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负债近四百亿引发关注，盘点昔日“明星村镇”多数泯然众矣

世外桃源真的存在吗？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家住洋楼、人人开豪车...

“天下第一村”江苏省华西村就曾代表了一代人对于美好富足生活的向往。

江苏省华西村旧照

然而，这种美好是不是幻象？如今的华西村正褪去往日的光环，面临着负债上百亿、转型堪忧的困境。

回顾当年风光无限的明星村镇：有的已经成为疑似“传销重地”，有的几近沦落为失信“老赖”。

今天，小编就来盘点下昔日几个著名明星村镇的现状。所谓时过境迁，不过如此。

昔日的明星村庄，如今风光不再

改革开放之后，绝大多数国人沿着总设计师的蓝图奔向了市场经济，但仍有不少村镇走出了各具特色的道路，小岗村、大寨村、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这一个个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代表了国民为摆脱贫困进行的勇敢尝试。

而如今，这类明星村镇不少已经成为历史长卷的注脚，辉煌不再...

江苏华西村：经得起最高的赞美，却没守住“首富”的地位

始建于1961年的华西村，改革开放后在原村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大放异彩。早在1996年，华西村便实现了家家户户住别墅、开豪车、存款千万，成为国内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号称“天下第一村”。

从华西村的俯瞰图看，标志性建筑超五星级酒店“龙希国际大酒店”，在一排排整齐的别墅群中高高耸立。而在龙希国际大酒店中，有一头重达1吨，价值3亿的黄金牛尤其惹人注目，这头黄金牛也被看作是华西村财富的象征，被称为“镇村之宝”。

1994年，华西村以村庄集体经济开办企业，此后，华西村诸多大项目、大公司，基本都是在华西集团旗下。1999年“华西村”A股股票在深圳上市，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以村命名的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农村第一股”。

然而近日一篇题为《中国最富村负债389亿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到底经历了什么?》的文章在网络上疯狂刷屏，文中提及，昔日的天下第一村，如今也走到了亟需转型的岔路口，负债率居高不下，转型堪忧。

龙希国际大酒店中价值3亿的黄金牛

据悉，华西村旗下唯一的上市公司华西股份，2016年营收21.25亿元，增长5.58%，净利润增加了604.46%，而如此之高的净利润却是靠变卖证券套现10亿得来的，这种“粉饰报表”的行为暗示着曾经的村庄首富华西村如今的日子并不好过。

不过，对于网传华西村负债高企，吴协恩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网传文章断章取义，今年华西集团钢铁、化纤板块业务盈利大幅度增长，服务业整体平稳，集团经营情况好于往年，纳税稳中有升，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但这恐怕无法缓解人们对首富村背后的资本高度被血脉相连的吴家人掌控的质疑。华西集团的要职均由吴仁宝家族成员分管，2003年，76岁的吴仁宝将执掌42年的华西村最高权力移交给四子吴协恩。

目前，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仍然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是华西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也是华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资料显示，华西集团注册资本90亿元，在江阴和唐山分别投资有钢铁厂；华西集团旗下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江阴、张家港等地均涉足过房地产业务，2003年华西集团提出进入金融行业。

除吴协恩外，华西村多数产业均由吴家成员分管。深交所网站上的一份债券说明书中的董事会名单显示，目前华西集团的7名董事会成员全部来自华西村党委，其中还有不少人与吴仁宝有血缘关系。

图为吴氏家族在华西村的任职现状

财经网根据公开资料制

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目前担任华西村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协东曾经在江阴市宝昌建材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担任法人。

吴仁宝的二儿子吴协德曾担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华西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华西上海和香港公司总经理、华西旅游服务总公司总经理、龙希大酒店总经理。

吴仁宝的三儿子吴协平曾担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目前是华西村党委委员，是华西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华西村餐饮旅游的总经理。

吴仁宝的大女儿吴凤英据称曾经担任华西村党委常委，是华西物流中心总经理，吴凤英的丈夫缪洪达曾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

从长期来看，高度近亲繁殖的企业必然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姑且不论外界对于华西村日趋家族化的管理模式的争议，单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说，“家天下”的企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早在今年三月，《第一财经日报》和《新京报》也分别报道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已经从高调的首富村变为一个高负债的面子村庄，与此同时，昔日的华西村如今已经分割成了"中心村、周边村和外来工"的三重世界，身在其中的人生活天差地别。

目前的华西村似乎已不再是那个万人羡慕的世外桃源，现实的色彩已覆盖了其曾经的光环。

河南南街村：从“红色亿元村”到被银行追债的“空心老倌”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而存在。

在这个面积1.78平方公里、只有三千多人口的村庄，很长一段时间都坚持着集体主义，村民享有包括住房、食品、医疗、教育在内的14项福利，统一配置花销，一切由集体“买单”。

走进南街村，一条宽阔大道直通村子的中心——东方红广场。广场中央，汉白玉质地的毛泽东雕像高高耸立，标志性地挥舞右手，指引前进方向。毛泽东雕像后面不远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画像依次环绕。

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瓦解，整个中国都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时任南街村书记王宏斌却逆势而行，提出重走集体化经济道路。

在王宏斌的带领下，个体工商业者陆续将自己的产业交还集体，通过回收耕地、开设村办企业，南街村全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1984年重归集体之后，南街村曾爆发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年产值达到17亿。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人们曾预言这个村庄将摘掉红帽子，走上改制的道路。实际上，2004年左右南街村就已经悄然改制。不过在2014年，南街村集团的所有制又完全回到集体手里，或者说南街村改制只走出名义上的一步，便回到集体经济的时代。如今，南街村的村干部依然拿着250块的工资、“唯有傻瓜，救得中华”的大字依然高高贴在墙上。

这个村子最大的危机其实是在2008年前后，当时有媒体报道称，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十七亿，以每年还800万元的速度，至少也要两百年才能还清，当时银行甚至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媒体的报道给南街村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但也因此引起了高层的关注，要求河南省委省政府帮助南街村解决经济问题，政府还协调银行解决了不少贷款。王宏斌后来接受采访时透露，通过这次协调帮助，南街村16亿的经济大包袱算是给解掉了。“我们对南街村的问题，不要单单从经济角度看。”

发展到今天，南街村的野心却依然存在。王宏斌一度试图借科技的力量让南街村东山再起。2003年，从南街村传出的一件事令举世哗然。王宏斌不顾其他班子成员反对，竟然耗费了2000万元资金造永动机，这件事当然在全国被传为笑谈。显然，“东山再起”并没有那么容易。据悉，几年来南街村屡屡遭遇投资失败。

从最近的媒体报道中得知，目前南街村对外公布的债务仍有4亿。

“就挂在那了，一个村3000口人，这么多钱哪能还得起，”南街村民李正民对媒体表示，“所以说当年有领导来南街，问过这里的经济模式之后，说中国不能出第二个南街村。”

天津大邱庄：从“天下第一庄”到疑似“传销据点”

大邱庄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的口号还要早。在举国茫然的1976年，时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称“刘万能”的能人刘万明。

刘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刘万明利用大队凑起来的10万元钱，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串成3台轧钢机搞冷轧，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如此下来，刘万明、刘万全兄弟俩成就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昔日的大邱庄钢铁企业生产车间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开始迅速裂变、扩张，1992年，大邱庄的企业发展到达一个顶峰，村庄的经济也迅速提升。

当时，这个天津小村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他们这样写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然而在禹作敏时代，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之时，大邱庄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之时，大邱庄的分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

强人禹作敏离场后，集体经济、福利制度等禹作敏留下的遗产逐渐被后来的大邱庄人抛弃，曾经的“天下第一庄”之名，如今打着“中国焊管第一乡”的名号对外宣传。

但在钢铁产能过剩、利润微薄的大背景下，这个中国最大的焊管加工基地也遭遇了产业困局，凸显中国钢铁行业在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压力。

2014年，时任大邱庄镇镇长孔繁明总结说，目前燃煤、酸洗等工艺的高耗能、高污染尚未彻底治理，企业创新能力及技术投入资金不足。尤其来自金融部门对钢铁行业的限贷、抽贷，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小影响。

与禹作敏时代不同，转型之后的大邱庄显得十分低调。2014年以后，媒体甚少报道有关大邱庄的发展近况。

今年8月，大学生李文星疑似陷入传销组织而非自然死亡的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由此牵出了隐匿于天津市静海区的多个传销窝点。直到这时不少网友才注意到，原来同处于这里的大邱庄已经销声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邱庄悬挂打击非法传销组织宣传标语

是什么造成了明星村庄的陨落？

这些曾经受万人瞩目的明星村，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绽放了光彩又归于平庸，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能人退场，辉煌散去

不少富村的崛起都是源于一个能人，其村办企业、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都高度依赖这个能人。

始建于1961年的华西村，改革开放后就是在原村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大放异彩的。从上世纪70年代建设农业样板村，80年代实现农村工业化，90年代实现农村城市化，直到21世纪资本经营，吴仁宝赋予了华西村新的生命。

吴仁宝

对于大邱庄来说，也是禹作敏将这里一手打造成了钢铁之都。

但在企业发展初期，能人经济决策层次单一、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运行要求，加上类似老书记吴仁宝这样对市场具有特殊超强嗅觉的“超级能人”，具有快速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因此，华西村和大邱庄这类村庄才得以发展壮大。

不过即便是吴仁宝和禹作敏这样的“超级能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例如，吴仁宝花几十亿元搞出来的320多米高的大楼，每天管理花费就成了华西村的庞大负担；禹作敏最终也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5罪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因此，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能人的生老病死等，能人经济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往往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产业转型时期，明星村庄逐渐掉队

实际上，昔日明星村庄的褪色还反映了在国家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延续，而转变发展模式也面临了十足的难度。

例如，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钢铁业是华西村和大邱庄的支柱产业。但在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新调控方针下，从2015年以来，许多钢铁企业降了库存，提高了利润。而这类明星村庄显然没有搭上这趟车。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星村庄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在工业化的轨道上，依靠重工业等传统产业完成原始积累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急需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除此之外，也有资深人士表明，产业太过臃肿也是这类明星村庄衰败的原因。截至去年3月末，华西集团旗下企业总数达到了208家。208家企业，涉及的产业极其广泛，遍布钢铁、纺织、化纤、有色金属、建材、旅游、商贸、航运等，被华西集团划分为钢铁、纺织化纤、材料、商业、其它等5大板块。

明星村庄的集体化难以适应时代发展

在这一批不再闪耀明星村庄中，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阶段不少村办企业的利润导致了初步共同富裕之后，又重新实现了集体化。

产权不明晰的恶果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要么三个和尚没水吃，要么把精力都放在分财产上，对存量改革的热衷代替对增量的热情。

同时，这些明星村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带头人”拥有高度的权威，带头人不仅拥有董事长一般的控制权和经济支配权，他甚至可以自己随意划分自己在集体资产中的所占比例。

在这些集体经济的典型中，农民却失去了经济自由，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

长此以往，再繁荣的明星村庄也会在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中掉下队来，更多的明星村庄将会变得“泯然众村”。

不过，世界上不存在能够规避市场风险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实体，就此断定明星村庄的未来也未免轻率。对于中国老百姓和农村经济发展来说，经济模式是不是有效或许并不重要，对问题的讨论往往停留在了如何决策和治理方式。

总而言之，它们的兴与衰提供了一个个典型案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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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编辑：十七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