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班史

来源：华商韬略    ID：hstl8888

天地为熔炉，万物为薪炭，众生皆煎熬。

“只要有一次不配合加班，我就让你从此以后一个班都没得加。”

——富士康生产线上的线长，2015年

1996年，农民工对于加班是不是合理合法的疑问，开始屡屡见诸报端。

比如，“我们是电子厂职工，一天加班8～9个小时。我们对此提出异议，公司却说给了加班费，你们没白干。请问：给了加班费就可以让职工加班吗？”

还有，“我是鞋厂女工，业务多了就得加班做鞋，从晚上6点忙到12点，按件算工资，没有周六、周日休息。请问：这样按件发工资合理吗？”

这类法律咨询不计其数，成为那个时代农民工对“血汗工厂”的第一手描述。但进入21世纪，随着卧底记者深入报道，揭开了更多血汗工厂的神秘面纱。

2004年，广州万利达纸品厂先遭工人投诉，后殴打采访记者，随即被媒体曝光。据工人们控诉，这家企业24小时生产，每月超时加班200小时，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甚至连饭都必须在车间吃，几百块的月工资都要拖欠两月再发，终于引发众怒。

这类工厂数量众多，演绎的悲剧则千篇一律。由于劳动时间太长、安全条件太差，致死、致残的生产事故屡有发生；工人没有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生命保障；只要敢拒绝加班，轻则扣薪解雇，重则惨遭毒打。

更骇人的是，夏衍在1935年描述的“包身工”，也重现人间。

1997年，浙江老板华某在安徽某县开了家棉被厂，招收了15名童工弹棉花。他们干着成人一样的重活，工作10小时、工资100块。童工们多次逃跑，结果都被华某的大狼狗撵了回来。

如果你以为“童工加班”仅是偏远地区的早期乱象，那就大错特错了。

2016年，江苏常熟服装业中惊现“童工产业链”，被央视曝光：中介将未成年人从云南带来，以每人2000元的价格“卖”给服装厂。进厂后，老板会把身份证、银行卡、手机统统扣下，童工只能漫无天日地加班，不干到年底根本没工资。可未成年人重活干不动了怎么办？老板的办法很简单，“打一顿就好了，干活快得很！”

让人意外的是，不是所有童工都愿意被“解救”。

2004年，广州劳动部门执法夜查，破获一起非法使用童工案。没想到，8名加班加点的童工只想保住工作，宣称自己年满16岁，反帮着老板欺瞒执法人员；2014年，深圳某电子厂解救出一批四川大凉山童工，遣返时同样遭到拒绝，“这里每天都有米饭和肉，回家只有土豆”。

只要不威胁生命，不少打工者甚至“愿意”加班。

2007年，深圳志峰五金塑料厂女工熊绍敏，因与同事争执遭到主管“惩罚”：禁止周末加班。这意味着她当月将损失100元加班费。受此刺激，熊绍敏下班后脑血管爆裂，陷入昏迷。这样的结果，着实令人唏嘘。

在不少打工者看来，不加班就挣不到钱，所以加班多、加班费足的厂才是“好厂”。而“好厂”的典型代表，正是富士康。

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率先揭秘富士康，像工人站立工作12小时、生产线上禁止说话、太过疲劳乃至累倒的情形被曝光，引发公众愤慨。

令人意外的是，富士康据此对第一财经日报社发起诉讼，虽然最终撤诉，但不认账的态度溢于言表。然而“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2010年富士康“14连跳”自杀纪录，将其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连跳”换来的，不过是一纸“自愿加班切结书”。员工只要签了这份“魔鬼协定”，就跳出《劳动法》的“三界”外，不在每月加班36小时上限的“五行”中。

此后，富士康又增加底薪、减少加班，玩了手“明升暗降”的伎俩。结果一到节假日，加班竟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有位生产线线长甚至放出狠话：“只要有一次不配合加班，我就让你从此以后一个班都没得加。”

2015年，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郭军公然炮轰富士康，长时间违法加班，导致过劳死、自杀现象屡有发生。但在郑州富士康招聘中心门口，应聘的长龙每天都在将这种“道德正确”无情打脸。100多万农民工糊口要紧，从不拖欠工资和加班费的富士康，才是心中首选。

“你们这样加班，是相当不人道的。”

——一位日本人对他的中国同事说

有个流传甚广的加班故事：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招聘了一位日本研发，上班第一天，他对部门同事说：“我在日本就是个加班狂，希望大家能跟上我的节奏。”一个月后，他决定打道回府，临走扔下一句话：“你们这样加班，是相当不人道的。”

2006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指出，中国人均劳动时间超越日韩，已成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蓝领加班需要血汗工厂，白领加班则需要“加班文化”。

当外资大举进入中国，高学历、高收入、高福利的白领职位曾令无数人追捧艳羡。可风光无限的背后，却充斥着高强度、超负荷的劳动，特别在“加班成疯”的日韩企业里。

“我们经常加班加点，每月加班超过200小时，连加班费都没有”、“楼道里、卫生间、办公室，保不准就能看见抹眼泪的女孩子，进公司没哭过的几乎没有”……很难想象，这竟是北京CBD高档写字楼里的工作氛围。

从应聘开始，HR就会明确告知你“要加班”；工作中，主管也要求你有团队精神；对企业来说，今天就很残酷、明天会更残酷，对你来说，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加班既然不可避免，就干脆用奉献精神、狼性团队、企业凝聚力等“精神糖衣”包裹，于是变成了尚可下咽的“加班毒药”。

2016年年末，滴滴发布《2016年度加班最“狠”公司 38 34271 38 13306 0 0 1582 0 0:00:21 0:00:08 0:00:13 2204行榜》，京东以23：16的平均下班时间、周末破千的加班人数，勇夺中国最“狠”公司冠军；高德地图则在《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中宣布：华为每日人均加班时间长达3.96小时，无可争议成为中国企业“加班王”。

中国最优秀、最具竞争力的企业都在疯狂努力，普通公司有什么资格不加班？

任正非公司有床垫，马化腾凌晨回邮件，史玉柱半夜都开会，雷军常年7×16小时，“首富”王健林的日程表更是轰动全网：4点就起床，连干16小时……中国最优秀的老板都是工作狂，普通员工有什么资格不加班？

于是，加班员工升职受奖，下班员工遭淘汰鄙视，企业的竞争压力被层层传递，“加班文化”就这样自然形成。

行业特性，决定了很多人注定是“加班奴”。

做广告、公关、咨询的，要加班：白天跟客户谈意向，晚上回到公司开始挑灯夜战，一天干十二三小时是家常便饭，连熬几个通宵不稀罕。

投行分析师、金融审计师，要加班：合伙人疯狂压价抢下的上市项目，就是要最少的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定最专业的case，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都可能赶不上金融市场诡异暴躁的节奏。“感觉像机器人”，才是他们“正常”的神经状态；顶级写字楼的高层窗户幸好打不开，否则不知道多少人跳下去。

交通、公安、服务战线上的，更要加班：别人过年过节大放假，他们逢年过节忙通宵。战斗的一年从元旦、春节开始，“五一”、“暑运”、“十一”都不消停。

干媒体的，热点一出就是号角；当医生的，病人一倒就是命令。抢新闻、救性命都不分白天黑夜地争分夺秒，不加班也就不用干这行了。

别以为公务员能“报纸清茶过一天”，政府加班早就是常态。领导检查要准备材料，深入基层要调研总结，会议精神要上呈下达……这些统统会突然出现在日常工作中。有时写了篇领导不满意的讲话，改上十几遍、熬几个大通宵，也是家常便饭。

更多人认为，IT业是加班最疯狂的行业，没有之一。

深圳有家奇葩公司，17:30下班，18:30有公司班车，于是没人逼你，大家主动加班一小时；

18:30准备坐班车，一项好处涌上心头：8点有东来顺的工作餐，样多、管饱、有水果。想想回家还要做晚饭，干脆再加班一小时，吃完工作餐再回家呗；

吃饱喝足要回家，又一项福利脑际盘旋：10点打车报销。干了十几个小时，哪有力气挤公交？那就再主动加班两个小时呗。

这家“从不逼员工加班”的公司，名叫腾讯。

秀福利、晒加班、“996”，都是IT公司的创举。于是，“钱多话少死的早”，也就成了程序员的宿命。

既然躲不过加班，干脆尽情地享受。加班的诸多“好处”，很快被白领们总结出来：有福利的晒福利，没福利的打游戏、看网剧，至少能躲掉晚高峰；要是“偶遇”领导，混个脸熟，升职加薪的概率自然大大提升；“心机GIRL”学学梅琳达·盖茨更是极好的，人家不加班，怎么能钓到世界首富？

干了这么多碗“加班鸡汤”，数字依然不会说谎。有数据显示，中国90%的行业周工时超过40小时，50%的行业周加班4小时以上；80%以上职场人“被迫加班”，70%的“加班族”无偿加班，深圳才是中国的“加班之城”……

当代中国人，宿命般地身处一个“加班时代”。

过劳死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主角。

——插画家伸代有余（日），2017年

1992年，当《世界知识》杂志刊出《日本的过劳死》一文时，很多中国人上班，还停留在迟到、早退、看报、喝茶、买菜、织毛衣、接孩子的懒散状态，想象不出上班怎么会“累死人”。“过劳死”，曾经被视为是日本独有的社会现象。

弹指一挥间。2006年，中国跃升为“过劳死第一大国”，每年“过劳死”人数高达60万（这个数字极具争议，却被众多媒体采信）。

但在中国，“过劳死”既不是法律概念，又没有确切的医学定义，至今都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境地。

1998年8月14日，上海第六粮油食品公司职工、56岁的唐英才在分店猝死；2000年8月，唐家亲属以其“连续值班226天、每天超时工作17小时，以至过度疲劳致死”为由，将粮油公司告上法庭，成为“中国过劳死诉讼第一案”。虽然一审、二审都不支持“过劳死”的说法，但却判处被告补偿4.76万，事实上成为“过劳死”获赔第一案。

不论是蓝领还是白领，中国的企业中充斥着“过劳死”的悲剧。

2006年，广州海珠区某服装厂。女工甘红英4天里累计工作54小时25分钟后，在出租屋中离世。离世前，她跟姐姐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好累，给我钥匙，去你那里休息一下。”

2006年5月28日，华为员工胡新宇加班一个月后，因多器官衰竭病逝，年仅25岁。这位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在项目启动后，几乎天天在公司过夜，早上又按时上班。而作为华为精神象征的“床垫文化”和自愿放弃休假的《奋斗者协议》，就此浮出水面，被人广为诟病。

2011年4月10日，普华永道职员潘洁因急性脑膜炎辞世。这位年仅25岁的“四大”精英，微博留言全是“又加班了”、“我要睡觉”这样的话。

然而，“过劳死”面前人人平等。加班不仅摧残员工，高管、老板也难逃厄运。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y0310fzmnoq&width=500&height=375&auto=0▲视频：天涯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猝死

这份死亡名单不仅令人心碎，而且毫无意义。

在医学上，很难证明“过劳死”与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没有“过劳死”一说，算不上“工伤”，就没有相应赔偿。简而言之，死了白死。

2010年，芬兰、英国的研究人员在《欧洲心脏》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长达11年的研究成果：每天加班超过3小时，将导致忧郁、焦虑或失眠，罹患心脏病的几率更高出60%。这或是认定“加班危害生命”最有力的一项研究。

而在日本插画家伸代有余看来，过劳死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主角。她的堂兄，生前在Line上留下了“地狱”的遗言，便成了“过劳死”受害者。亲历了这样的悲怆，伸代有余断言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工作，她给拼死工作的人的忠告是：辞职吧！逃跑吧！活下去吧！

“有一个老板叫做大卫，下午六点出现，眼神恰似黑背，

手里端着一壶热腾腾的咖啡，嘿嘿嘿，我们要不要来开个会？

……

宝贝，加班吧！

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

——《感觉身体被掏空》，2016年

2016年7月，当彩虹室内合唱团放出这首旋律并不优美、歌词略带戏谑的“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却猛然唱哭了全中国的“加班狗”。微博上，话题阅读量高达3亿、视频播放量突破3000万，横扫全网。

笑中带泪，唱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和无数人的心声。但除了掀起一阵戏谑的波澜，没有促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善与进步。

靠加班，中国支撑起一个令全世界瞠目的经济奇迹。但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日益老龄化的中国还能加班多久？这样发展可持续吗？这样发展道德吗？

中国人还在加班 59 34271 59 20506 0 0 2005 0 0:00:17 0:00:10 0:00:07 3081时，日本却开始引入“一周三休制”。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实行“一周三休”的日本企业已达到8%。而中国不计其数的劳动者，却还活在没有“双休”和加班费的年代。

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是时候做出应有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