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药品市场风波解读

● 2015年秋，在纳斯达克股市发生着刚刚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药物的经济学故事，主角是图灵制药公司32岁的CEO马丁•谢科雷利。

2015年9月

在股市上，达拉匹林一夜药价暴涨55倍，整个美国都震惊了。这个事件的主角马丁•谢科雷利（Martin Shkreli）是图灵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原来是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经理，他宣布在他的运作下，已有62年历史的抗寄生虫老药的价格从每片13.50美元猛涨至750美元，对此，没有几个人支持他、恭喜他令人惊异的敏锐商业才能。相反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对他表示了鄙视：药厂CEO、美国总统的竞选者、社会媒体评论者、专栏作家和期刊编辑，所有人都把谢科雷利描绘成最坏的强盗药物大亨。据一家非常热心的媒体称，他已经“官方”地变成了美国最痛恨的人。

2015年2月

谢科雷利离开他备受争议的Retrophin公司，创办了专营药物配送类资产的图灵公司。2015年8月份，他在融资了9000万美元私募基金后，从益邦实验室以55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达拉匹林（乙胺嘧啶）的独家经营权。这使得图灵公司成为了获得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因此可以医保报销）的治疗弓形体虫病的药物达拉匹林的唯一供应商。

益邦公司自己刚刚在2015年4月份花了7亿美元购买了私募股权的美国电塔控股公司。电塔公司是于2010年从葛兰素史克公司购得的这些权利，中间经过一家投资组合公司阿美达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是该药物的最初研发者，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葛兰素和史克没有合并时，他们就各自分别与维康实验室有过联系。在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的30年前就开始用于了疟疾治疗，而乙胺嘧啶也是抗击该病的关键药物（配合用药）。

引起这次社会媒体风暴的原因，不仅是谢科雷利增加药价55倍的决策，还因为他故意傲慢地为自己辩护，称自己是为了“正常的产业惯例”和研发需要。毫无疑问，谢科雷利令人讨厌的为人和对冲基金经理的经历点燃了这种批评。他被人们视为药企局外人，给药企行业带来了不光彩的坏名声。

在美国，负责管理生物技术制药和制药业的产业管理组织是生物技术产业组织（BIO）与美国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RMA），它们都与图灵公司和谢科雷利保持着距离。百健公司的CEO乔治•斯卡格斯（George Scangos）插话说，谢科雷利给这个产业带来了一场风暴。诺华公司的乔•基米尼斯（Joe Jimenez）指出，像图灵这样的公司其实“从通货膨胀（时期）的生物技术评估中获得了优势和利益”。真正的“烂货”打动了媒体粉丝们，但是，2015年9月下旬以来美国总统大选中充满希望的希拉里•克林顿、唐纳德•特鲁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重磅加入，让公众看到了药品定价改革的前景是更加真实的。

一周以后，更多的人有了理由来厌恶马丁•谢科雷利，那就是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颁发。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从2015年9月18号到28号下降了18%，《星期日报》解释原因，说是图灵公司的操作引起了大规模“药物定价”改革的需要。许多家公司的股价的境遇更加倒霉：30%-40%的下跌并不少见，尤其是那些没有上市产品的企业。

制药行业的秘密

图灵公司拥有达拉匹林在美国的市场垄断权，因为在2000年后，霍夫曼－拉罗赫公司（罗氏大药厂）中断了其对达拉匹林唯一的竞争药物治疟宁的生产。在美国之外，不存在乙胺嘧啶（达拉匹林是其仿制药品名）的“短缺”；该药品以几分钱的成本生产着——生产商有印度孟买的伊普卡实验室和中国上海、桂林等地的制药厂——被广泛用于全球的抗疟疾和抗弓形体虫病的临床应用。这些仿制药公司并不服务于美国市场，原因很简单，进入成本过高，事实上形同禁止。按照2012年的《仿制药使用者费用法案》，任何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必须支付40万美元的费用，只是用于得到FDA的审批和备案。他们还需要勉为其难地增加附加的成本用于准备和呈缴相关的数据资料。

其次，图灵公司并不能从达拉匹林赚到大量的收入。如果达拉匹林可以得到其坚持不懈的750美元的价格，图灵公司的这个2015年的新价格将使其增加将近8亿美元的年度收入。事实上，不管如何，图灵公司将是幸运的，可以在这个价格点上销售药品。与付费者就药品价格进行的磋商总是在私下里进行的，任何对达拉匹林的补偿报销都可能使之与广告价格相比大打折扣。谢科雷利个人主张，一半的美国病人能够以一美元的价格得到该药品。

第三点，可能是最重要的，通过电子商务进行药品配送，也就是医药电商，使得上述美国以外的厂商能够以每片7美元的价格提供达拉匹林。医保的限制性条款可能使得报销变得很困难：但是只是在这个疯狂的国家，医保方可以为每个病人支付10万美元，以购买这种有60年历史的老药在图灵公司的产品；而在欧洲、中国或印度，其同种处方药品只需要700至1 300美元。

所以，如果这种药品可以从联机药店更加便宜地得到，又何必这么小题大做呢？

一种理论认为，这与股票少有关系，与药物定价更加没有多大关系。作为一位前任的对冲基金经理，谢科雷利从短缺的通胀生物科技股票已经大捞了一笔，通过发明了一种机制，增加了围绕药品定价的道德公愤，但是也给了他一些要素来控制事件发生的时间。但是那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如果把目光放远大一些，随着美国大选的进行，我们将很可能继续看到更多关于药品定价的口水战。如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和临床与经济评审研究所这样的组织将继续推进药品定价规范化的改革。产业界组织将继续强调对保持现状的需要。

作为生物技术与制药的国际顶尖期刊，《自然－生物技术》杂志认可品牌制药商有权利得到高产品价格，作为它们把创新药物推向市场的投资的回报。但是，额外高出的价格只能对那些研发密集型的、一流实验证明的治疗产品是正当的。而且，许多正在发现和研发创新药的此类公司也在市场上乱要价，一年比一年地抬高老药品价格，多达400%到500%，尤其是那些专利失效的生物药（生物制品）。这是制药行业肮脏的小秘密。谢科雷利的罪过在于把人们关注的目光吸引到了阴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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