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 ——为科学辩护的后真相哲学家

2022年10月9日，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去世，享年75岁。

这位科学技术学研究（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STS）的先驱被誉为当代法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社会科学的伟大创新者之一”，开创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提出科学事实并非完全客观，而是“由科学家创造的”。

拉图尔的学术代表作为《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1979 年）、《科学在行动》（Science in Action，1987年）和《我们从未现代》（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1991年），带给我们关于科技、人类与社会的颠覆性见解，其思想可谓“不可归类”而又“不可或缺”。

2013年，拉图尔获得霍尔贝格奖（号称人文社科领域的诺贝尔奖），因为他拥有“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俏皮幽默而不可预测”的精神。

布鲁诺·拉图尔

拉图尔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解构科学家的权威。如今，他的思想能帮助科学家们重获权威吗？

1996年夏天，在巴西东南部举行的一次国际人类学会议上，法国最著名、也是最为人所误解的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被一位焦急的发展心理学家找到。心理学家有着一个微妙的问题，为此，他要求拉图尔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某个瑞士风格的度假胜地的湖边与其会面。这位心理学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上面潦草地记了一些笔记，犹豫了一下，然后问道：“你相信现实吗？”

有一瞬间，拉图尔以为这是个笑话。的确，在打破传统上对我们如何获得真实知识的理解方面，他早期的工作比任何其他在世的思想家都做得更多。例如，长期以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事实和实体——如细胞、夸克和朊病毒等——在被科学家发现之前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拉图尔改变了这种想法。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的一系列有争议的著作中，他提出，科学事实应该被看作是科学探究的产物。拉图尔说，事实是“网络化”的；它们不依靠自身固有的真实性，而依靠产生它们并使它们易于理解的体制和实践的力量。如果这个网络崩溃了，事实也会一同崩溃。

即便如此，拉图尔从未认为自己做过任何如此激进或荒谬的事情，以至于使人怀疑现实的存在。作为科学和技术研究或S.T.S.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拉图尔认为自己和同事是科学的盟友。

他告诉心理学家，他当然相信现实，他确信这场谈话是个玩笑。然而，从此人脸上宽慰的表情中，拉图尔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认真的。“我必须足够快地改变解释，以理解他把我看作怪胎这个事实，”他后来在谈到这场遭遇时写道，“还有他那感人的开放心态，敢于私下和这样的怪胎说话。在他看来，这个怪胎威胁到了整个科学大厦，这场对话对他来说一定是需要勇气的。”

拉图尔的对话者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科学大厦受到攻击的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所谓的“科学大战”的年代，在“实在主义者”和“社会建构主义者”（如拉图尔）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公开辩论，实在主义者认为事实是客观和独立的，而拉图尔等人则认为这些事实是科学研究创造的。

实在主义者担心，任何在幕后进行争论和妥协的暗示，都会帮助进步的敌人：神创论者、反疫苗者、地平主义者等各色人物。如果科学知识是由社会产生的——因而将是片面的、易错的、有限定条件的——那怎么能不削弱它对现实的要求呢？

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对拉图尔及其S.T.S.同行的印象是：他们认为“物理定律只是社会惯例”，他们应该从他21楼公寓的窗户中跳出去。

当时，科学大战波及了学术圈内外的许多人，如果他们注意到的话，这是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然而，最近这些争论开始看起来更像是后真相时代的序幕，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都在被谴责。

在过去的10年里，不仅反科学思想急剧上升——2017年，只有37%的保守派共和党人相信全球变暖的发生，低于2008年的50%——而且各种形式的反动蒙昧主义也不断涌现，从网络阴谋论到被广泛讨论的专家已死。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似乎代表着这场认知腐朽的高潮。特朗普是一位为迎合自己的情绪而捏造事实、攻击任何与他有矛盾的人的信誉的总统。“你相信现实吗？”现在有一半的美国人想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们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很高兴看到所有这些批评，因为我们是如此确信科学的权威，”拉图尔在2018年春天回应道,“科学的权威将被分享，因为存在一个共同的世界。”拉图尔2013年获得霍尔伯格奖（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该奖项的委员会因其“对现代性的重新诠释”将该奖授予他。

“即使是这样一个共同世界的概念，我们也不必表达出来，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他说,“现在，我们有一些人不再认为存在一个共同的世界。这当然会改变一切。”

那些担心拉图尔的早期工作会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可能会觉得他们的恐惧已经得到了证实。事实上，左派和右派的评论员最近把我们的现状归咎于像拉图尔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这可能夸大了这个法国人的理论的影响力。

这些批评人士指责：通过证明科学事实是所有人性过程的产物，拉图尔——不管他是否有意——导致了一种奉行什么都可以的致命的相对主义，愤世嫉俗的保守主义者只会非常乐意地为自己的目的做出适当的选择。

拉图尔自己有时也担心同样的事情。早在2004年，他就公开表示担心，他的关键“武器”，或对其夸张的模仿，正被“走私”到另一个极端，因为那些企业资助的气候怀疑论者利用关于知识构建性质的论据，播下了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存在科学共识的怀疑的种子。

但拉图尔认为，如果气候怀疑论者和其他伪科学家已经表明了什么，那就是传统的事实图像从一开始就不是可持续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后真相时代与其说是拉图尔思想的产物，不如说是对它们的验证。就像一个人只在身体出了问题时才注意到他的身体，对于拉图尔式的网络在产生和维持知识方面所起的作用，只有当这些网络受到攻击时我们才会意识到。

从本质上讲，这是拉图尔《回到现实》（Down to Earth）一书的前提，这本书是对当下后真相时代的一种富有启发性和反直觉的分析。拉图尔认为，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专家所未能理解的是：只有在得到共同文化、有信誉的机构、比较体面的公共生活以及比较可靠的媒体的支持的情况下，事实才能保持稳固。

随着替代事实的兴起，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一项声明是否会被相信，与其说是取决于它的真实性，不如说取决于它的“建构”条件——也就是说，是谁在制造它，它是由谁来处理的，它是从哪些机构产生和被看到的。拉图尔认为，更好地了解产生错误信息的情况及其根源所在，将会使我们更有能力与之做斗争。

哲学家们传统上承认事实和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比如说，科学知识和人的判断之间的区别。拉图尔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他的许多著作都试图像他所写的那样，阐明“人类参与科学事实创造的历史和科学参与人类历史的历史”。他曾经说过，路易斯·巴斯德不仅像人们普遍所知的那样，发现了微生物；而且他还与微生物进行了合作。这一说法让社会学家和科学家都感到烦扰。

拉图尔经常说他从小就习惯于人类影响自然环境的方式。1966年，拉图尔开始在第戎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对认识论产生了兴趣——这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关注如何创造知识——但即便在那时，他也开始怀疑自己所学的大部分东西“可能是错的”。这些猜疑在随后拉图尔为了逃避服兵役，以法国维和部队的名义在象牙海岸度过的那几年中加深了。

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他在阿比让的一所技术学校教授哲学，并自愿从事法国政府委托的一项研究。他的任务是找出为什么法国公司在招聘“称职”的黑人高管方面如此困难。拉图尔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有缺陷的。

他告诉我：“这个问题很荒谬，因为他们竭尽全力不让黑人当高管。”在法国开办的工程学校里，黑人学生被教授抽象的理论，而没有接触到他们期望使用的机器。后来，当他们无法理解技术图纸时，他们被指控具有“前现代”“非洲”思维。“这显然是一种族主义，”他说，“它隐藏在认知、伪历史和文化解释的背后。”

在阿比让，拉图尔开始思考，如果不把科学知识当作一个认知过程，而是将其看作一种由工具、机器和特定历史条件促成的具体化的文化实践来研究，结果会怎样？如果它被独立于教育、实验室和工具之外进行研究，那么来自加州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头脑是否比来自象牙海岸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头脑看起来更“现代”或“理性”？

在离开第戎前往阿比让之前，拉图尔会见了生物学家罗杰·吉耶曼（Roger Guillemin）——他因对大脑中分泌激素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吉耶曼后来邀请他去位于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研究所研究其实验室，所以从1975年开始，拉图尔作为一名参与者及观察者在那里待了两年，跟踪在日常工作中的科学家们。

1976年，当他在新成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介绍他的早期发现时，他的许多同事被他一系列的黑白幻灯片吓了一跳，这些幻灯片描绘了工作中的科学家，就好像他们是黑猩猩一样。当时人们认为，科学家是唯一能够代表科学权威发言的人；把这一学科——据说是现代社会的顶点——置于人类学家传统上留给“前现代”民族的那种冷酷的审查之下，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感觉。此前一年，在加利福尼亚，拉图尔遇到了英国社会学家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他对其非正统的做法很感兴趣。伍尔加让拉图尔关注了其他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工作，比如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莎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和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他们也开始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研究。而拉图尔则邀请伍尔加与他一起在索尔克研究所研究灵长类动物。

他们在《实验室生活》这本书的写作中进行了合作，该书于1979年出版之后，成为新兴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奠基著作，并在学术标准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这本书继续挑战了我们对如何创造知识的一些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从来没有人质疑科学家是人类，但大多数人认为，通过遵循科学方法，科学家能够得出超人类的客观事实。

在此之前15年，物理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在他的畅销书《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通过展示历史进步是如何被权变和辩论所支配的，大大削弱了对科学的辉格解释。拉图尔在吉耶曼实验室的第一手观察使传统的科学观看起来像是一部自私自利的小说。

日常的研究——他称之为正在形成的科学——与其说是一种逐步走向理性真理的进步，不如说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观察、不确定的结果和不成熟的解释。科学家们似乎并不像拉图尔和伍尔加在《实验室生活》中所写的那样简单地发现事实，而是“被说服和说服”。

在争论不确定数据的过程中，科学家们预见了这样一个现实：在某种本质意义上，他们总是在为事实辩护；然而，一旦他们的主张变成无可争辩的陈述和同行评议的论文——拉图尔称之为现成的科学——他们就声称这些事实本身就能成立。

也就是说，只有当科学界接受一些事实时，它背后的所有人类过程才会被有效地抹去，或者，就像拉图尔所说的，被装在黑匣子中。

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帮助发展和倡导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称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尽管当时颇有争议，但自那时以来，它不仅在社会学中被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而且在诸如城市设计和公共卫生等一系列学科中也被采用。

从他对实验室的研究中，拉图尔看到了一个看似脆弱而孤立的项目——一个科学仪器、一张纸片、一张照片、一次细菌培养——是如何获得巨大力量的，因为它周围存在复杂的其他物品的网络，被称为行动者。

一个事实在社会上越“联网”（参与其生产的人和事越多），它就越能有效地反驳其不那么合理的替代方案。他认为，通常归功于巴斯德的医学革命，应该被视为不仅是医生、护士和卫生学家之间的关联，也是蠕虫、牛奶、痰液、寄生虫、奶牛和农场之间的关联。

科学是“社会的”，不仅仅因为它是由人执行的；相反，科学之所以具有社会性，是因为它将许多人类和非人类实体聚集在一起，并利用他们的集体力量对世界采取行动和改造世界。

2018年3月，布鲁诺·拉图尔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一家剧院为他的节目《内在》进行排练，这是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表演讲座

2016年秋天，也就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拉图尔乘坐飞机从巴黎飞往加拿大卡尔加里，在那里他将发表一个关于“业已过时的自然观念”的演讲。飞行几小时后，在格陵兰岛以西的巴芬冰原上空，他向窗外望去。他所看到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那年北极正在加速融化。下面的冻土带着裂缝，让他想起了爱德华·蒙克的画作《尖叫》中痛苦的面孔。

2018年3月，拉图尔回忆道：“就像冰在向我传递信息一样。”他穿着一套引人注目的西服，在斯特拉斯堡一家约200人的剧院中发表演讲，这是该市两年一度的木偶节的一部分。尽管拉图尔是国际知名的学术圈人物，但他的演讲——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反TED演讲展示了一系列超现实的图像和声学效果——绝不是一份传统的会议演讲。

在整个表演过程中，拉图尔的身影隐藏在投影到屏幕上的图像后面，因此他似乎被自己的PPT演示文稿吞没了。其效果有点像观看《难以忽视的真相》，就好像阿尔·戈尔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法国哲学家，说：“科学家、艺术家和像我这样的社会学家开始提出我们称之为——也许这太夸张了——一种新的宇宙学的东西。”

拉图尔说，我们可以站在后面远远地观察大自然的想法是一种幻想。这就是融化的冰原给他的信息。他对斯特拉斯堡的观众说：“我在飞往加拿大的飞机上的活动实际上对我所看到的自然景观产生了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再也没有外部了。”恰如其分的是，他在欧洲多个城市并将在纽约进行的演出命名为《内在》（Inside）。

他继续说，在我们目前的环境危机中，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地球图像——不存在空中楼阁的观点，而且我们总是与我们的观点的形成有牵连。随着人类纪的出现，科学家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地质力量，拉图尔认为人类和非人类在共同行动，而地球对这些行动有所反馈的观点，现在听起来是一个常识。

“他真的是人类纪的思想家，”为拉图尔服务了40年的法国出版商菲利普·皮格纳雷（Philippe Pignarre）告诉我，“法国的许多科学家最初不喜欢他，因为他像对待工人一样对待他们，而他们被认为与真相有着特殊的关系。但现在他们反而在利用他的成果。他是那些想要思考世界的人的领袖。”

《内在》大量引用了他的新书《回到现实》中的内容，该书自2017年秋天在法国发行以来，一直受到高度赞扬。他写道，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理性经验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对气候变化的否认问题的，而理性经验主义已经统治了他们的职业几个世纪；许多科学家将他们的领域局限于科学领域，认为不宜在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或在情感上发表言论来表达紧迫感。

尽管支持全球变暖的证据由来已久，但一些科学家仍然认为，否认主义的问题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数据和更多的公众教育来解决。与此同时，政治学家已经表明，所谓的“非理性”个体，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在面对与他们相矛盾的事实时，实际上会更加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拉图尔非但没有指责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气候否认论者的非理性，反而认为，将科学事实的正当性本身当作说服力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方面，《回到现实》将他给阿比让工厂的工人和加州科学家带来的社会学分析扩展到反科学选民的头脑中，考察了共识是如何由被传播者的价值观和当地情况决定的。

图尔认为，如果科学家对科学如何真正发挥作用——作为人、政治、机构、同行评审等都发挥作用的过程——保持透明，他们会更有能力说服人们相信他们的主张。他说，气候学家们必须认识到，作为大自然的代表，他们一直是政治行动者，他们现在是一场战争的战斗人员，战争的结果将对地球产生影响。

他告诉科学家们，如果他们不再假装“其他人”——气候变化的否认者——“是那些从事政治的人”，而你们只从事“科学”的话，我们面临的形势会好得多。在某些方面，新的努力，比如“为科学游行”（March for Science）试图强调科学在决策中所起的（或应该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支持科学家和工程师竞选公职的像“314行动”这样的团体，正如“为科学游行”的口号之一所说，是当今科学家对他们所需要的一种迟来的重要的承认，走出实验室走上街头。当然，这种对政治的拥抱所固有的风险在于，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会抓住对科学所涉及的任何社会因素的承认，从而使其更加不可信。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一位地质学家辩称，“为科学游行”将强化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的观点，即科学家是一个利益集团，并将他们的数据、研究和研究结果政治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2009年臭名昭著的“气候门”发生的原因。当时，英国领先的气候研究中心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科学家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遭到黑客攻击，暴露了与拉图尔在《实验室生活》中所记录的同样的混乱的辩论。气候怀疑论者认为，这证明了科学家并没有真正发现气候变化，而只是简单地操纵数据以符合他们的先入之见。当然，这一事件并没有如科学和技术研究学者所希望的那样，使公众更深入地了解正在形成的所有好科学的争议和谈判。

一些人可能会把这一令人沮丧的事件看作是放弃对科学家们更公开的好斗态度的理由。拉图尔没有。尽管回归到英雄般的科学视野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但像这样的攻击——利用我们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政治辩论和“无可争辩”的科学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失。毕竟，当气候学家以谨慎的语气谈论这些事实，承认他们的置信区间时，怀疑论者就会宣称自己是科学的保护层，宣称这些事实还不够确定，他们自己的伪科学也必须被考虑进去。

然而，当著名的气候科学家以充满激情的信念陈述他们的事实时，气候怀疑论者却指责他们有政治偏见。这一有毒的循环进一步侵蚀了拉图尔长期以来认为是站不住脚的经典科学观。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时刻，”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说，她是一位描述了反科学思想兴起及其激发的亲科学动员的著名女权主义S.T.S.学者和科学哲学家，“但这也是一个不再回到非常传统和糟糕的认识论的重要的时刻，即科学知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为什么以及如何坚持它。

布鲁诺在提出这些论点时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创造性和强烈性。我们需要展示这场气候争议的破产，但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科学是一套具体的实践，而不是大写的科学。”

位于阿尔萨斯-洛林的孚日山脉，是拉图尔最近访问过的一个临界区天文台的所在地

拉图尔告诉我，随着对其专业知识的攻击的增加，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经典的科学观点——假设事实本身就能表达自己，并因此将被所有公民以同样的方式解读——“不会让他们恢复原有的权威”。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曾在国会任职16年的物理学家小拉什·霍尔特（Rush Holt Jr.）将“为科学游行”描述为一个转折点，他说人们正在意识到，“他们需要捍卫让科学变得繁荣的环境”。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认识论的转变，人们越来越普遍地听到科学家们将其学科描述为一种“社会事业”，并指出他们的科学记录的力量、他们建立共识的努力以及他们的研究人员的良好信誉。一些人甚至开始接受这种观点，即他们对世界的事实陈述充满了判断和警告——用拉图尔的话来说，“陈述事实和敲响钟声是一回事。”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一份报告的语气非常严峻，该报告谈到，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发生迅速、深远和前所未有的变革”，这标志着与其以前工作的重大背离，因为这向科学界展示出，他们“在描述其发现的含义时，终于放弃了谨小慎微”，正如记者大卫·华莱斯﹣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为《纽约》杂志所写的那样。

几年前，在法国实业家和一位气候学家参加的会议上，当拉图尔听到这位科学家不是根据无可指责的科学权威，而是通过向他的听众展示他的秘密来为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辩护时感到震惊，这些秘密包括“参与气候分析的大量研究人员、复杂的数据核实系统、文章和报告、同行评估原则、庞大的气象站网络、漂浮的气象浮标、卫星和确保信息流通的计算机”。

相反，这位科学家说，气候否认主义者没有这种体制架构。拉图尔意识到，他正在见证一个巨大的修辞转变：从科学家呼吁大写的真理，到吹嘘强大的网络，因此，真理一直是被建立起来的。

拉图尔一生中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他取得了一种伟人的地位，尽管他的许多工作都试图证明，智力劳动绝不是一种单独的努力。在过去的20年里，他被公认为当代哲学家中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不仅因为他对科学的激进态度，而且因为他对现代生活的广泛研究。

他的几十部著作中包括对法国最高法院的民族志研究，对宗教演讲难题的赞歌，关于巴黎街头的多媒体“歌剧”，以及一部关于自动地铁系统故障的对位调查——部分是由地铁本身讲述的。这项工作激发并感染了从文学学者、面向对象的哲学家到管理理论家和神学院的每一个人。

与大多数哲学家不同，对他们来说，思考是一种久坐不动的活动，而拉图尔坚持要检验我们所认为的世界与世界本身的区别。实际上，他已经进行了50年的实验，在此期间，他在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研究所、亚马逊雨林和肯尼亚的热带稀树草原收集了数据。这一永无止境的研究的当前阶段使他发现了一个与他的全球抱负相称的领域。

拉图尔曾环游了世界，观察那些研究在所谓的临界带——从低层大气延伸到植被、土壤和基岩的地球的薄薄的一层——上的气候变化影响的科学家们。根据地质学家的说法，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陆地生命得以繁荣的唯一地方。正如拉图尔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所说，“我们关心的一切，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在这个小小的临界地带中。”

他对这一临界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信念，即公众对气候科学的更深入理解将更准确地显示气候科学是如何形成的，否则它的社会层面就会变得混乱不堪。

在参加斯特拉斯堡木偶节的前一周的一个下午，拉图尔会见了说话温和的地球化学家杰罗姆·盖尔阿尔德特（Jérme Gaillardet）和景观建筑师亚历山德拉·阿雷尼斯（Alexandra arénes），拉图尔曾将后者描述为当代哥白尼，他们在巴黎地球物理学研究院见过面，而该研究院是法国地球和行星科学的顶尖研究机构之一。他们三人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为跨学科杂志《人类纪评论》撰写的一篇论文。

图尔在法国科学院第一次认识了盖尔阿尔德特和阿雷尼斯，他是那里的名誉教授，并担任研究主任。在领导法国临界带观测站网络（C.Z.O.）的盖尔阿尔德特的指导下，拉图尔访问了非正式组成国际C.Z.O.网络的200多个地点中的几个，并对其中的科学家进行了采访。

他已经成为临界带圈子中的名人，参加决定未来研究的会议，谈论地球上这个高度异质的区域，与环境科学家发表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并鼓励科学家将人类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他们的研究中。

作者们围坐在盖尔阿尔德特办公室的圆桌旁。它装饰着一个方程式白板、教学岩石、地球化学教科书和一个永无止境的旋转桌球。这篇论文的想法是在拉图尔告诉盖尔德特说，临界带的标准表述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之后出现的。相对于标准的临界带仅仅表示为一层薄层地球图像，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表示形式，即地球上最脆弱和最危险的区域——临界带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科学家雅克·辛德勒向拉图尔展示了一台重力仪，它测量所谓的临界带的重量变化。根据拉图尔的说法，我们所关心的一切，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在这个小小的临界带中

在我们巴黎会见后的第二周，拉图尔前往斯特拉斯堡西南两个小时车程的位于阿尔萨斯﹣洛林的孚日山脉，去观察盖尔阿尔德特和其他科学家在斯特伦巴赫临界带观测台工作的情况。斯特伦巴赫——法国最早的C.Z.O.之一，最初成立于1986年，目的是为了测量酸雨的影响。近年来，有200英亩的山坡森林配备了传感器和一系列高科技设备，此地已成为研究气候变化对水化学、土壤含量和植被影响的重要场所。

随着拉图尔的出现，像盖尔阿尔德特这样的实验室已经开始研究环境的变化，并充分认识到人类和非人类、社会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个相互影响的网络中。这不是简单的哲学猜想。正如拉图尔长期以来所坚持的那样，与许多环境研究人员一样，临界带的科学家们自己也参与到了其研究的周期性过程之中：其他人利用他们的研究来改变他们所测量的环境，进而挑战了科学家作为被动的自然世界的无私观察者的传统形象。“我认为我们与布鲁诺所做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组合，”盖尔阿尔德特告诉我，“它改变了社会科学和地球科学的思维方式。”

我们到达了山顶，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低矮的混凝土掩体。里面是观测台的重力仪。它是一台蓝色的圆柱形机器，它通过跟踪引力的微小变化来测量更远处的山下集水区所收集的水量的差异。它所连接的旧戴尔电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打开。在我们等待的时候，一位和蔼可亲的地球物理学家，雅克·辛德勒（Jacques Hinderer），向我们解释了获得精确数据的一些困难。盖尔阿尔德特一直盯着拉图尔，直到拉图尔脸上流露出一种喜悦的神色，以确保他能理解其中的技术细节。

电脑终于开机时，它的屏幕上显示了一个简单的动画——不同宽度的绿色波浪在蓝色的背景下起伏。准确地说，它们代表了海浪和潮汐的引力效应。但这些波动也让我想起了拉图尔对地球人类纪的描述：“一个活跃的、局部的、有限的、敏感的、脆弱的、颤抖的和容易被激怒的圈层。”他全神贯注地站在小显示器前。“在孚日山脉中居然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这种感觉很美妙，”他说，“在这里，整个地球都变得敏感起来，非常感人。”

如果拉图尔的批评者那天在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场景有些奇怪——科学崇拜者的老对手跪在科学的祭坛前。但他们会错过的——他们一直都错过的——是拉图尔从未试图否认重力的存在。他一直在做一些更不寻常的事情：试图重新描述人们了解这些知识的条件。

我们挤进了这间小小的混凝土房间，就像拉图尔一直看到的那样，我们看到的不是物体本身，也不是精神上的表征，而是科学技术允许我们看到的东西。在拉图尔看来，这是唯一可以看到的方式。他一次又一次地认为，重力是由科学家的劳动和专业知识创造出来的，政府为他们的教育提供资金，为缓慢的计算机提供的电力，把重力仪运送到山顶的卡车，把读数转换成运算和清晰图表的地球物理学家，等等。没有这个网络，我们就看不到那些隐形的波动。有一段时间，拉图尔恭敬地站在屏幕上滚滚的波浪面前。然后他就像是在欣赏一个新生的孩子一样对聚集在一起的科学家们说：“真漂亮——你们一定感到很骄傲。”

-本文摘自《世界科学》杂志2019年第2期“科学与社会”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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