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世界中心？
想看最新海外猛料，最快海外商情，就来海外情报社（微信ID：topnews-9）
作者：金耀基
来源：群书学院（ID：sacademy），已授权海外情报社发布。
投稿及建议，请联系 tougao@topnews9.com
本文作者金耀基先生（1935- ），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1994年，金耀基先生获香港政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1998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银紫荆星章。
本文系金耀基先生三十余年前所撰文章，对于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的展望，今天看来依旧发人深思。2015年，金耀基先生应群学书院创始人周晓虹教授之邀，欣然为群学书院题额，令同仁感念。经作者授权，群学书院特刊载本文，并向金先生致意。
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上的真正意义，也许见仁见智，难有一致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有人类就有历史，但一直到了二十世纪才开始有真正的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已自觉进入世界共同的舞台，扮演或大或小的角色。
诚然，二十世纪带给人类新的希望与欢呼，但地球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变化，包括人口的激增、生态环境的失衡，二次世界性的大战，也无不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与挑战。人类所制造的武器，已足可毁灭整个地球而有余。毫无疑问，二十世纪是人类第一次自觉到人类的希望与绝望是那样的接近。
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的世纪？我想没有人可以肯定地加以描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未来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源于人类的知识，可是知识本身的发展却是无法预测的，因此，我们对未来最多只能有一些推测而已。
金耀基先生为群学书院题字
香港以前的总督葛量洪爵士（Sir A. W. G. H. Grantham）曾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不知道葛量洪爵士是根据什么来说的，不过，这一说法倒确能令中华儿女有所感奋。
中国在十九世纪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败再败，古典中国的荣光固然黯然无色，更是国且不国，陷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境
不能否认，百余年来，中国的天朝观，中国为天下之中的中心意结早已一一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不但如此，西方由于十七世纪以来，历经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洗礼，社会政治日趋现代化，不但造成西方势力的升起，而且在“文明”的位序中亦隐然成为世界的中心，也就是说，从价值、制度到流行的发式与衣饰，皆成为非西方的“边陲”社会的衡准。在这个大气候下，中国不止已无中心的位序，而且已跟许多其他非西方的社会一样，降落到“边陲”的角色。
处于“边陲”者，自觉与不自觉地不免有一种“边陲心理”。这种“边陲心理”，也就是一切惟“中心”之所谓好为好，惟“中心”之所谓恶为恶，本身无所可守，本身无价值之衡准与执着，一切以“中心”为模型而仰望之、慕悦之。
中国百年来的流行语，如“镀金”、“喝洋墨水”、“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种种，正是这种“边陲心理”的鲜明反映。
唐君毅先生慨见国人之忘本、无所守，竟以外慕西方而未知反省的现象，而有“中华民族花果飘零”之悲叹！他认为在此一风势之下，“整个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吹散。”唐先生之文，以悲心大愿，扣紧中华民族文化之慧命灵根而发，感人至深，亦自应引触国人之共鸣。
哲学家唐君毅（1909-1978）
我们则自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中心”与“边陲”的世运之转移来考察此问题。如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位置序列有变，摆脱“边陲”位置，则“边陲心理”自然可以渐归消失。
君不见，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亦莫不以羡慕西方为能事，二战之后，变本加厉。而究其本质，日本之西化运动，不过是从过去以中国为中心，转到以现代以西方为中心，其为“边陲”的性格，没有改变。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日本工业化奇迹性的成功，使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三工业大国，科技和经济上更上一层楼的进展，已对欧美老资格的工业国家构成巨大的威胁与震惊。
哈佛大学社会学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所著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坦白的承认美国应像日本学习，正反映了部分西方人对日本的心态。这个由“日本震惊”而带来的“日本热”，正显示日本在世界位序中已由“边陲”的位置进入到“中心”。1970年，未来学学者何门康（Herman Kahn）就以GDP之成长为基础，指出日本是一个正在升起的超级大国。
何门康的预测之正确性，在我看来，既不比葛量洪的高，也不比葛量洪的低。事实上，中国本土以外，“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也不止葛量洪爵士一人而已。早在1958年，密歇根大学的奥甘斯基（A. F. K. Organski）也正从经济的潜力角度预测，中国在未来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到了1982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东亚的优势》一书，从政治结构与文化等因素的分析中，指出中日两国将不止是西方领导权的挑战者，而且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处于世界当阳称尊的位序者。
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左）与群学书院创始人周晓虹
东方将领导二十一世纪的说法，颇有些东风压倒西风的味道，我们对之既不必怀疑，也不能信以为真，更不可因而产生骄气。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心理上，我们自然乐于见到这个世运之转替，自然乐于见到中华民族之由“边陲”重返“中心”。但首要的是杜绝西方人十九世纪以后君临天下的骄纵心理。
西方人近二百年以来，确实有以西方代表世界的自大心态。这种“种族或文化中心”的偏见，起因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人在世界近代史中，缘于科技之突飞猛进，取得中心之位序，而科技的普遍性思维模式机器普遍应用的适用性格，使得西方人有意无意地造成了精神上的骄傲，以为只有他们的文明才具有世界普遍性。他们的“优越感”转而成为“世界感”，从而西方文明病态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亦可理直气壮的说成是“白种人的责任”，以开拓提高世界的文明素质。
诚然，西方人中也不无深具反省智慧与真正世界意识者，以毕生钻研中国科技文化而著名于世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便是一位。他在《四海之内》一书中说，西方人有一种“不自觉的主宰心理”（unconscious psychology ofdominance）。这种主宰心理自然而然地以西方的文化社会模式为最高，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时至今日，西方人中仍有很多，总爱以西方的价值制度强加于他人身上，而不能真正肯定他人文化与历史的意义。这种君临天下的心理，实在没有资格承担二十一世纪开启世界新秩序、新境界的责任。
处于二十一世纪世界中心位序者，必须有肯定人的尊严、民族的平等、世界的公正的襟怀与心态，才能破除阶级斗争的执迷、种族主义的狂妄以及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偏颇。二十一世纪不会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它完全有可能和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一样，依然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甚至可以由东西之对垒演变为南北之抗峙的局面。但这种由民族国家或基于文化意理、经济利益结合而成的集团性的对垒与抗峙，绝非人类之福，而只会大大增加人类毁灭人类的可能性。
李约瑟教授（1900-1995）
二十一世纪绝不可能是无忧无虑的伊甸园，也不可能期待大同境界的到来。但二十一世纪的意义，应该是人类在化解仇恨、消除冲突、建立合理和谐的世界秩序上有根本性的建设。今日的世界，一方面由于科技的贡献，五湖四海已经是天下比邻的“世界村”，另一方面，人类之间却到处是种族之墙、宗教之墙、经济之墙、阶级之墙、意识形态之墙，当代世界秩序仍然建立在尔虞我诈的“权力政治”基础之上。二十一世纪合理和谐的秩序之建立，则有待“人类心”、“世界心”来拆除这一道道的墙，真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这一点来说，中国人也许是在二十一世纪中极有资格承担这桩大业的候选人的。
我之所以这么说，决不是说中国人天钟灵秀，先天上有这样的资格。要知道，希特勒以日耳曼民族为最优秀，日本人以大和民族最为优秀，都是自造的种族神话，进而造成二十世纪的大孽。我们甚至并不认为中国文化赋予中国人特殊优越的地位，而自以世界秩序的维护人自居。
中国文化有其价值，这一点当然没有疑问，但世界上众多文化皆渊源有自，光辉灿烂，莫不一一有其价值。而中国文化之长于此者，不必即优于彼，尤其不能以中国文化为万世不替、四海皆准。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极有资格承担多元文化之合理的世界秩序，是因为中国的文化理想中，具有“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的博大思想；对不同的文化价值有“道并行而不背”的容忍，对不同之民族人物有“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的欣赏与尊敬。
未来世纪，中国、日本或其他国家，虽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心，但世界将极难再出现一国中心的局面，转而为多国并峙的多元中心的结构。因此，任何一国都不能有君临主宰的心理，必须求异中之同，必须容同中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