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

英国科学协会（BSA）新论文辑发布会上，BSA主席Imran Khan发表以下演说：

没有人该为没成为科学家而感到抱歉，但每当我和别人聊到我为BSA工作时，对方很容易变得尴尬，他们说：“我不太懂科学”、“喔，我可能比较文艺风”或“我最后一次碰科学大概是学生时期吧。”

这样的尴尬其实搞错方向，不喜欢科学没什么问题，真正要关注是：当人们不该被排除在外时，却被排除了，而且这点在科学圈比其他任何文化圈都更严重。例如，音乐、文学、政治和运动领域，每个消费、创造或谈论的人都能够参与其中，不只有各自的专业阶级有权说话。

在BSA，我们把科学当作是探索自然与社会的方式。从数学到工程，从医药到经济，科学无所不在。但即使定义和影响范围无所不包，科学仍被认为复杂到一般人无法理解。这才是个问题，科学是如此重要、有价值又迷人，不该只有专业科学家独享。为了社会、公共与科学进步，需要有更多人关心科学。因此BSA的目标，就是要让科学成为英国社会与文化更基础的一环。问题来了，一个与科学真正连结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该如何让它成真？那又会如何改变科学界？今天，科学家名列在英国最受信任的专业人士中。同胞对我国的科学成就之骄傲（83%），比对英国民主（69%）或英国对世界的影响力（59%）都高，但这份调查同时显示71%的英国成人不认为自己能够，或倾向于讨论与参与科学。

所以大众非常尊敬科学，却也觉得很疏离。这指出尊敬和参与是两回事，而高度的尊敬可能会抑制了参与。我们的社会给予科学家所谓的“礼貌性疏忽（Civil inattention）”。我们让他们不受干扰的持续工作，且不觉得事情顺利时还有必要参与。直到如狂牛症（BSE）或 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混合疫苗（MMR vaccine）一类的风波发生，人们才惊觉该问发生了什么事。平常非科学家们很少批判、恭贺、挑战或拥护科学。这难道是因为我们太过尊敬科学工作了吗？科学方法可以以优雅且创意的方式解释我们所处的世界，但科学家无法逃脱外在压力和个人偏见。科学家已被放在一个高台上，常被看作是绝对理性、客观和专业，但这把科学描述成几乎不会犯错的集团，也不想要非科学家的参与。

而问题由此而生。

如英国医药杂志《Lancet》的编辑 Richard Horton 主张，降低信任度对相关人士有利。医药领域这几十年来的抗争与网络健康信息的流行，都逼使医药实务更透明与更进步。这模式可以延伸到科学的其他领域吗？我们能拥有严格质询包含科学在内所有英国公共机构的公民吗？要让更多人涉入科学，我们应该创造一种“科学是什么”的共同认知。例如，把科学当作一种进步的基础和本质善良的力量，但同时必须认知科学也有黑暗面，这不只是科学家要面对的事。BSA相信，科学如何被使用，社会全体应该共同承担责任。

例如，去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百周年纪念。那是最早一批，且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科学产物被讽刺地用来毒害数十万人类。尽管过去曾有公约禁止，双方仍开发并在战场上使用芥子气、氯气和光气等毒气。近20万英国部队遭遇化学攻击，即使不致命仍让军人接下来的人生时刻受恐慌与折磨。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我们理解到科学无差别伤害性的一刻。但矛盾的是，科学也用来发展输血、打造义肢与外科重建手术。

科学并不处于道德真空区，它并非本质好或坏，而是展现人类本性的平台，不论是暴力、友善或创意。我们应该为希格斯玻色子或火星探测等新发现欢呼，但我们也需要找到一个空间，供科学家和公众针对有责任的科学创新进行辩论。发明者与我们大众都该负责。金融业告诉我们如果忽略了这种责任后会发生什么事。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各方政治家与评论员都谈起这场危机，也提供公众一个机会，去讨论经济的重新平衡与我们的金融体系该如何运作。

但几年后，不论是辩论或重新平衡都没发生，我会认为，至少一部份的原因，是因为能把议题钻研到足以胜任任何一场金融讨论的人太少了。当科学进步在人类一年又一年飞逝的岁月中扮演更重要的脚色，如果大众变得讨厌科学与科学家，如同讨厌金融业与金融家一样，我们承受不起。让大众能轻易理解并询问科学的过程与产物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是说科学不受规范，科学最独特的优点就是同行审查（Peer Review），一种科学家互相监督的过程。

这种自治无疑强化了研究，不过并不该让剩下的人卸除自身挑战和推动科学进步的责任。但同行审查也让大部分的科学家在自我规范中位居较特殊的地位。许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与行业已经失去了这种特权或责任。在政治领域，有各式各样的人监督政府为我们社会所做的决定。记者、法官、公民，“They Work For you “这样的网站，以及公民运动团体。他们批判政治人物，要求公开透明，但在科学领域，只有其他科学家会这么做。

如果有更多批判性的友人对科学整体来说有益处，且不只在研究方面。如科学家 Funtowicz 和 Ravetz 提倡的，这种延伸的同侪社群应该包含受这个主题影响，并愿意讨论的各方团体代表。他们经验的广度在检视科学家进行的事情上无可取代。例如，最近由 BSA 可敬的前主席 Paul Nurse 爵士领导的英国研究委员会审查，其顾问团完全由科学家及科学背景的人组成，而代表纳税人拨出研究经费的英国研究委员会也有同样的问题。有多少产业能这样容忍独立观点的缺乏？

1991年成立的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HFEA）则是另一例，它的规则明订主席、副主席和至少一半的HFEA成员必须来自非医学或科学界。这个团体当前包含许多做过试管婴儿的人，管理局所掌管的科技与他们有切身关联。这是人民参与真正科学投资与监管机构的第一步。当多样性越多越好，我们需要更努力。科技创新的关键决策应该永远包含公共对话，且董事会有责任确保此事发生。

科学家也能从此方法获利。例如，每当提到为何科学要在社会占有更重要的角色，不论是透过政府投资、产业政策、教育和监督，就产生科学家自身既得利益的问题，而非科学家可以更有效率地厘清这件事。2015和2016年度，科学界将获政府补贴58亿英镑，大概是英国政府年度总预算的0.8%，或等于每位国民付出89.78英镑。有些人主张应该再增加，好赶上其他欧洲国家的科技投资，但如果我们希望继续投资科技创新，那我们就需要社会上更多人支持这个主张。即使只是要维持目前的投资，BSA相信科学社群也需要更好地反映并代表支持自身的社会大众。

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有点惊讶，专业科学家大多来自英国上流社会。成为科学家所需的教育、资金、稳定生活和人脉，对非权贵族群来说较难取得。伦敦国王学院的ASPIRES报告主张，某种程度的“科学资产”，对想加入科学重大议题的讨论也是必须的。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让科学工作与英国其他职业更相近，也有更多不同领域的人与科学家做朋友。但为了那些没和科学家往来的人好，我们也该对科学研究主要是为了训练未来专家的假设提出挑战。虽然皇家工程学院的报告中指出，英国2020年需要一百万名工程师，但我们不能让这些数字牵制了教育。科学教育的核心应该是确保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所拥有的技能与自信，让他们不论未来从事什么行业，都能够讨论与塑造社会中的科学和科技进步。

如果想达到这点，有个方法是让学校别再把科学细分成数个学科。在一个跨学科的年龄，就把物理、生物、化学分开研读，即使是将成为科学家的人也觉得不合理，同时对只想简单成为科学知识社会一员的人们更没帮助。也许让年轻人把科学看成，比如说气候变迁，再搭配相关的历史、地理和政治因素，会是更好的方式。科学家可以和足球界的梅西（Lionel Messi），艺术界的翠西．艾敏（Tracey Emin）一样有创意，而科学教育需要更多的激发与鼓励。学生应该能够尽情开拓和探索他们的世界，而不只是死背硬记，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喜欢上科学内在的创意。

科学应该被当成社会中令人振奋、持续进步与可互动的一环，而不只是被现代版圣人领导的崇高专业。科学与创新的目的、方向、道德与永续，必须由大众一同拟定，但只有当更多人觉得自己能参与科学讨论，这才可能发生。我们已经知道29%的英国成人，约150万人，渴望在科技议题的决策上有更多话语权。英国科学协会的目标，就是扩大有这种念头的人的比例，并赋予他们这么做的权力。科学按理说是人类最棒与最伟大的发明，为了充分利用科学，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都享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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