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怀念安老，怀念我们的改革年代
王波明/文（作者为中国证券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编辑：马国川）
8月24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向安志文同志作最后的告别。在现场，我遇到了许多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的领导和朋友。他们都已经白发苍苍，但是依然言谈不离改革。
在回来的路上，安老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还有那些心系改革的白发老人。我想起许多往事，想起那个日渐远去的火红的改革年代，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往事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过。
一、“非干不可”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大包干”很快就见了成效，解决了困扰过去30多年的吃饭问题。另外就是建立经济特区，激发了深圳等地的经济活力。这些都是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边缘革命”。
变革从边缘发生，然后向核心地带蔓延。1984年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那一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改革进城了”。
和农村改革比起来，城市改革复杂得多，因为它牵扯到价格体系、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企业体制等一系列体制问题，这意味着从20世纪50年代起建立的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都要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如小平同志所说，“改革是一场革命”。
国企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一大重点，做法就是借鉴农村的“大包干”,在企业推行承包制，当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路。现在看很清楚了，改革就是要建立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人民公社为什么没有效率？因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农民没有积极性。承包制让农民的劳动与收益直接挂钩，利益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国有企业里实行承包制，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大家都是挣眼前的钱。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底是股份制还是承包制？争论非常激烈。承包制虽然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无法避免短期行为。而股份制则是一个“永动机”，可以建立长远的激励机制。所以社会上关于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的讨论就多起来了。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零星出现了股票、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柜台、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但是正规的证券市场仍然付之阙如。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88年我从美国留学归国，和朋友们一起商议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这个想法得到了国内企业界人士，包括时任中国农村信托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等人的支持。
我们起草了一个报告《中国证券市场创办和管理的设想》，中央最高领导人很快批示，要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一次汇报。1988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中财办秘书长张劲夫主持汇报会，与会者还有吕东、周建南等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规格很高。在会场，我还看到一位面相和善、举止儒雅的老人，他说话很少，神情淡定。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的安志文。
在那次汇报会上，姚依林说，证券市场应该“民间发起，政府支持”。张劲夫说，我愿意去当个志愿兵。但是“政府支持”，哪个部门牵头呢？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都想把此事纳入自己的管辖，最后还是姚依林同志一锤定音，决定由安志文同志领导的体改委牵头，推动资本市场的筹备工作。安老表态说，“看来现在搞证券市场条件不成熟，但是非干不可。”
“非干不可”，不但表明了安老明确的支持态度，也反映了他敢于担当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将近30年过去了，安老当时说话的神情仍然历历在目。
二、好学长者
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简称“联办”）正式成立，证券市场的筹备全面启动。“联办”由国家体改委代管。国家体改委说，我们就当你们的“婆家”，给你们做好服务。
“联办”成立后不久，我到体改委给安老做汇报。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老人家当面交谈。他详细地向我询问国外的情况，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尤其是他对外界事物的好奇，让我深感这是一位好学之士。
后来我才了解到，安老阅历丰富，资历极深。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17岁时就投身革命。1952年他参与筹建（与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委，是三名专职委员之一。后来他担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参与负责全国基本建设的管理工作，落实苏联援助的156项目的计划和建设工作。1958年他又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负责综合编制长期的和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参与研究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重大问题。他经历各种政治风浪，包括“文革”那样的惊涛骇浪，终能安然度过，实属不易。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安老率领国家机械工业代表团到欧洲考察。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它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显然，这种巨大的差距在安老的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促使他反思计划经济体制。后来他就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期间，就认真总结计划经济运行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1982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63岁的安老来到这个研究、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性机构，后来主持日常工作，开始了全新的事业。他自己说过，“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老老实实学习计划经济，另一件是老老实实学习改变计划经济。”两个“老老实实”代表了一心为国、思想解放的一代人。
这些人对搞计划经济本来是驾轻就熟的，但是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勇于反思过去，与时俱进，探索新的经济体制。如果没有一心为国的精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就像安老，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就参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又要否定自己，探索全新的发展道路。当时他已经年逾花甲，但是仍然保持着对新知识的好奇，努力学习和接受新思想。
虽然现在回头看，道路很清楚，可是当时看不清啊。我们不能以今度古，更不能完全脱开历史去谈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虚心学习，“摸着石头过河”。
安老以资历计，是“超部长级”的人物，可是当年这个忠厚长者经常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聊天，不懂就问。一旦听明白，他就鼓励年轻人大胆地去试。他同时又有硬肩膀，敢担当，“出了事都是我负责”，不推诿不敷衍。这种好学之风与勇于担当的精神，充溢着当年国家体改委。
这种精神，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精神。
三、改革精神
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是火红的改革年代，整个国家都充溢着改革热情。尤其是在基层，改革经常走在前头。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国家体改委每年出一个指导全国改革的《国家体改纲要》，把地方上的改革写进《纲要》，就相当于“追认”这些改革的合法性，地方上就可以据此大胆地继续推进改革。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和结合，使得各项改革措施得以实行，获得实绩。就像安老晚年回忆时所说，“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
证券市场的起步也是如此，用姚依林的话说就是“民间发起，政府支持”。我们当时设想筹建一所规范化的、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选择等诸多方面，我们积极研究设计，国家体改委通过下属宏观司，协调各部委的关系，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
遗憾的是，不久就遭遇了风波。就是在那么严峻的环境下，国家体改委一直在努力推动改革。1990年，也就是在风波的第二年，“左”的思潮兴风作浪之际，国家体改委还给中央提交报告，说明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产”，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风波之后，紧缩了几年。现在想来都有些不可思议，就在经济那么窘迫、政治那么紧张的氛围下，证券市场居然被设计出来了。
本来，我们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后来由于多种原因，选择了上海。在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的支持下，“联办”积极参与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我还清楚地记得，上海筹建小组在报告中建议，由上海市牵头，请“联办”的同志协助，朱市长还专门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合作”。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此前不久，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开业。
“联办”还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在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下，1990年12月实现了国内六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交易。
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的STAQ相继投入运营，以“两所一网”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证券市场牵扯到投融资体制改革、企业体制改革、税制改革等各方面。所以好多人评价说，建立证券市场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带动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企业都不愿意缴税，但是建立证券市场后，要想上市，必须先补齐税款，这样企业缴税才普遍起来。
假如没有体改委的鼎力支持，仅有“联办”这支“民间力量”，证券市场是不可能那么快、在那么紧张的政治环境里建立起来的。
四、改革故事
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法人股市场，都是在国家体改委主持下做出来的。
1990年底证券市场的建立，推动了企业改革。自从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企业都是国有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没有股份制企业。安老曾回忆说，1978年他出访欧洲时，一位捷克经济学家告诉他，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是政府的附属，中国的经济是指令经济。
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运行以后，全国并没有很多股份制公司。于是，从国家体改委到各省体改办都帮着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转成股份制公司，这样才能上市、才有股票发行。到今天，中国有3000家上市公司，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建立后，“联办”又建议国家体改委进行国债发行改革。此前政府发行国债，都是强行摊派，民众怨声很大，全国人大对此也有很多意见，每年都讨论。我们研究发现，债券其实是很好的产品，有国家信用担保，利息比银行储蓄还高。于是在国家体改委支持下，“联办”寻求建立国债流通市场，以带动国债的市场化发行。
1991年发行国债100亿元，财政部国债司拿出40亿元委托“联办”来做国债市场化发行试点。我们组织了二十几个人，把道理讲给那些国内的金融机构，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和证券公司，它们马上就接受了。可是人民银行坚决不同意，打电话要求那些信托投资公司取消参与那次发行。在压力下，财政部国债司也开始犹豫起来。当时我们已经预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签字仪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于是，我们冲到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办公室。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直接给财政部部长王秉乾打电话说，这是一个改革试点，不能被撤销。这事已经做到这一步了，一定要进行下去。结果在国家体改委的协调下，40亿元国债很快就顺利发行完毕。
要知道，每年发行国债都是一件大事。国务院成立国债发行办公室，总理亲自担任主任，各级政府层层如此，据说全国发行国债体系有100万人。尽管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却在短时间里就完成了40亿元的市场发行工作。在以后的两三年里，财政部和我们继续深化国债的市场化发行，到第三年完全实现了市场化发行，终于结束了国债摊派体制。
这件事说明，改革其实并不复杂，困难在于各种机构之间利益错综复杂，难以协调。假如没有体改委这样超脱的改革机构来协调推动，国债发行改革就很难启动，国债流通市场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来。
国家体改委也支持了法人股市场改革。当时证券市场能流通的股份只有一部分，法人股不能流通，因为僵化的意识形态认为法人股流通就是私有化，于是形成了股权分置的格局。我们认为法人股也得流通，但是又不能触动意识形态禁忌。怎么办？我们就向国家体改委提出来，能不能进行一些法人股的试点，让这些股票在法人之间进行流通。
当时的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以及其他的副主任听取汇报后，觉得很有道理，同意试点。1991年体改委文件就提出，“积极试点法人股市场”。我们筹划和组织了在全国范围内定向召募法人股份的最早一批，包括玉林柴油机、海航以及小天鹅洗衣机等企业，推动并组织了第一个专门的法人股流通市场。虽然后来法人股市场停了，但后来在我们最早的法人股市场“老三板”基础上，“新三板”成长起来，现在已有1万多家上市公司。
想当年，我们“联办”这些人经常去体改委，不是汇报工作，主要是想干什么事，在业务层面寻求支持。体改委也总是从善如流，而且坚决支持。那时候在体改委支持下，我们这些搞改革的人很过瘾。没有废话，没有扯皮，说做就做。
五、时代传奇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中共十四大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中国重启改革议程，从此进入改革的快车道。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增量改革，90年代的改革就是“整体推进”，因为股份制、银行体制、投融资体制、税制等各项重要的市场化改革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国家体改委主动为国务院提供改革方案，国务院也很倚重体改委。体改委除了提出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协调。各部委的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经过体改委协调后才能上报。
国家体改委没有既得利益，也不掌握具体的项目审批权，最大的部门利益就是“推动改革”。在地方，一个副省长的专用账户可以动用两三千万元的资金。可是在国家体改委，连20万元都找不到，真是“清水衙门”，因为没有谁去“孝敬”体改委。国家体改委的那种廉政之气，那种待人接物之风，现在很难看到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有了长足发展。当然，每一场改革都是攻坚战，触及各方面复杂的利益。如果没有改革的勇气和智慧，是很难完成的。正是完成了这些改革，在2000年前后中国才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从而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遗憾的是，改革还没有完成，改革就“革”到了体改委自己头上：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体改委被撤销，改设为政府内设机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五年后也被撤销）。
从1982年到1998年，国家体改委存在的16年，这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性的16年，体改委矢志不渝地推动经济体制转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回顾中国当代改革史，国家体改委堪称中国改革的“总参谋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有大幅进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国家体改委这个真正超脱的、没有部门利益的改革机构，它以改革为志业，筹谋改革全局。假如没有国家体改委奋力推动，没有安老、陈锦华这样的一批改革老人鼎力支持，中国改革的面貌肯定大不相同。
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里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个非凡的、动人的故事。”国家体改委在这条道路上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缔造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六、仁人志士
1990年8月，安老离开国家体改委领导岗位，到中国体改研究会（以下简称“体改会”）上班。“联办”是体改会的理事单位，所以我仍然不时到研究会拜访安老，也去过他那个简朴的家，多次和他面对面聊天。
安老常问“现在经济形势怎么样啊”之类的问题，对中国改革前途的殷殷关切溢于言表。他说，“改革的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目的是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必须使老百姓得到实惠。”他认为各项改革要同步，在缺乏监督和法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有可能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这些警醒之语，每每让我深思。
即使耄耋高龄，安老还是坚持每天到体改会上班。那座灰色的旧楼里没有电梯，他爬楼梯到办公室，看文件，和人谈话。他一直保持着学习精神，特别愿意和人探讨问题。因为双耳失聪，他就在办公室挂了一个小黑板，让人在上面写，通过这种特殊方式“交谈”。他思虑深远，思考的都是关系到改革前途和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满怀天下之忧，不以一己得失为念。
我非常崇拜安老。他一辈子从实际出发，又有远见卓识，老成谋国。有一位老领导评价安老“厚重稳健”。这让我想起汉初的政治家周勃，汉高祖刘邦就称赞周勃“厚重少文”。
安老曾诚恳地说，“我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国家做点儿事情。”话语朴实，却表明了他的毕生志向，而这个志向与1840年以来中国的无数仁人志士是一致的。自晚清以降，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推动古老中国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愈挫愈奋，百折不挠。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喻为“历史的三峡”，“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历史的必然”（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改革开放为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快了几度被中断的现代化转型。100多年以来穿越多少惊涛骇浪，现在中国这艘巨轮正在逼近“历史三峡”的出口。
明年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回忆当年，改革激励了多少人参与其中，大家为了改革而奋斗，忧乐与同，不计得失。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未来中国要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根本还是要依靠改革。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安老去世，我感到很悲伤，因为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衷心敬仰的长者，也离那个火热的改革年代越来越远。所以，我怀念安老，怀念那些为国家兴旺而奋斗的改革老人们，也怀念充满了梦想和激情的改革岁月。
谨以本文献给安老，献给体改委，献给火热的改革年代！
附：安志文同志简历
安志文，1919年3月生于陕西绥德（现子洲县）。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秋起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1947年７月起先后任中共松江省哈东地委副书记兼阿城县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等。1952年秋参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筹备工作，同年11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4年10月起历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1978年1月起先后任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等。1983年7月起历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顾问。1987年11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1988年５月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1997年５月离休。
安志文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本文将刊发于2017年9月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