2015）和气候变化（Lee，Oshita，Oh & Hove，2014）等问题情境。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问题情境，一方面延续了近年来问题解决情境理论在健康传播领域的应用趋势（Shen，Xu & Wang，2019；Yan et al.，2018），另一方面发现了该理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中的适用价值。二是本研究检验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拓展了该理论的文化背景应用。文化背景对个体行为有着深远影响（Valdez et al.，2021），问题解决情境理论产生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以往大多数研究也将其应用于该文化背景，那么在跨文化背景——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该理论是否适用？本研究结果表明，产生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同样具有适用性。
（三）现实意义
就现实意义而言，本研究构建的拓展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有助于人们理解个体信息获取及后续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这有助于解决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问题。
研究结果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但个体产生的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较高，而且个体新冠肺炎疫情信息获取行为可以对其进行预测，这说明信息获取对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关重要。在应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除了相关部门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外，还可以通过诸如提升个体的健康意识水平、问题认知、涉入认知以及减少约束认知等方式来增强其解决问题的情境动机，从而提高其信息获取程度。
（四）研究局限及后续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第一，问题解决情境理论主要构建在个体认知因素的基础上，即使本研究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性引入了健康意识这一概念，但该理论模型仍主要探讨影响个体信息获取的内部因素，然而在现实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极强的社会性，仅考虑内部因素对个体信息传播行为的影响是不全面的，未来研究可以加强对外部因素的考量以更加全面地考察影响人们信息获取的因素。第二，问题解决情境理论将包括信息获取、信息选择、信息传递在内的传播行为视作人们解决问题的应对机制(Kim & Grunig，2011)，但本研究仅考察了传播行为中的信息获取维度，而缺乏对信息选择和信息传递维度的探究，未来研究可以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体其他维度的传播行为进行考察以得出更为全面的结论。第三，本研究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构建了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拓展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并应用这一模型对社交媒体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获取的影响因素及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进行了考察，但由于研究样本的局限性，本研究所得结论的可推广性还需要通过后续重复研究来加以检验。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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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Merr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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