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加拿大以压倒性优势击败美国，它做对了什么？
美国惨不忍睹，加拿大碾压级胜出。
就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患者的总数来说，前者达到了后者的近20倍；如果考虑两国的人口数来计算比例，美国也是加拿大的2倍。
另外，加拿大的病毒检测率一直高于美国，尤其是在关键的早期阶段——3月中旬，前者的检测率约为后者的5倍。
每千人的病毒检测数
美媒VOX高级通讯员扎克·比彻姆（Zack Beauchamp）希望可以找到导致差异的原因，于是和加拿大的公共卫生专家进行了对话。
这些专家一直在密切关注加美两国局势。虽然他们对本国在疫情期间表现的看法各不相同，但这些专家都对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差异持相同观点：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两国官员们的领导能力差异了。美国的应对策略受党派政治的影响，并被联邦政府的无能拖累；而加拿大的政策得到了各政党领导人的支持，被有效执行。
英国约克大学研究全球卫生的政治科学家史蒂芬·霍夫曼（Steven Hoffman）的观点颇为讥讽：“目前对加拿大最大的公共卫生威胁是来自美国输入病例。”
对于加美两国抗疫表现及其背后原因的比较——作为一项案例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政治制度的功能缺陷是怎样造成人类生命损失的。
要命的疫时政治
每百万人当中的每日新增病例数
通过“用数据看世界”网站（https://ourworldindata.org/）提供的数据，我们发现：
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病例数几乎同时开始上升；
但到了3月份，美国的确诊人数增加要比加拿大快很多；
到5月初，加拿大每日新增病例数始终保持稳定，且远低于美国。
造成此种差异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国家领导层做出的选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
在整个危机期间，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态度一直很坚定：新冠病毒是严重威胁，需要联邦政府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3月中旬，特鲁多的妻子索菲·格雷戈尔（Sophie Grégoire）被测出阳性——这使得他在社交隔离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常规操作之前就已经适应了这种对抗流行病的最有效手段。这位在家中草坪进行新闻发布会的总理一直以白宫同行们完全不具备的坚定强硬态度强调加拿大人必须坚决保持社交距离。
当然，没有实际政策支持的漂亮说辞容易流于表演，特鲁多政府在担负起联邦责任方面的硬核，才是赢得专家高度评价的关键。
在个人防护设备和病毒检测这两个方面，加拿大政府的表现碾压美国政府。
加拿大的联邦政府会购买大量个人防护设备，然后根据需要分配给各省，可以说是物资采购的集中枢纽。而美国联邦政府在这方面表现得草率随意，且有政治偏向性。
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Larry Hogan）在由国民警卫队保护的“未公开地点”隐藏着从韩国购入的许多冠状病毒试剂盒，而一直抨击特朗普政府的霍根担心联邦政府会对他们下手。
结果，困扰霍根的联邦政府上演了一出“没收科罗拉多州500台呼吸机，然后再归还其中100台”的迷惑戏码。另外，特朗普还借机支持了一下共和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Cory Gardner），此人正在准备2020年科罗拉多州参议员的连任工作。
加拿大在病毒检测方面领先于美国，也因为其联邦政府再次做出了正确选择。3月中旬，加拿大联邦政府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检测设备采购计划，旨在确保能尽早推进测试。相比之下，特朗普选择让其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负责此项工作，而后者则选择大肆宣传一个目前还在建的病毒检测网站。据说截至4月初，该网站在全国范围内共建立了5个测试中心。
在这里，最重要的回答并不重要。加拿大拥有与美国相似的联邦制政体，针对COVID-19的许多关键决策都由各省政府自行制定。从理论上讲，他们可能会发生像美国这样的情况——大州的共和党领袖拖沓迟缓地执行隔离防疫措施，或者出于政治原因干脆拒绝承担起一些本应承担的责任。
疫情暴发期间，加拿大各省领导人的应急表现各有高低，但他们在采取必要措施防控病毒这一点上的齐心合力无疑是美国人最该学习的。3月下旬，加拿大各地方当局开始大规模推行社交隔离——无论那个省是由自由党、保守党，还是其他政党领导，他们与全国各地的战友们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尽管加拿大政治分歧鲜明，城乡分化的快速加剧也似乎走上了美国的老路，但国内政党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更易于达成更大程度的政治共识，在民族危机时刻，不同党派的领导人更愿意彼此通力合作。
多伦多大学和麦吉尔大学的学者在即将发表于《加拿大政治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一篇论文中，就国会议员和加拿大普通民众对冠状病毒的态度进行了数据分析。他们发现，与美国不同，加拿大没有在病毒来袭时表现出政治取向对立所带来的两极化态度，相反，自由党和保守党都非常重视疫情的威胁。
全民医保得真的能够保障全民
除了政治问题，卫生政策方面的方法差异也是二者有不同表现的原因。
一方面，加拿大对病毒有更直接的经验。2003年，SARS冠状病毒曾以加拿大多伦多为中心暴发，有44名加拿大人因此丧生（美国的病例很少，死亡人数为0）。他们对于那次疫情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并利用老经验指导了新冠防控。
波格说道：“各级公共卫生机构在进行相互协调工作时借鉴了许多来自SARS的经验教训。”
另一方面，近年来加拿大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预算有所增加，而美国当局一直投入不足——过去十年中，CDC的相关资助下降了10％。
“美国的公共卫生领域长期以来都受制于资金问题。在过去几年中，相关从业者的薪酬还进一步被削减了。”霍夫曼教授说道，“美国的卫生战略预算并不足以帮助他们应对好新冠之危。”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所采访的每位专家都强调了加拿大的单一付款人（single-payer）医保系统在疫情危机关头显得如此价值连城，尤其是在美国极其昂贵却覆盖面很窄的医疗系统的衬托之下。
在单一付款人系统中，每个老百姓只要有检查或治疗护理的需求，就可以去看医生，他们负担得起花销——此乃医保之普遍性；但美国医保系统对于贫困的、边缘化的社区（如无证移民）毫无温情可言，很多民众压根负担不起病毒检测的高昂费用。
还有一些人认为，单一付款人制度利于加拿大当局开展协调工作，而无此制度的美国在做相同工作时显得笨拙无力。
当政府控制医疗服务的支付系统，而非将决定权交给医院和保险公司，他们便能拥有巨大的权力来调度卫生系统中的重要物资。如果加拿大一家医院的病例激增，急需个人防护设备到位，拥有调度能力的政府可以尽快将设备从情势不那么紧急的医院运送过去；但要是一家美国医院遇到同样问题，他们很难从竞争对手那里得到物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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