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三十年 | 中证报为我提供思考的空间

中证报为我提供思考的空间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我应该是国内最早接触到证券市场的人之一，原因是1990年上交所还没有设立前，我在上海财大的同学和同事就已投身于以柜台交易为特色的证券市场了。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课题合作，让我更多地了解到欧美及香港股市的发展历程。因为我当时在上海财大的财经研究所从事跨国公司方向的研究，接触比较多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报告，其中涉及各国证券市场的内容不少。这使我在一开始就习惯于从“国际视野”角度看待处于初创期的中国股市。

20世纪90年代初，股市分析的主流方法是技术分析。投资者最崇拜的大师是艾略特，他的波浪理论被当时的绝大部分证券分析人士奉若神明，并运用于A股市场的走势预测。我特别怕听股评家们“数浪”，就像我最怕去游览溶洞，听导游指着一个个钟乳石问游客们这像不像“猴子捞月”或“八仙过海”。在我看来，A股市场当时只是个袖珍市场，规模将以每年翻番的速度扩张，如果样本在大幅扩容，某几个大盘股总股本占上证综指的权重很大，而流通盘却很小，那么，庄家对指数的“操纵”就变得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股评家们对上证综指的“数浪”还有意义吗？

直到如今，抱怨上证综指“失去了10年(仍在3000点左右)”的投资者还大有人在，说明大家对这一指数的特性(以总股本市值作为权重的全样本指数)认识还不足。我在当时的市场中作为不认可“技术分析”的少数学者，竟然能得到中证报编辑们的认可。记得1993年年末，我写了一篇《1994年及未来证券市场十大展望》的文章，居然被发表在中证报的头版，这篇有些理想化的文章，显得太学究气了，与当时的市场投机氛围格格不入。事后证明，这篇文章的预言对错参半，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也反映了中证报的包容度。

例如，我从A股市场创设之初，就一直主张快速扩容。而绝大部分投资者都反对扩容，因为扩容会导致A股的“稀缺性”受损，股价下跌。但我认为，决定股价的是DCF模型，即未来现金流贴现，只有投机市才炒作“稀缺性”。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A股的股票数量已向5000只挺进，大家对每天都有的新股上市已经不以为奇了。这种情况印证了我当初在“老八股”时代的预言：当存量足够大时，增量对存量的影响显得微乎其微。此外，我当初还一直对“高送配”概念炒作进行批判，也与当时的市场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中证报鼓励我在当时只有四个版面的有限空间里设了一个专栏，为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不代表任何利益方的学者预留“思考的空间”。

从1994年开始，国债期货的活跃度大大提升，这是因为1994年我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情况，而国债期货的价格与财政部每个月公布的保值贴补率密切相关。当时，我恰好到上海财大附近的中经开上海营业部兼职，发现推算保值贴补率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我的本科是学统计的，只要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计算方法有一定了解，便可计算出国债期货各大品种的合理估值区间。因此，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国债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有了一定了解，这比“波浪理论”靠谱多了。

记得当时中证报还开设了一个专栏，叫“十大券商论市场”。尽管我当时只是中经开一家营业部的兼职人员，也欣然从命，每周末写出一篇关于对资本市场的看法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也就只代表个人观点，与公司无关。后来，中经开涉及合规问题，开始自查有无利用公开媒体影响市场的问题，结果发现我以中经开名义发表的报告，均没有任何涉及合规的问题，反而发现我对市场的预判还比较准确，邀请我正式入职，担任研究主管。我谢绝了，那是后话。只是想说明一点：作为一个学者，任何时候都尽可能保持独立性，不要被利益所绑架。

回想起来，我应该是国内最早的固定收益分析师之一，尽管我当时对宏观经济的理解还非常狭窄，但幸运的是以国债研究为切入点，对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收支结构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为此，中证报邀请我写长文，先后发过好几篇有关国债的整版或半版的文章。

我与中证报相处了30年，从刚创刊时的读者，到后来成为作者、专栏作者。中证报的记者和编辑们与我结识并成为朋友乃至同事的也为数不少。这30年来，我为中证报撰文从未间断过。我也从一名大学的学者，先后成为多家券商首席经济学家兼机构业务负责人，与中证报的合作领域越来越多，如中证报和五大券商基金评价机构联合创办的基金业金牛奖，我也曾积极参与其中。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从袖珍市场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的伟大历程。中证报与时俱进，逐步成为一家全媒体的、颇具影响力的专业传播平台，除邀请我撰稿、参加各类高端论坛外，还邀请我对重大事件做即时的语音评论，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与读者交流观点。

在中证报成立30年之际，祝愿中证报基业常青，再创辉煌。

本文选自

《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三十年》一书

编辑：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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