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启明星︱“我的职责就是为需要的人戴上心灵口罩” ——访2013级星友、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主任医师王振
王振
2020年1月27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为了减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心理伤害，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正式启动心理危机干预，并组建国家心理救援医疗队。
自那一刻起，国家心理救援医疗队以省、直辖市精神卫生中心为建制火速出征，在万千逆行勇士与新冠病毒抗争的主战场，活跃着多支守护抗疫勇士和广大病患心理健康的“心灵护卫队”。
2013级星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主任医师王振，就是第一批抵达武汉开展心理救援的国家心理医疗队上海队的领队，同时也是在抗疫一线为广大医护人员和病患心理健康保驾护航的“护卫者”，向全社会普及“心理健康”的生动“诠释者”。
“当我接过队旗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把50名医疗队队员安全带回来。”
“我是大年初三开始上班的，然后全院就进入了 ‘战时状态’ 。或许是一直与 ‘危机’ 打交道的历史与经验，我们单位马上动员组建了出征战 ‘疫’ 的预备队。”王振继续介绍，“院领导班子中，我是唯一做临床心理出身的，而且多年的研究内容正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所以如果国家需要我们援助武汉，我去最合适。”
比如，前期每天在驻地召开全体队员参加的视频工作例会（封闭式管理下队员之间是不见面的），以此及时掌握全队工作情况，为第二天工作做准备（为了提高效率，这一制度在后期改为每天组长工作例会）；
再比如创新管理办法，在医疗队入住的三层楼面设立“层长”，由队员中的志愿者担任，负责队员们在驻地休息时候的纪律维护和院感检查，并提供进一步的消杀防护服务。
王振的语言能力与亲和力特别强，这或许与他的专业有关。他说，做心理干预的人，以“说话”为工具，而且要“说”到对方“心坎”里去。
在金银潭医院做医患心理干预的日子里，王振虽与患者“近在咫尺”，但几重防护服又使他与心理援助对象“远在天涯”。
防护服隔绝的不仅仅是病毒，还有医护人员的声音、表情与肢体语言，这种特定环境对于一名要“把话说到别人心坎里去”的心理医生而言是全新的挑战。
王振说，为了让重症患者听清他的话语，他必须提高音量，但又怕对患者的心理干预产生副作用，所以他只能与患者“近在咫尺”，让患者在短时间内更好地接受他、接受他的干预帮助。
王振在金银潭医院处理过这样一种情况：一位50岁出头的女性患者经过治疗、恢复与多次检测后已达到出院条件，可以出院入住隔离点2周后就能回家。然而她在出院前一天告诉医生，她发现自己再次出现低热、胸闷与乏力。医院应她的请求再次为她做了出院前的必要检查，结果显示正常，但她还是十分犹豫并抵触出院。
王振在心理查房的时候发现，这是由于病人的焦虑与压力导致的低热情况，如，病人依然担心自己尚未痊愈，出院后会再次复发，影响亲人的正常生活以及因此产生的压力等。
针对这位患者的具体情况，王振为她做了二次心理疏导，引导病人把自己的各种顾虑表达出来，释放她的焦虑情绪，她从发愁、流泪转为平和与微笑，低热与胸闷逐渐消失。
王振说，心理危机干预不同于日常医疗中的心理干预，一定要主动服务，而不是坐等患者来寻求帮助，否则工作无法开展。
“我的职责就是为需要的人戴上心灵口罩。”王振说。
王振率领的这支医疗队，是国家心理医疗队中最早抵汉，最后撤离的医疗队，共在武汉执行心理援助40天。
王振意识到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医护人员本身的身心健康与心理问题同样突出甚至更为急迫，如压力带来的睡眠障碍、长时间封闭带来的孤独感、必须面对病患忽然间逝去带来的挫败感以及让家人担忧的内疚感等等。
讲到这里，他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王振稍微平复了思绪后说：“自己那时的心理防线也几近决堤。”
疫情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受到一些不同形式和不同强度的心理创伤，如果不解决的话，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心理干预对于长期处于救援应激状态的医护人员更为必要。
回到上海结束医学隔离观察后，王振立即着手开展了一项工作，在50位队员中征集志愿者，为他们做磁共振检测，并计划半年后再做一次，他想知道这些参加全过程心理干预的医生脑功能有无发生变化及变化多少。
这可能源于王振的一个心结，他发现由于压力的原因大多数队员的皮肤变黑，泪点很低，这些外在现象的背后是否也有脑功能的改变？
他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现象，以后会恢复，但需要多长时间恢复，是否需要在恢复中进行心理干预等都是他想了解、探索的。
王振说，他的内心一直有一种驱动力，“不能对不住大家”。听王振讲了这段经历，我们感觉这实际上还是王振在履行当时他的承诺，要把这50位队员平安带回上海。只不过他对平安的理解更深更到位。爱人如己。无论此项工作是否产生有价值的科研发现，至少他的心愿可以了却了。
1978年，王振出生在山东省一个偏远的山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由于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县城工作，所以王振6岁起就有机会在城里读书。
王振至今都非常感念他的父母为他创造的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小儿子是一个天生热爱学习的孩子。
在求学的各个阶段，王振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高考的当口他没有发挥好，他喜欢的物理计算机电子专业自然无缘于他，只有二本类院校的医学、教育等他报志愿时没有考虑的专业。
但王振拒绝了复读一年再考的建议，接受调剂到济宁医学院临床医学系精神卫生专业。
王振回忆说，自己高考前的梦想是考取计算机专业，但进入大学临床医学系精神卫生专业学习后，他渐渐发现，无论从探求知识的角度还是从实际情形出发，人脑比电脑复杂多了。
考研究生时王振选择了神经病学方向。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有很多交叉的内容，但相较于精神疾病，神经疾病更多是机理比较清楚、“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帕金森症、脑卒中、癫痫等。
研究生的学习让他真正对精神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跟着导师上临床了，精神心理的复杂和患者的痛苦激发了他的研究动力，研究生期间的努力也让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生论文。
2003年王振毕业时正好赶上SARS暴发，答辩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就报名了进入医院的SARS病人集中收治病房，也正是这期间的工作让他第一次知道了心理危机干预。
2005年，医院根据学科发展和临床需求，提出希望有人去做创伤后应激障碍方面的研究。正好这时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该方向的专家来中国面试学生，包括王振在内共有6人参加了面试。
然而，面试后半年内没有音信，王振按捺不住发了邮件给这位专家，介绍了自己为什么想做这个方向，以及自己的前期准备。王振的主动和他的背景使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尽管临行前状况不断，包括他在启程前一天腓骨骨折，但还是满怀着憧憬和希望拄着拐杖上了飞机。
在UCSF两年专攻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心理危机干预的历练让王振学到很多，也对这个专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2009年学成回到精神卫生中心后的当年，王振就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来又得到卫健委和市科委启明星项目的资助，支持他开展创伤后应激障碍、强迫症为代表的焦虑谱系障碍研究。
他带领团队从发病机制、危险因素、早期诊断、优化干预策略等多维度进行探索。基于这些工作，王振独立或与人合作在国内外权威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SCI论文30余篇，最高单篇影响因子12.257分。
2010年作为第二完成人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基础研究与评估体系构建及应用），2014年以第一完成人获得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心理应激与创伤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如果从人才成长的个人性格角度做一些分析的话，王振身上那种“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每逢机遇一定抓住”“凡事没有第二次”的心态和信条显得非常鲜明。
从中考、高考、研究生阶段以致赴美攻读博士后，一路磕磕碰碰，但王振每次都抓住了机会，并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为人在而立之年就拥有了一份自己喜爱的职业和事业，四十不惑之年成为国内精神卫生领域青年专家。而在这次疫情中王振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成为上海精神卫生形象代言人。
“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要关注疾病的生物部分，更要关注心理的影响，以及病人所处的社会心理环境。为了实现治愈的目标，只有医疗行为是不够的，更要有人文关怀。”
这些年来，王振和他的同事们坚持对疾病本身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同时，要关注患者的家庭支持系统、人际模式等内容，指导和帮助患者架起沟通的桥梁，做患者心灵的朋友，一起对抗精神疾病。
在过去20年中，他与同事们在汶川地震、上海“11.15”大火等早期几次需要心理援助的公共危机事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悉了如何进行高危人群的识别和预测，并进行精准干预。“这样的心理干预，越早介入、越精准越好。”王振总结说。
采访接近尾声时，王振星友建议大家：吃好、睡好、运动好，这才是保持身心健康的最佳方法。三句话不离本行，心理诊疗专家王振又要开讲了。（侯璟琼、江世亮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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