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朴素的方法回归文学，回归鲁迅——吴俊《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写作杂志 Author 吴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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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鲁迅自称的五部文学创作集中，《朝花夕拾》呈现出非常独特的一种个人史的写作风格，既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也是一种主观修辞、审美色彩强烈的文体。鲁迅用叙事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经历经验化作当下情感、思考和价值观的一种表达，或者也可以说，是当下情感、思考和价值观成为个人经历经验的一种提升表达动力，并借助于叙实的方式得以充分实现。《朝花夕拾》是鲁迅人生苦痛之际向着青少年时代的回望和暂别，又是跨越羁绊、砥砺前行的再度出发和远眺，但他的个人史也跨越了现实和精神的层面，兼有个人、历史、当下的表达维度，具体经验和抽象精神融会贯通。因此，读鲁迅必读《朝花夕拾》。
出于以上理解和体悟，吴俊教授撰写了一本比较特殊的，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著作《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近日已面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本书主体分为两部分，一是简谱和传述，对鲁迅生平经纬做了客观简述和文学描述，突出了个人史的重点和要点；二是分篇解读《朝花夕拾》，注重语文和文学兼顾的阅读、分析及修辞艺术、思想意义。由此把两部分结合成鲁迅的文学个人史。最后，本书除正文外还扼要提及了鲁迅文学个人史上的“失踪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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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个人史：
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
吴俊 著
978-7-5760-2890-4
48.00元
读鲁迅必读《朝花夕拾》。
本书主体分为两部分，一是简谱和传述，鲁迅生平经纬有了一种客观简述和文学描述，突出了个人史的重点和要点；二是整本书阅读，分篇解读《朝花夕拾》，注重语文和文学兼顾的阅读、分析及修辞艺术、思想意义。由此把两部分结合成鲁迅的文学个人史。最后，正文外还扼要提及了鲁迅文学个人史上的“失踪者”现象。
作为个人史的《朝花夕拾》既是鲁迅人生苦痛之际向着青少年时代的回望和谢幕，又是跨越羁绊、面向未来的开场和眺望。鲁迅是站在当时当下展开的他对于个人史的回忆书写。他是一个清醒而顽强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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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鲁迅 著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 著
吴俊
一
《藤野先生》：
“弃医从文”的人间“惜别”
《藤野先生》是篇不同凡响的名作。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其中有着鲁迅弃医从文的自述，其次也许就和鲁迅满怀感情地写了自己的一位日本老师有关吧，后者成为百年间中日友好关系中的一个历史佐证。作品的特殊意义常被视为超过了同样是写自己老师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当然这样的比较并非必须，甚至可谓多此一举。
同样，体例安排上看《藤野先生》是上篇《琐记》的下篇——《琐记》结束在作者“到外国去”的叙事结点上，《藤野先生》就是作者的外国生涯纪实了。《藤野先生》的写法、题旨、气象，当然应该有所区别于《琐记》吧，但宗旨归宿并无二致。换言之，《藤野先生》在艺术上有别于《琐记》的叙述方式，思想上则仍有强烈的呼应和重合——只是前者以已经成长了的“新人”的叙事视角，展现出了更加崭新和升华了的世界观，包括对于个人成长的自觉思考和价值关怀。
弃医从文虽然是个大关节，但在鲁迅的这篇作品中，这个大关节却只是“混迹”在了作者对于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个人化记忆叙述中。不像是在有心叙述重大事件，倒更倾向于一种私人情感的表露方式。也许，这也就是文艺性作品与一般议论性杂文在审美性（特征）方面的不同品质体现吧。
《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
吴俊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09
作品首句乍看之下很是突兀。看不惯或小瞧了东京的原因何在？作者用明显讽刺的笔调直截了当地拎出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忸怩丑态。厌恶之情形诸笔墨。而且，更进一步，“学跳舞”出自“精通时事的人”之口，可想而知“清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风尚该有多么的声色糜烂。同是一国留学生，鲁迅怎能忍受与这种同胞朝夕过从！但这种人却麇集于繁华的东京。勿怪他忍不住要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了。实在是不耻于与这种人为伍。就这样，开头两段的几笔就把东京的生活交代过去了。叙述简单、干脆，且不失生动、有力。紧接着，正文也就随之一带而出：“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鲁迅行文的高明处，常在关键时刻见出四两拨千斤的老辣手段。如上篇《琐记》中那句“好。那么，走罢！”令人叹服。看是轻描淡写，自然平常写出一句，实为人生重大转向的抉择和决定，起因则貌是琐碎小事如跳舞之类；笔墨内里的是作者胸襟气度、理想期待的写照、寄托和隐喻。真不足为他人道啊。如果说《琐记》是在平常中写出了为什么要离开家乡故国去南京和日本，本文《藤野先生》就是写出了为什么要离开东京去仙台，接着又为什么离开仙台返回东京？包括回到东京干什么？这些都是鲁迅人生的大关节。一如“走异路、逃异地”，鲁迅写得平常，读者不可等闲视之。行文既见修辞艺术之妙，更需体会行文心理之内核动因。
去仙台的心情其实并不很好。作者回忆当年并无欢快之感。途中经过一个驿站，叫做日暮里。鲁迅说：“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1990年代中期以来，每次我从成田机场降落乘电车去上野，那是转到文京区本乡东京大学赤门的惯常路线，途中每次也都要经过日暮里站，每次都不免同样会想到鲁迅的这句话。鲁迅有诗云“日暮客愁集”，出自早年的《戛剑生杂记》：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鲁迅此言此句虽是化用了古人诗句成说，却是自家感同身受的肺腑之语，所谓“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实有冷暖自知之意。据现在所知，这也是迄今所见鲁迅的最早作品，写于1898年负笈求学南京之时。“日暮”的意象和修辞有其实在的典故依据和审美心理的支持，嵌入了鲁迅的文章行文思维中，下笔自有惯性，以旧出新，浇胸中块垒。因为后人考据说，鲁迅留学时代，尚未有日暮里一站。但我以为这并不能完全否定鲁迅当年可能看到过道路沿线有日暮里的地名；或后来知道了日暮里的站名。文化积淀和个人亲历的重影叠加混杂在了鲁迅的记忆中。待到二十多年后行文《藤野先生》时，“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重要且有意味的是作者主观心理的记忆真实性。日暮里，一个激发、唤醒或呼应了鲁迅内心积淀的个人伤感情怀的地名和修辞符号。而且，这在全篇中，还将与“我”对藤野先生的缅怀之情相连接，一种复活了的人间“惜别”。鲁迅的幽情和深思也许在此啊。
还有“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水户。我的记忆里，大概是在东京大学农学部的附近，还有朱舜水的纪念碑，我曾散步往访过几次。也是因了鲁迅的这篇作品，我专程去过水户，但记忆里竟然对去访细节了无印象，只记得在某处迷了路。鲁迅提及水户和朱舜水，并还记忆相对深刻，这应该是和“明的遗民”身份有关。朱舜水的“反清复明”与鲁迅年轻时在日本开始投身的“反清排满”民族民主革命，正有着共通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深刻维系。朱舜水的海外流亡命运及遗迹当会触动求学异邦的弱国子民周树人的心怀，所以留心专记了一笔。
终于到仙台了。不大的市镇，冬天极冷，没有中国留学生。这是鲁迅对于仙台的寥寥介绍，也是最初的印象吧。并不见有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的兴奋与好奇。中国江南人当然会敏感到北方仙台的寒冷，但这里至少满足了鲁迅此行的主要目的——没有中国留学生。他正是为了回避东京“跳舞”的同胞才远道北来的。
鲁迅与仙台医专同学合影
我总感觉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并不见得愉快，这从他一到仙台就是这样了。作品对于仙台初期饮食起居的生活描述，既感受到善意的对待，同时也有明显的揶揄。但在“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之后，叙事立即进入了作品的主题部分，几乎没有过渡和引导，快速推进到了作者的学校生活，缓急之间的行文张力给人一种果断而有力的感觉。紧跟着上面的“芋梗汤”，“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而且，作品主人公藤野先生的出场极为迅速，毫不拖泥带水，几乎还是以一种人物特写、亮相造型的方式登场的。行文上可以判断，作者明显故意略过了其他课程和老师的介绍，就直奔着藤野先生而来：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夹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按常规，接下就要叙述藤野先生的讲课了。作品下文也确实开始简述了藤野先生的讲课。但是，在此之前，鲁迅插入了一句听到藤野先生自我介绍后，“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但又并不马上解释为什么“笑起来”。这就至少产生了两个叙事效应，一是教室现场的带入感，除了藤野先生和学生，教室现场还有发出奇怪笑声的特殊人物，明显和其他一般学生不同，这使叙事空间的人物关系油然而生出了一种异样的生动性。二是悬念和期待心理的产生，到底谁在笑、为什么笑呢？这种笑声笑意一定会和藤野先生的故事有关吧？鲁迅不愧是文学写作的大手笔，看是无意的闲笔，暗藏着叙事的机关技巧。
作品写到的藤野先生上课“首秀”里，还有一个可能会被忽视的细节。日本“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这句话绝不会是无意之笔。此前还有一句是，在日本的解剖学历史文献中，“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尤其是后一句，暗含了一个呼之欲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医术起步较早却后来落伍了、日本倒是后来居上了呢？一个小小的细节，指向的却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大大的问题。而且，也无形中回答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
藤野先生批改的鲁迅医学笔记
“我”最早对于藤野先生的了解，就源于教室后排那几个发出笑声的不及格留级生。作品先是用间接叙事的方式，勾勒出了一个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落拓知识者的形象。很快，藤野先生就和“我”有了直接接触，他检查了“我”上课抄录的讲义，并且规定了以后定时提交讲义。藤野先生对“我”讲义的审改，是作品中“我”之深受感动的第一个主要情节。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这让我联想到读研究生时，第一次遵师命提交了一篇课程论文给导师。等发回我手上时，我看到的第一眼，就像鲁迅一样“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导师已经细细地全文订正了我的文章，布满了红笔。最使我意外和感愧的是，导师把我文章中的引文也做了订正，添加了脱漏的文字，还将引号内外的句号位置做了订正。这一定是核对过引文的原文才能这样订正的。从此，一旦我有所懈怠，彷佛导师就会站到我的面前。藤野先生订正过的讲义，对“我”显然产生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巨大鞭策作用。作者获得的是一个人生的榜样和一种人格魅力的感染。这或许也成为作者写作本文的一个基本动因。
而且，藤野先生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对“我”的“太不用功”和“有时也很任性”的表现，他的态度仍是“和蔼”的。对比之下，作者的反省也说明了“我”终究不能成为一个医生或科学家；照着一般眼光看，“我”也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好学生——在寿镜吾先生的私塾里，“我”也并不安分。循规蹈矩正是文学者天性的天敌。作者注定要做革命的文学家尤其是杂文家的。
“我”的考试成绩总算还好，“我”和藤野先生的关系又近了一层。作品对藤野先生的记述也进入到了更直接、更深入一点的精神领域。那次藤野先生“很高兴地”召见了“我”，他之所以高兴的原因是，“我”能够不受“鬼神”观念的束缚，敢于解剖尸体。藤野先生的这段话，既表扬了“我”，其实也是指他对于中国人文文化的了解和兴趣。这是一种文化观念层面的交流，同时暗含着鲁迅的一点言外之意，即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陋习的批判动机。思想的启蒙革命是鲁迅最为强烈和自觉的使命意识。这也就能理解作品接下来的叙述行文了，藤野先生提到过中国女性的“裹脚”，“我”为此感到“很为难”。无疑，中国的“小脚文化”使“我”深感耻辱。鲁迅后来曾用杂文对于中国女性历来受到的摧残和压迫表达了无限的同情和愤慨，当然同时也就对传统性别陋习予以了猛烈的抨击和诅咒（如《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等）。这其中恐怕也有他的自家隐衷之痛——家族长辈就有深受小脚之苦的女性，父母之命的妻子也是一位小脚女性。从身体观念看鲁迅的价值观，“天足”才是符合人性的健康标准，也是文明标准。最早激发鲁迅思考这一观念的人，恐怕就是教授解剖学的藤野先生吧。医学和科学的专业观念也就是文化和文明观念的具体化。
这些都算是对于藤野先生的正面铺垫描述，接下去就进入了作品的高潮部分，也是由藤野先生引发出来的。这先是考试题目泄密的“漏题风波”，而后便是“幻灯事件”导致的弃医从文。
《藤野先生》手稿影印件
“漏题风波”可谓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猜忌、中伤和污蔑。从作品叙述来看，“我”虽然最终还了自身的清白，但内心的冲击影响并未消除。“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郁闷、幽愤之心溢于言表。此刻，也能联想起郁达夫作品《沉沦》的主人公沉海赴死时发出的悲哀、伤痛和绝望的呼叫：“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我们后人能理解百多年前最早几代走出国门、投身异域、寻找前程的中国留学生的内心苦衷和精神世界吗？中国走向世界之路上有着前辈的人生创痛代价。“漏题风波”究竟是叙实还是虚构，是史实还是创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者的文学真实和心态真实，回忆还原便是对这双重真实的确认和强化。我们依稀也能见出一点作者敏感、自卑于被伤害的心理倾向。家国民族情怀和个人自伤自悼混杂一体，纪实和虚构的交织缠绕提升了作品的情绪感染力。
更有甚者，“幻灯事件”使“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作为旁观者的“我”的内心风暴终于形成。个人意识的主观代入，“我”倒成为事件的主角。
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这段叙述不止于让读者明白了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缘由，同时也呼应了作者一生创作和思想表现中的许多相关特点。我们可以见出《药》里面争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们的影像，《野草》里兴奋围观嗜血决斗的一众看客的嘴脸，甚至，《狂人日记》中的“我”也在里面现形——因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一点尤其深刻，此时此刻，“我”也几乎成了双重可能的同谋：在外人眼里，“我”也是被鄙视的中国人，被砍头和围观同胞被砍头的中国人；在“我”自己的内心自省，同样是袖手旁观、无能为力，形同看客无异。沉默、绝望，不在沉默和绝望中灭亡，就在沉默和绝望中爆发。“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鲁迅做出了一生中的一个最大抉择：“弃医从文”。他要先于身体而救治中国人的精神，而这首先也是对自己的精神拯救。
只是如此宏大的主题思想却并没有继续展开宏大的叙事渲染，作品行文紧接着就回落到了极具个人情感色彩的私人性叙述：“我”专门去向藤野先生报告，自己将放弃医学的学习，并将离开仙台。显然，“我”并没有将“弃医”的真实原因告诉藤野先生，因为后者的“悲哀”和“凄然”的神情，使“我”甚至还想着要用善意的“谎话”来些微地安慰一下自己的老师。而藤野先生的反应也充满了师生间的私人情感色彩，至少作者是这样描写和叙述的。尤其是这一句，藤野先生听了后，“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他是真心关心和留恋这个“清国留学生”的。作者显然感受到了这一点，笔下还原出的师生间的简单对话，真是伤感至极。所以也才催生出了20多年后的这篇作品吧。“弃医从文”当然重要，但异国师生的人间情怀也深埋在“我”的心底，一直在萌动、发芽、生长，最后以文学的方式破土而出。
“惜别”的时刻要到了。藤野先生对“我”的关爱，通过几个小细节表露无遗。我以为这是作者的纪实之笔。先是邀请“我”到家，送给了“我”一张写有“惜别”二字的照片，还嘱“我”也送一张照片给先生。“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如此细腻而多情，藤野先生对“我”的惜别之心，真是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但有意思的是，作品后段写了自己与藤野先生一别之后，“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的原由，实在就像是一别两宽，从此相忘啊。或者也有点像是学生愧对先生的心理吧。只是从《藤野先生》这篇作品，我们却能看出作者的内心深处已经烙下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和精神气质。某种程度上，藤野先生堪称是鲁迅的现代知识人格、科学思维、人间关怀情感的启蒙导师。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每次读到鲁迅的这段话，我都会有一种震撼感。一是鲁迅对于藤野先生的充满了真挚感情的评价之语，二是这种评价的深刻理由。“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鲁迅将自己的超越性情感和价值思考立场赋予了自己对于藤野先生的升华性理解。这一段也是本文在全篇个人化叙事中几乎唯一的直接关涉宏大题旨的明确正面表达。我只能说，作者太爱他的异国老师了。这种师生情在鲁迅一生中，也只有章太炎可以相比了。那是在鲁迅告别了藤野先生、离开仙台返回东京之后大约两年，他遇见并结缘、一生师事之的中国学者宗师。
太炎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革命家，且有功于中华民国的建立；鲁迅后来撰文评价太炎师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绝笔之作也与太炎师有关，名为《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相比之下，藤野先生只是寂寂无名的普通教师，并无功名事业可言，但在鲁迅眼里和心里都视其为“伟大的”恩师。这篇《藤野先生》也足以和鲁迅悼念自己中国老师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名文相比肩。前者主要是私人情感的表达、理解和感恩、自省，后者用心彰显的是社会、时代、政治、学术文化的价值公论，写作的立意出发当然大有不同。但两者贯穿一致的是对两位老师的人格精神和性格意志的高度褒奖评价，都视之为自己成长和生命中获得巨大激励的价值楷模。从藤野先生、太炎先生到鲁迅，伟大的文化人格和献身精神一以贯之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生命底蕴和生活主线。
藤野先生赠给鲁迅的照片
分手后虽然一直没有给藤野先生寄过信和照片，但“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鲁迅的深情和长情，也在这“纪念”的方式里表达得极尽真挚了。不仅如此，藤野先生当年惜别赠送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待作品临近结束，深切动心的怀人题旨又折返到了冷峻严肃的现实世界。藤野先生“黑瘦的面貌”“抑扬顿挫的话”，促使“我”“良心发现”“增加勇气”，成为“我”不屈不挠、直面现实的韧性写作的精神动力和不懈鞭策。记人之作的文体修辞归结于刚猛激烈的鲁迅式杂文风格。现实世界再次浮出在了历史记忆的行文之上。
也许这才是鲁迅回忆藤野先生并写作此文之际同时觉醒、动荡着的深刻现实心态。正所谓“我不愿意想到目前”，恰是“目前”的不能忘怀；“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故事新编·序言》）。回忆者，现实的替身耳。现实植入了回忆，回忆印证着现实。回忆成为作者和我们诉说现实的一种文学方式。
END
转载自：《写作杂志》
制作：陈文霞
复审：贺群星
终审：龚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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