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面对时代精神危机，人该如何重获实在？

《政治观念史稿》打破学术藩篱，是沃格林“最大部头、最易理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考察”。危机理论家沃格林着眼于卷入漩涡的人物，致力于从假相中寻找真理，从无序中寻找秩序，从虚无中逼近存在。

《政治观念史稿》导言

沃格林 撰

段保良 译

1

建立政府是创世之文章。从冲突人欲的无形广漠，兴起一个秩序小世界，一个宇宙的摹本，一个小宇宙（cosmion），引领那饱受内部和外部破坏力之压迫的危殆不安的生命，通过对其内部违法者和外来侵略者施以终极威胁和暴力运用，维护它的生存。暴力之运用，不过是创造和维持政治秩序的终极手段，却不是其终极理由：秩序的真正功能，乃是创造一个庇护所，人在里面可赋予其生命一个有意义的模样。

就一套政治制度的发生学理论而言，就一套历史哲学而言，有必要追踪有组织的政治社会从早期无历史阶段到权力单元演化的步伐，诸权力单元的兴衰构成历史这出戏剧。就当前目的而言，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认为，远在我们西方世界的历史大致有连续记载之初，早在亚述和埃及帝国，我们就能够连续地追踪到一种努力，就是要以我们通常所谓的政治观念，使小宇宙亦即秩序小世界的庇护功能合理化。

这些观念范围极广，细微之处变化极多，但它们的普遍结构在历史上始终保持不变，正如它们所合理化的庇护功能始终保持不变。这个恒久的普遍结构由三组观念组成：关于总体宇宙之构成的观念，关于内部秩序的观念，关于小宇宙在当时世界中和在历史中的位置的观念。细节上的变化取决于更多的因素，其中典型的因素是：人的概念；关于人生意义的宗教、形而上学、伦理学的观念；社会的经济结构；族群结构；政治组织的创生；被保留或被排除的传统要素；科学和理性思辨的作用，等等。

如果这些观念的主题可以根据我刚才勾勒的明确内核予以详尽研究，那么写一部政治观念史就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当我们开始揭示最初陈述的某些意蕴时，许多困难就发生了。我们经常看到在历史上有一种倾向，要以功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政治小宇宙的庇护功能。但是，功利主义的论证，尽管在为政治秩序辩护时不无意义，却没有深入到小宇宙的情感中心，亦即想要从这些人类［情感/渴望/嗜欲］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欲望，以及诸如繁衍后代的欲望，通过投入［情感或品德］的生活或一个更完备的部族或民族群体而延长支离的个人生命的欲望；通过把个体生命编入群体成就的构造中，以赋予个体生命的可疑成就以附加意义的欲望。以这些措辞来解释，则政治小宇宙提供一个意义结构，单个的人可把他个体生命的生物学上的和精神上的〈生产和繁殖〉能量融入其中，借此使其生命［免于］生存的［失序面向］，当人可能会想到以湮灭告终的生命终究毫无意义时，是难免会出现这些面向的。

创造一个有限的意义宇宙，这一事业所涉及的特殊问题，对照其他关于人类生存的支离和无意义性质的经验的根本性答案，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总有许多的人们抱持一种信念，认为从人类生存的易败坏的品质中，是不可能建立本身具有意义的尘世结构的，创造小宇宙的一切努力均属徒劳，人必须忍受生命的试炼，仅把它当作是为他的超越尘世生存的有意义的生命所作的一种准备。

在个人生活的组织中，这个信念可能会导致共同体中甚至孤独状态下的诸如努力工作、贫穷、独身主义、静默、祈祷之类的观念。这种僧侣主义或遁世主义的态度从根本上认为，政治合会（political company）的企图乃是一种错误；无论何处只要这种态度在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它的［反影］（reflex）总是会明显体现在政治创建层面上：12和13世纪的本笃会和方济各会运动决定性地影响了迄今为止西方政治思想的总体模式。

政治的与非政治的生命态度的并存及对照，揭示出政治小宇宙之创造是一种实验，要以神性的圆满和绝对之意象，来克服人类生命本身所具有的不圆满和相对性。其结果是小宇宙——宇宙的摹本——而不是宇宙是想象的，而且正因它是想象的，所以它总是面临由人来实现其特性的问题。因此，在任何政治观念体系中，关键之处都是思辨性的［……］它致力于解决由小宇宙的有限特性与它所追求的绝对性之间的基本冲突所提出的问题。

在多神教的体系中，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解决方案，那就是相信一个上帝以及他的神圣代理人国王作为有利于人们获得有限的尘世成就的神域中介，另一个上帝统治着尘世生存的因缘和合化灭后的灵魂生命，就像埃及的体系那样。在一神教的体系中，问题就更复杂了，但它能够［……］解决方案，比如在卡洛林帝国时代政治功能被纳入基督身体的超凡魅力秩序所显示的。我们自己的时代给出许多无神的解决方案，把有限的群体奉若神明，不管它是一个民族、种族，抑或家族；集权观念体系企图完全消灭非政治的经验领域，以小宇宙取代宇宙；就此而论，当一种企图要以人类的欲望和意志的有限力量创造出一个绝对宇宙时，它或许就可称为魔法（magic）。

一旦庇护功能的整个意义得以实现，政治观念问题的诸多向度就变得清晰可见。特别是，对于任何现实而言，政治观念仅在有限的程度上是描述性的，其主要功能不在于认知（cognitive），而在于建构（formative）。政治观念并非描述政治单元（political unit）的工具，而是创造政治单元的工具。或者如谢林在《神话哲学》中所言，并非民族制造神话，而是神话制造民族。一个政治观念体系中［所包含］的语言符号，通过以名字称呼一个统治者和一个民族，使之产生。语言的这种召唤力量（evocative power），名与它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原始的魔法般的关系，使一个无定形的人类力量场域，有可能通过召唤行为（act of evocation），转变为一个有秩序的单元。

如果与召唤行为相辅相成的，是创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有形成力的魔法单元（magic unit）的符号，以至于凭借一个更具体切实的单元的［显著］表达，而不是政治单元之生存会在经验上消解成的那种混沌一团的人类生活和行动，名的力量被大大加强，那么召唤行为就能获得相当的促进。最便于被转化成单元符号的对象始终是人本身，纵观历史，因人格之统一而把王权符号化，由此创建政治秩序，王权的这种魔法功能屡见不鲜。

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霍布斯对这个现象有最深刻的见识，他曾用他那个时代的法学语言，把人民向主权者转让他们权力的行为解释成召唤行为，一个无定形的人群借之转化为一个人格，一个历史上具体的政治势力。在他的分析中，引导他的文献材料是比如说《撒母耳记》上第8章中的那个奇怪故事，以色列要求立一个国王，像列国一样。

2

鉴于和政治观念有关的语言符号的基本功能是构造现实，我们面临一个独特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一种基本的可能，就是把召唤术语用于类似描述的功能。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始终记住，语言使［人们］可以基于在经验上无指谓的术语，发展出精致的思想体系。语言的魔法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提到一个术语，总是伴随着一个预设，就是使用该术语时我们在指涉一个客观实在。

当语言的使用与严格意义上的召唤功能密切相关时，比如说在政治观念的例子中就是这样，语言的这种准描述性的使用就增强了力量。因此，我们在历史上发现全域的（a whole gamut of）政治主题，其范围从纯召唤符号，经过中间的灰色地带，到主要是描述性语言，最后是对政治实在的纯经验性描述。

一般来说，在政治思想中，召唤性语言与描述性语言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区分，一个政治观念的真正功能和意义，通常来说只能取决于对它在一个复杂过程之位置的探究，这个复杂过程包括以下阶段：该政治观念的最初目的在于召唤一个政治单元即秩序小宇宙，使之产生；这个目的一旦达成，小宇宙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势力；然后就开始一系列描述过程，力图把这个魔法小宇宙描述为某种在经验上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在魔法中真实的东西；这种努力不可避免要陷于失败，但尽管如此，人们坚持不懈地一再进行这种努力，而且已生产出巨大的政治理论财富，所有政治理论都力图把这个魔法小宇宙描述为某种被认为是客观真实的东西。

一切存在领域和一切人类活动都用来作为经验上的类比，以便阐述想象性的小宇宙实在。其单元已被人们根据力学模型和人类计划模型来描述；它被设想成一个基于共同祖先或共同种族的本质上是生物学的单元，它被视为一个一般的有机体，或更具体地说是一个放大的人（macroanthropos）：在家长主义的观念中，它［是基于家族的规划被制造出来的］，在［行为主义的观念中］是基于工厂的规划；其单元在公意理论、民族精神、客观意志、集体灵魂、［……］的理论中是一个精神单元；在整个历史上始终至关重要的是基于法学模型来建造这种单元的契约理论。

所有这些理论，无论其初衷如何意在描述，不管它们或许涉及哪些事实要素，它们本身仍然还是魔法式的冒险，当魔法力量耗尽，人们不太相信它们所说的东西时，它们试图通过［宣称］不必召唤什么，一切已经存在，从而使召唤观念摆脱其功能。这种类型的政治理论，如果我们想要更准确地予以刻画，那么或许可以说，它对如下事业具有辅助功能（ancillary functions），就是以持续不断的召唤实践对一个已存在的小宇宙进行［再创造］。

尽管一般来讲，有关政治单元问题的理论事业留有一种魔法要素，但在某些情况下，描述性的态度可能会打破魔咒，就算没有得出一种对问题的完全恰当的探讨，也至少得出一种怀疑主义式的探讨。例如，马克斯·韦伯已能够凭借他的社会学研究，把这种单元消解为单个人的行动类型；诸类型成为活跃的历史政治单元的问题，因为其中的人们根据几类相同的正当性信仰为自己的行动定向。

与其他研究相比，这种研究是现实主义的，它并不试图参照一个［常见的］实在区段（section of reality），以类比的方式来解释魔法单元；而且当它突然停止类型研究，［暗示］信仰具有凝聚作用，因而信仰与行动相差无几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完全［消灭？］小宇宙的特殊性质；至于为什么应该抱持这种信仰而不是那种信仰，或者为什么应该抱持任何一种信仰，则完全没有道理可讲。魔法式召唤（magic evocation）的推动力和力量被一套更［内在的］心理学的术语遮没了。这种分析清楚地表明一种态度，就小宇宙而言可称为［现实主义］的态度。由此产生了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极为有趣的文献，拉博埃蒂的《论自愿为奴》。

拉博埃蒂的态度是一种迷茫的反叛的态度。当魔法已丧失其魔咒，而政府的门庭开始变得透明，幻灭的观察者就会发现，一切行为都取决于传统和［遗传本能］或［……］和对权力的爱好和贪婪。到了这个阶段，祛魅导致一种反叛精神，反对事物的一种不公正的、赤裸裸的唯物主义状态。人们普遍认为，对政治的祛魅解释——这种解释如今颇有点不恰当地被归于唯物主义的解释——应该被纳入政治观念的［题目］中。

然而，人们并不总是知道，这要求“政治观念”一词的意义的改变。我们的分析始于这一研究假设，就是政治观念为政治小宇宙的庇护功能赋予一个合理的语言秩序；然后我们指出，语言符号的这个功能主要不在于描述，而在于召唤；最后我们提到那些本意在于描述、实质上却是召唤的辅助观念（ancillary ideas）。这一段论证并没有超出政治单元的魔法构成。

但现在我们要明白，严格意义上的召唤观念因而也是构造性的观念，只构成观念的一个类别，这个宽广的领地上有多个品种，全都是用来解决秩序的魔法小宇宙的问题的。召唤小宇宙从而在混乱中创造秩序，同时意味着全面地压制和毁灭不能兼容的人物及冲突性的价值。每个类型的政治秩序，都会让与之契合的人致身通显，而把不入其彀之士打入另册。一个军功社会不可能让儒士阶级来统治；一个以收入［作为其价值基础］的社会不会发达。

当一个观念的召唤力量由于祛魅性分析的压力而遭到严重破坏时，它或许会逐渐变成意识形态的余晖（twilight of an ideology）。还有一类观念是乌托邦主义的梦想。这类观念经常在历史上出现，因为总是有人想通过发明一套自身具有价值的秩序，一劳永逸地平息召唤势力的斗争，克服有限的政治小宇宙之缺陷所造成的不幸。这种梦想或明或暗地［总是以为］，有待改造的人之本性中的某些要素，可以在社会秩序中予以消灭。或许可以说，乌托邦的要旨，正是对人之本性的某个本质特征的消灭。

最后，许多人始终抱有完全废除政治秩序、在无政府主义共同体中生活的观念。因此，这些观念涵盖了从召唤小宇宙到废除小宇宙的范围，它们都有权被称为政治观念。一个要对人做出解释的思想家或许厌恶并希望根除政治秩序现象，但他无法对之视而不见。他需要斟酌生和死的经验，生存焦虑的经验，对从易败坏的生存中创造一个宇宙摹本的欲望和力量的经验。政治的问题需要放在人性解释的更大基座中予以考量。

3

上述分析使得我们可以确定在政治观念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理论的功能。“理论”一词是在有点粗略的意义上使用的，它常常被当作政治观念的同义词。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我想用这个词来指沉思（contempaltion），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theoria。因此，政治理论乃是对政治实在的超然沉思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理论，显然必定是历史中十分罕见的现象。

很难说，一种彻底超然的态度毕竟是有过的，而可以肯定的是，并不存在一种连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政治理论演化和成长为一个体系，就像理论物理学那样。政治理论家也是人，他在一个政治小宇宙中被抚养长大，自然地参与其环境中的召唤势力的斗争；他转向理论性的［意见］，通常是因为他比普通人更热衷于政治，他热衷于政治，是因为他对于政治召唤更敏感。

因此，正是这些引领一个人趋向政治［……］的品质，当他试图成为一个高明的理论家时，在他的道路上设置了主要的障碍。在大多数情况下，理论上的努力都以妥协告终，这说明了为什么大量的政治思想要被划入辅助性的召唤观念的名目下。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家达到一定程度的超然，能以更宽广的视野来观察政治过程，而不是像他的国人，用尽浑身解数应对日常的挣扎，但他所身处的小宇宙的基本召唤观念将是他无法逾越的极限。

比如说，西方欧洲民族国家的最优秀的理论头脑一直未能，而且如今依然不能理解中东欧的帝国架构——这首先导致一个相当［可笑］且灾难性的观念，要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强加于奥匈帝国覆灭后的继承国家，当它不起作用时又导致痛心疾首的惊讶。历史上仅有寥寥无几的［典范］，一种智识的性情无比强烈，足以［……］力量，以诸多原材料筑成广大精微的体系。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博丹可以算是名列其中，而且或许很难再找到第四人。即使在这些案例中，召唤势力的［……］也清晰可见：亚里士多德受限于城邦的生存；阿奎那受限于基督教帝国的观念；博丹受限于法兰西民族国家。

政治理论与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它们背后的态度，取决于沉思和召唤。两种势力互相冲突似乎在所难免。当沉思性分析进行到它的极限时，它必须如实解释小宇宙，一个魔法性的实体，因人的召唤势力而存在；它必须解释它的相对性以及它实质上不能成就它想要成就的——也就是，提供绝对的意义庇护所。在分析小宇宙的特征性质时，沉思或许因此与一个祛魅的小宇宙［……］具有同样的效果，就算理论家丝毫不想得到这个结果。

因此，一切严肃的沉思努力，一旦受到关注和有所影响，就将面临小宇宙中的政治势力的抵制。比如说，大家都心知肚明，以至于无需特别解释，在民族史中某些神话要素实属禁忌，学者们展开独立研究，对之予以摧陷廓清，就会激起公愤。因此，除非靠杰出个人的努力，政治理论几乎没有机会得以发展；靠学者的合作努力，靠学派传承，或者靠连续数代学者对问题的逐步阐述，几乎不可能对它有所推进，因为这里所需要的研究和教学制度，在缺乏社会赞同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任何政治社会会支持甚或容忍一种对其宇宙摹本加以质疑的学术事业，都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历史上的政治社会从未有过这种事。

挡不住智识的诱惑，要极尽最大限度考察这个微妙题材的个体思想家，或许不愿意把他的探究结果交给一个较大的公众群体，不是因为对其人身危险的合乎情理的担忧，而是因为在此时此地难以作出解释。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历史的范例，比如在柏拉图那里，理论家并不把他知道的和盘托出，我们大可放心地认为，最重要的政治理论成果只为大概极少数幸运儿所知，除此而外从来且永远不为人所知。

一部政治观念史的问题与这些现象的复杂性相当。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从开端到现在的单线进化是不存在的。由于观念的主要功能是创造小宇宙，所以历史上出现的那些政治观念总是与特定政治单元的历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们是如此密切地融入政治史模式中，以至于要把观念从它们襄助创造的现实中分离出来，或许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历史上的确有许多哲人认为，真正的政治史与观念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观念的作用是如此根本，以至于他们已用政治观念的发展过程来作为建立政治史模式的指导原则。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努力是黑格尔的哲学史；经由一系列时间中的政治组织，客观理念越来越圆满地展开自身，从一个人的自由走向一切人的自由。脱离了大写的“理念”（Idea）的历史，就没有政治观念的历史；“观念”的历史与“观念”在政治制度中实现的历史是一回事。马克思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把观念视为基础性的经济制度的辩证发展之上的上层建筑；他对各种力量的排列［颠倒了］黑格尔的图示，但观念［客观地参与］历史过程，则与黑格尔的体系如出一辙。从这些奇妙的本体论构筑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思想家对观念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的真知灼见。

显而易见，一部政治观念的历史，若是密切地关注召唤功能，就可能消解为一连串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观念，它们正好构造了时间顺序中的政治现实。如果我们走到全域的另一端，把一部政治理论的历史视为一套不断积累的、越来越系统化的有关政治事务的知识体系，我们同样会陷入难题，因为毫无疑问，在任何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套知识都不是以系统的方式增长。

不过，虽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问题至少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历史问题。当召唤观念与理论达成妥协，进入辅助观念的阶段，当它们进一步蜕变成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时，它们就与召唤性的现实渐行渐远，变成一个多少可与现实分离的思想体系。许多学者在围绕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宾诺莎、霍布斯等伟大的理论［人物］来建构历史时，一直或隐或明地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尽他们的最大能力去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

此外，还有一个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政治观念史可以轻易地划分成许多截然分明的时代，比如说希腊城邦时代，基督教帝国时代，现代民族国家时代。这种划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些时代的政治单元与一定的宇宙摹本的大类一致，这些时代的合理化和理论性的努力，显示出同归于相应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理想型理论体系的倾向。一个共同根系的召唤观念构成了基础，每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都致力于对该共同根系加以沉思性分析的任务。

从这些大体上无人反对的假定出发，我们取得了形成材料组织的指导原则。一连串的召唤观念或［……］，以及理论沉思的连续性并不存在。相反，许多漫长的历史时代乃是受同一些基本类型的召唤所支配，在这些时代里，沉思性的过程最终导致欲将该时代的材料系统化的一种或多种杰出的理论性努力。那么，一部历史就要展示理论从一个召唤性的处境中渐次发展；它要一路走到这样一种处境之内所能到达的极限，进而展示在新召唤的压力下，理论性思考的消解和［废弃］。每个召唤过程都要处理同样一些基本问题、因袭路线，以及从一个召唤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理论问题的阐述。一个召唤时代里的内在过程，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的因袭过程，将为历史提供粗略的总体结构。

如何选取材料以及把材料组织进总体结构，留有自由裁量的充分余地，但过程却并非完全随意，无论如何，一部历史必须原始察终，从开端去研究在以后阶段起重要作用的要素。由于这个原因，我完全不能赞同通常可在许多政治观念史中看到的那种对材料的编排。这些历史一般从希腊人开始写起。尽管希腊人的体系无疑是系统化的政治理论的第一次大爆发，但是，它们绝没有把那些后来变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所有要素囊括无遗。

始于亚历山大大帝、演变为一个普世帝国的观念的那股观念潮流，并非承袭了城邦时代的理论，而是与更早期亚洲的发展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城邦召唤的理论带有一种死胡同的性质。几个主要的观念潮流，源出于亚述人、埃及人、波斯人和犹太人的召唤，经过希腊时代，汇流入帝国的召唤中。直到很久以后的时代，随着13世纪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复兴，希腊理论的全部分量才再次被人们感受到。

因此，历史叙述至少要从早期近东诸帝国开始，甚至最好是从人类社会的更原始阶段开始分析，因为这些阶段的遗迹，可在后来的历史上见到。对人类发展的妇人当政阶段（gynaiocratic stage）的反思，明确见于柏拉图关于共妻制的观念中，见于第俄提玛（Diotima）的角色中，见于圣保罗的某些言论中，见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Clemens Alexandrinus）记述的［卡珀克拉特（Carpocrates）及类似的灵知派传闻］，而且还见于《查士丁尼法典》里表达妇女平等的某些规定中。图腾时代的许多原始的观念进入希腊城邦、基督教共同体的结构，以及罗马士兵的密特拉神教共同体观念。但限于篇幅，我认为我最好是对这些问题只偶尔发表意见，一般不会回溯到早期亚洲观念之前的情况。

同传统模式分道扬镳，不是由某个时代的任何内部问题所决定，不管是希腊时代还是后来的某个时代，而是由这样的需要所决定，就是有必要勾勒出许多线索，把一个又一个的召唤情境连接起来。仔细地说明这些连接线索，似乎是最重要的任务，因为若非如此，这部历史就难免会堕落成一部关于许多重要理论成就的论文集，除了一本书的封皮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使它们联系在一起。因此，我试图［提出］传统的主流，以作为贯穿始终的组织原则，始终［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新的召唤要素进入舞台，使不断累积的［群众］四分五裂或聚合为一。

东方的发展和希腊的发展，可以说是互不相干，在亚历山大时代及其继承人帝国中汇合在一起。罗马帝国的组织，统一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标志着下一个阶段。随着［……］部族的出现，东方在数百年的［缓慢］脱离以后，开启了在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帝国中独立发展的新阶段，而西方则围绕卡洛林帝国而凝聚。十字军运动标志着东方与西方相交往的新时代，造成了东方知识遗产在西方的复兴。这个时代特别复杂，因为在知识上吸纳东方的同时，还伴随着西方帝国的消解和民族国家的生长。尽管这个过程错综复杂，但是走到这里，我们已站在比较安全的土地上了。对于细节问题以及如何组织材料才最适当，学者们或许永远见仁见智，但有一个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特类型的政治组织，有一套从纯召唤到纯理论的独特的观念。

然而，关于［数量］和最新的发展，人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解释，大多数人似乎认为，我们仍处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时代；但是人们越来越怀疑，民族国家的观念或许正在衰落，而且至少两百年以来，许多新型的召唤正在缓慢却明显地发展。诸民族国家借以充斥政治舞台的可怕喧嚣，很可能成为它们的磨难。我相当倾向于这种解释，因此在最后一章，我试图把我认为预示着新的召唤秩序的所有迹象汇集起来，尽管这些秩序的最终形式还需拭目以待。

[本文是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导言的一个誊录本，原稿为作者1940年春亲笔手书，是现在已知最早的导言版本。括号里的材料为编者增补的文字、无法辨认的笔迹，以及原稿分页。誊录和校订人是霍尔维克（Thomas A. Hollweck），格布哈特（Jürgen Gebhardt）和卡林杰拉（Paul Caringella）给予了帮助。——埃利斯·桑多兹注]

相关图书

《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

[美] 沃格林 著

段保良、叶颖、孔新峰 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内容简介

《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

从古希腊世界的“精神解体”，到西方文明的现代危机，沃格林看到了秩序的瓦解，以及思想家们寻觅秩序的努力。为了营造一个意义的庇护所，人创造了“秩序小世界”，即“小宇宙”。观念作为政治小宇宙之实质性部分，在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和制度庇护的同时，需付出高昂代价——以人类生存的真理为代价。面对智识和政治的失序，具有伟大心灵的个体纷纷提出新的政治理论和人性论，以回应时代的危机，结果把人们推上人的启示这条道路。

然而，精神失序和文明危机绝非不可避免的命运,没有人注定要陷入一个社会的精神危机。《政治观念史稿》尽管不是沃格林关于当下和历史的定论，却一步步地证明了，在以虚无主义而告终的“精神反叛”之后，我们如何能够不通过教条而重获实在。

作者简介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用尤金·韦伯的话说，沃格林“将最复杂的哲学反思与最具洞察力的历史探询融为一体，把认知、理解、存在的开放性以及洞见的深度结合起来，并由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代表作有《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秩序与历史》五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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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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