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证监会还汹涌的央行离职潮：一位离职行长的内心独白

8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即将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现象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本文转自：金融行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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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比证监会还汹涌的央行离职潮

央行官员下海又出新案例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过多方确认，已经证实央行金融所所长姚余栋即将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监管机构官员下海任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业界称为“神仙下凡”。

姚余栋现年45岁，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剑桥毕业后，先后在世界银行、IMF任职。2005年4月-2009年11月，先后担任黑龙江省招商局副局长、黑龙江省商务厅厅长等职。2009年11-2015年1月相继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巡视员、副司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发展创新与互联网金融。

大成基金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大成基金的规模排名长期保持在业内前十名，不过2011年，大成基金因踩雷重庆啤酒，元气大伤，很快跌出了前十名。随后从总经理、首席投资官、股票投资部总监，再到其他核心投研人员的连续离任，大成基金的业绩也是一落千丈，今年二季度，大成基金的规模为841.1亿元，排名仅为第25名。

大成基金并不是第一次“挖角”下海官员。

2014年12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周健男离职，出任大成基金党委书记。2014年10月原任证监会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罗登攀出任大成基金总经理。

今年6月初，证监会还批准了5名干部离职，包括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等2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等3名处级干部。这5名干部都是证监会的老人。

财新网报道称，论干部流失速度，证监会发行部较上市部更严重。熟悉情况的人士对财新网评论说：“发行部的处级干部最近一年多有的出事，有的离职，有的调离，快没人干活了。”

来自央行的离职潮不比证监会低调。

7月15日，腾讯财经从接近央行的人士处获悉，央行支付结算司近期迎来离职潮，8名处长中有3名同时离职，另外还有4—5名普通职员提交离职申请。早在2015年，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从央行离职，出任华瑞银行副行长。

前述3名离职的处长分别是，清算组织监管处处长，其去向是北京地方国有投资公司；银行卡业务管理处处长，将赴任正在筹建的票交所任副总裁；信息分析处处长，其去向是中央结算公司。

有业内人士分析，在央行下属的司局中，支付结算司最贴近市场，其分管的如第三方支付行业也最为活跃，因此，相对于其它司局，该司员工跳槽到金融机构更加容易。

此外，今年央行原货政二司处长、青年宏观经济学家伍戈离职，出任了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总经理助理。央行金融稳定局金融体制改革处李超出任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奔赴市场化机构任职。

在此背后，过去半年时间，已有近30位银行高管离职。涉及2位董事长、4位行长、多位副行长以及执行董事。

其中，国有银行高管变动最为明显。股份制银行中，兴业银行高管变动频率最高。另据同花顺IFinD的不完全统计，2016年16家A股上市银行共有37名“董监高”出现变动或离职，大部分涉及董事、独董、监事等。

银行还是银行，换汤不换药，没有资源到哪里都是屌丝，但是，如果自己还觉得，可以在银行可以躺着赚钱，最后一定是没有饭吃。

硬币的另一面是：2015年是中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在此背后，金融机构这边，聚集了许多流失的官员、海外华尔街回流的精英、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本土专家。相反，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则非常严峻。

一行三会出现大规模离职潮，官员们去哪儿了？

一位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表示，央行官员加入市场机构很正常。双向流动有助于央行官员理解市场，也有助于市场人士理解政策。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涵盖处长到副部级等各级别的官员，不过以司级和处级干部居多。因为有官员离职未见诸报道，因此一行三会离职下海的官员数量应比样本数量大。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解到，“一行三会”大多为专业技术性官员，离职后大多转向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甚至互联网金融等机构。

从36个样本的去向来看，共有10人离职后加入银行，占比27%，是最集中的去向。其次为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分别有6人、5人离职后加入。

至于“离职下海”的原因，提高收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市场机构历练、体制内晋升困难也是他们“下海”的原因。

央行及银监系统：双向流动

人民银行系统方面，共有9位官员辞职“下海”，级别涵盖处级干部到副部级。除副行长胡晓炼、刘士余及行长助理金琦的任职是组织安排外，其余几位多为自主选择。目前刘士余已出任证监会主席。

一位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离职）原因很简单，收入太低了，缺少激励约束机制。”

“加入市场机构后收入会提高，但也不全是为了收入，可以从市场机构的角度理解政策，开拓视野。” 前述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表示。

从去向看，主要是银行和市场机构研究员。除胡晓炼、刘士余、金琦外，其余6人离职后到银行、市场机构任研究员的数量均为3人。

前述离职后加入市场机构的央行官员表示，因为在央行和市场机构都是做研究，因此能够“无缝对接”。只是加入市场机构后，工作强度变大，工作节奏也加快。

前述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表示，西方国家人员在监管机构和市场机构之间的流动很常见，因此央行官员加入市场机构很正常。双向流动有助于央行官员理解市场，也有助于市场人士理解政策。

此前，已有市场机构人员赴央行任职的先例。2014年，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出任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银监系统方面，从2013年至今，已有多位不同级别的银监会官员辞职“下海”。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2位银监会官员到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或者其他互联网金融机构任职。从银监会离职的官员来看，级别从副主席到处长不等，还有大量的基层监管官员离职，但尚未有公开的报道。

除了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到农行任董事长，黄毅到建行任副行长，以及吴跃和沈晓明分别到东方资产和长城资产任党委书记，这样为数不多的几位到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是组织安排和自愿选择结合外，到其他民营机构的大多是自主选择决定。

证监系统：部分人士晋升遭遇瓶颈

6月初，证监会又批准五名干部离职，分别是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两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三名处级干部。

此次人员调整引起了证券行业的广泛关注，市场一致认为证监会将迎来第四波离职风潮。而上一波离职潮发生在2010年至2015年，其中仅2014年，就有约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2015年前5个月，也有6名司局级干部离职。大多数干部离职后投身市场机构，尤其是基金行业。

据中申网监测数据显示，从1998年开始，超60位前官员入职公募基金，其中高管人数超过40人，担任过基金公司总经理一职的接近20位。去年七月份，博时基金就宣布聘任原证监会办公室、党办副主任的江向阳为公司总经理。此外，原证监会国际部副主任汤晓东早在2014年就离职加入了华夏基金。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日前离职的陆泽峰表示可能会去大学任教，更远期则会从事并购基金相关的业务，杨郊红也很可能在私募基金任职。

显然，基金行业丰厚的薪酬和个人价值的增值空间吸引了大量的离职官员。“证监系统的处级以上官员离职之后，往往会进入基金公司、券商、私募等机构担任高管，年收入可以达到几百万，远远高于在证监会系统的收入。”业内人士称。

且早在2015年年初，前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内部会议上也解释了证监会频现离职风潮的原因，“从2014年主动离职的中青年干部情况分析看，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关注不够。”证监会内部管理职位有限，官员晋升比较困难，于是纷纷下海，谋求更开阔的职业机会。

保监系统：离职相对较少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保监会至少已有6人离职，分别为原保监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阎波、原保监会财产险监管部处长张宗韬、原保监会精算处处长丁昶、原保监会消保局消费者检查处副处长赵小鸣、原保监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熊志国、原保监会财产险部产品处处长曹海菁。

从上述人员现任职保险公司及担任职务来看，丁昶担任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泰人寿”）财务负责人；阎波、张宗韬、赵小鸣、曹海菁分别担任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海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易安保险”）总经理。

其中，虽然外界盛传熊志国已经赴任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法人寿”）董事长一职，但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并未在保监会官网查询到相关任职信息。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目前，熊志国是中法人寿股东鸿商产业控股集团的副董事长。

同时，关于曹海菁任职易安保险总经理的批复也未在保监会官网披露。不过，此前不久，曹海菁亦已以这一新身份出席了“2016年中国互联网保险大会” 。据悉，易安保险于今年2月正式获批开业，为第四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从离职时间来看，2013年-2014年离职人员包括闫波、张宗韬、丁昶；2015年，似乎并无变动；2015年之后，赵小鸣、熊志国、曹海菁3人离职。

纵观保险行业，“弃官从商”现象并不罕见，如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维功、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勇生等均有保监会任职背景。

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十年将迎来保险行业的朝阳时代，一些保监会官员愿意下海施展抱负，既能获得高薪酬，又能获得高职位，这在市场化经济时代完全可以理解。（21世纪经济报道（jjbd21）杨志锦、谷枫、李致鸿、李玉敏）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

事实上，传统银行业正在悄然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离职、华夏银行副行长黄老金离职，渤海银行副行长赵世刚离职，据新华网统计，今年以来，先后至少有37位传统银行的高管离职，涉及的岗位有董事、行长、副行长、风险总监等，有的则是分支行行长，有的分支行行长甚至公开说，不想再回银行，而一线员工的离职更是数不胜数。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一个人离开，而是带着一个团队整体离职，多年的业务经验，多年的风控积累，还有早已建立的客户人脉，银行员工像流水一样的离开，带走的是银行真正的核心力量，也让银行业务有陷入瘫痪的可能。

银行还是银行，换汤不换药，没有资源到哪里都是屌丝，但是，如果自己还觉得，可以在银行可以躺着赚钱，最后一定是没有饭吃。

硬币的另一面是：2015年是中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在此背后，金融机构这边，聚集了许多流失的官员、海外华尔街回流的精英、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本土专家。相反，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则非常严峻。

案例：一位离职行长的内心独白

我叫韩栋，是一名工作多年的支行行长，在外人看来，我有期盼已久的高薪，前途一片光明，但事实却并非如大家所想，因为我马上就要“从头开始”了。

是的，我离职了。

回顾过去的工作经历，我还是很自豪的。在金融业摸爬滚打已经 12年，6 年之前，我先后服务于证券和保险行业；6 年之后，我调整了职业方向，并先后进入了 3 家银行，这 3家银行中既有外资银行、股份制银行，也有大家羡慕的国有银行。

多年的工作经历，我见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如今的我，已经储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积累了大量的金融圈人脉，也练就了优秀的业务技能。所以，我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世界那么大，或许是时候该出去闯一闯，做一些新的尝试了，于是，我辞职了。

可能有很多人会说：“你已经是支行的行长了，权利已经很大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不做，轻易离职不值得。”可是，我想说的是，银行行长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也有很多的辛酸和无奈。

就拿行长的审批权来说吧，以前支行行长们的多项业务审批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权利还是蛮大的。可是，近年来由于业绩压力加大，银行风险敞口逐渐下降，贷款业务逐渐增多，随之带来的不良贷款也逐渐攀升。为了严控风险，分行将很多业务审批权都上收了，很多客户的贷款业务都因为风控收紧无法获批而流标了。

与此同时，又由于总行对经费报销制度进行了改革，支行行长的经费审批权也被上收，而且客户招待费用的报销额度和报销流程都变得越来越严，预先垫付的费用没有半年都很难完全报完。行长们的审批权力大大缩小，压力和困惑也随之不断升高。

然而，权力的缩小只是行长们无奈的一个方面，更加郁闷的是考核制度的缺陷可能会导致行长们一年的成绩“功亏一篑”。

有一年我新调入一家银行担任支行行长，通过一年的拼搏和努力，好不容易和团队成员一同超额完成了支行的各项业绩指标，到年终考核之时，原本还盼望着可以凭借一年的成绩获得分行的认可和奖励。

可是，就在我任职期间，上一任行长两年前发放的一笔贷款爆发了不良，几乎所有晋升的可能都已经没有了，甚至连奖金也要被扣一半。此时的我，只有深深的无奈和悲伤，因为我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

而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一位朋友，更感到无奈。他是一名业务能力极强的支行行长，在他任职期间，曾将一个在该地区 100 多家支行中业绩排名为倒数第 5 的支行，只用一年就带成了该区第 8 名。可是，当分行欲将其调任零售部副主任之时，审核发现其所带支行有一笔不良贷款，该贷款合同的审批和签字没有一个名字是他的，但是他却要因这笔不良业务的爆发而降成支行副行长。个中的辛酸和无奈可见一斑。

如今的我，终于再也不用为支行上一年未完成而叠加或新增 30% 的业绩任务而发愁了；再也不用因为担心支行业绩任务过重而失眠了；再也不用每天起早贪黑，甚至晚上 8:30之前都不能回家而自责了；再也不用因为轻微脂肪肝、尿酸升高、心肌酶指数不正常等各项身体机能问题而担心了。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开始变得可以由自己支配了。

接下来，我要和我的合伙人一起去组建一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主营担保、保理、不良债等业务。

在这里，我可以自如地面对自己的客户，不用再去在乎条条框框的限制，不用再面对严格的审批程序，也不用再束手束脚地去营销他们。我可以自如地去控制客户的风险，自由地决定自己需要完成多少营销任务。而这正是我向往的工作状态。

未来，我打算将我们的产品精准投放于拥有高净值资产的客户，客户数量不用太多，只要这些高净值客户投资的资产总量足够达标营业计划即可。例如，我们的目标客群数量为 30 个客户，如果每个客户的平均投资额能保证在 300 万左右，我就能实现 1 亿的业绩量了。这 30 个客户管理起来既轻松又舒服。这种业务模式和传统银行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预见，这种业务发展模式也将成为未来业务模式的一种创新趋势。

既然如此，不如趁我们还算年轻，还不至于面对被银行主动淘汰的尴尬时，提前离开，愉快地决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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