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手机：怀旧消费中的代际媒介记忆

本研究将民族志过程中不断浮现的“代际”因素作为核心分析概念，考察国内一个老手机迷趣缘群体的媒介记忆。群体中的核心成员拥有明确的代际意识，其成长期与改革开放中的商品浪潮和媒介技术发展紧密相关，共享着“‘百花齐放’的市场景象”和“‘当年买不起’的消费体验”两种记忆。老手机迷群体中不同世代手机记忆的不共享，既受到不同历史位置、记忆方式和情感反应相互作用的影响，也是核心群体主动划定界线的结果。

1

引言

近年来，媒介记忆逐渐受到学界重视。本文中，笔者以媒介记忆（memories of media）指代人们对作为技术物质的媒介（而非内容）和对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生活情景和社会关系的记忆，以与中介化的记忆（mediated memories）相区别。用凡德海登（van der Heijden，2015：104；刘于思，2018）的术语来说，本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技术的记忆”（memories of technology），而非“记忆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memory）。我们关注媒介记忆，是因为对过往媒介技术的兴趣已成为一种显见的当代媒介文化现象，反映出人们面对技术现代性的复杂境遇。既往研究已涉及了对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媒介记忆和记忆实践，它们借助记忆和历史研究的理论资源，探索人们如何回应与媒介经验相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研究上世纪中叶以来加速迭变的媒介景观与社会变革有重要价值。本研究延续这一理论关注，考察一个专注手机的数码迷群体的媒介记忆。

面对同一媒介技术时，不同的记忆主体往往有特殊的情感、实践与记忆；讨论媒介记忆，有必要追问“谁在记忆”，这样才能理解不同的媒介记忆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记忆主体具体的社会文化处境。本文所关注的群体将自1980年代至2000年代（即中国1G至3G阶段）流通的手机产品，称为“老手机”。简单地来说，老手机指的是搭载苹果和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流行以前，大众所消费的无线便携电话产品，如1G时期的“大哥大”，2G时期带有一定数字化功能（如短信）的手机和3G时期的功能手机。该群体中的某些年轻成员甚至将苹果系统某几款较早期的手机（如iPhone3、iPhone4）也视为“老手机”。他们通过搜集、收藏和二手交易，和同好分享和讨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实践，形成了趣缘群体共享的老手机文化。当前，他们活跃在微信、闲鱼、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之中。在社交媒体上，他们用这些词来形容珍爱之物：经典、怀旧、情怀、古董。这些词语表明的是老手机之于他们的意义。他们用诸如“#7080后的回忆”、“#8090后的回忆”等网络标签来彰显对自我和群体的身份认知。在访谈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即老手机迷内部形成了清晰的代际分野：70后中后期、80后一代往往很自然地用“我们这一代”指代自身，而将90后、00后玩家视为“他们”。“我们这一代”强调自己和手机一同成长，见证了其发展历程，因此对关于老手机的记忆拥有主导解释权。可以说，代际因素是探索“谁在记忆老手机”的关键落点之一。

代际身份如何形塑了数码迷群体的老手机记忆？数码迷群体之中的世代分层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2

媒介世代与媒介记忆

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首先需要论述代际何以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学分析的概念工具，以及它与媒介、记忆之间的关系。代际有多重含义（Kertzer，1983：126-127），本研究中的代际不是指血缘辈分关系（kinship descent），也不是演替阶段（例如3G、4G时代），也不是单纯的出生群体（birth cohort）和年龄分层（age stratification）。我们需要回到曼海姆（Mannheim，1927/1952）对代际的论述中，寻找适用于分析“老手机一代”的定义。曼海姆对代际的定义与人口学的年龄因素和出生时期有关，但其关键在于，由于出生时段相似、年龄相仿，人们在同一历史过程中处在相同的位置（generation as locality），经历相同的社会事件，于是在想法和经验上有某种相似的模式。然而，相同的时间位置仍不足以使他们结成同一世代，只有当一种世代意识（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产生，处于相同历史阶段的人们才会构成一个“实存”的世代（generation as actuality），成为一个“自为的世代”（generation for itself，区别于generation in itself，即“自在的世代”）（Mannheim，1927/1952：297，302-304），乃至形成一种社会改变的能动力量（萧阿勤，2005：10）。据此，本文并不意在以年龄和出生时期范畴作为量化指标来划定和讨论不同群体的记忆，而是着重考察人们以个人生命历程和社会技术文化变迁为参照形成世代意识的文化过程。

曼海姆认为，关键的代际经验形成于人的成长期（formative years），一般是17至25岁。这也是个人发展和影响深重的记忆形成的关键时期（Schuman & Corning，2014）。在这一阶段，人们对“新奇际遇”（fresh contact）更加敏锐，“所有的后续经验都试图从这原始的体验中获取意义，或对它进行确证和落实，或对它进行否定和对照”（Mannheim，1927/1952：298）。新奇际遇既可以是重大的社会变革，如外交风波（萧阿勤，2005）、东欧剧变（Szostak & Mihelj，2017）,也可以是媒介使用、文化和物质消费其他日常的文化经验（Bolin，2014：110-111）。对同一种社会事件和经验，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群体或有不同的回应和反馈，因此形成不同的世代单位（generational units）（Mannheim，1927/1952：304）。关于世代单位，罗佛和本森（Laufer & Bengtson，1974：183）进一步解释道，一个世代单位是一个与某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或文化的系统有共同联系的群体；世代单位并不囊括所有出生在一定时间段的人，而尤指那些积极参与集体行动以带来影响的群体（萧阿勤，2005）。据此，本文把“我们这一代”老手机迷看作是曼海姆所谓的一个代际单位，这个代际单位通过积极的消费行为凝聚和表达共享的世代意识。考察该群体在消费过程中生产老手机记忆的象征实践，即他们如何理解消费的动机、如何选择和进行购买的决策，以及他们如何理解个人和集体的收藏品和收藏行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该群体如何认识自身的代际身份，进而探索他们的世代意识如何影响了老手机记忆的内容和情感面向。此外，在一项跨文化和跨代际的研究中，博林（Bolin，2014：128）指出，代际研究既要考虑时间性的位置，也要考虑空间性的位置，具体来说就是地缘政治的、媒介技术的和文化的位置。面对同一“客观媒介景观”，人们的“主观媒介景观”不尽相同（Bolin，2014：128，117）。因此，本研究在考察对手机——一种全球化的科技产物——的记忆时，既要考虑其在中国在地化过程中的文化意义的延续和断裂，又要考虑记忆主体具体的社会和文化处境。

媒介作为物质性的技术和其作为象征文本的双重勾连（double articulation），使其在组织、型构社会和个体经验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ilverstone，1994），成为代际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Bolin，2016：250）。在媒介研究和公共话语中，以媒介技术和内容命名世代的现象不胜枚举，例如“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Prensky，2001）“打口一代”（de Kloet，2005）、“QQ一代”（吴世文，何羽潇，2021）。本期其他文章的研究对象，诸如中国大陆的Z世代梦核实践（黄顺铭，刘欣庭，2024）、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怀旧（李岸东，2024），也是与代际经验紧密相关的。维他蒂尼等人（Vittadini et al.，2013：90）倡导，应当以一种文化进路理解和使用媒介世代（media generation）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媒介世代是对某种特定技术的可触达性或流行性所产生、分享和处理的集体性回应，是其构成世代身份的元素之一。”将媒介世代视作一种文化概念，中和了年龄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极端倾向：“关键在于，人们如何通过他们的文化环境体验年龄和科技，例如习惯、同辈影响、对性格形成时期的或创伤性事件的记忆和许多其他的文化因素。”（Vittadini et al.，2013：91）媒介研究学者给予了成长在数字时代的年轻族群充分的关注，尤其注重他们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代际身份表达（Stahl & Literat，2023）。

当我们把研究的焦点转向不再处于青少年和早期成年阶段的媒介世代，讨论他们成长期的媒介经验如何塑造代际身份时，记忆是一个有益的视角，它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媒介经验如何影响了人们今天对社会文化、技术环境的情感和行动回应。正如布拉巴松（Brabazon，2005/2016：1-4）所主张的，当代文化研究长于研究当下，捕捉转瞬即逝的文化现象，但我们有必要通过关注过去的、批判性的和阐释性的文化历史分析对其进行补充和发展。瑟内尔-里德（Thurnell-Read，2022）在对滑板亚文化群体的研究中指出，相关经验镌刻在青少年生命历程中，塑造了爱好者的价值观念。就算当他们步入成年期，不再切身参与其中，相应的亚文化身份归属也会继续存在。对相关经验的记忆，尤其是怀旧，会在从前的滑板爱好者和亚文化媒介文本之间缔造有意义的，乃至浪漫化的连接关系。博林（Bolin，2016：250-252）也指出，与媒介技术和内容亲密、富含激情的关系是代际经验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激情与媒介技术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关联，是愉悦和痛苦的一体两面。怀旧是激情的形式之一，同样具备这种两面性，既有渴望之痛，也有怀想过去的愉悦感（Dickinson & Erben，2016：1）。怀旧原词nostalgia在17世纪被创造之初指的是因思乡之情产生的病痛，强调空间性指向；在现代语境中，怀旧一词发展出时间性指向，强调人们对回到消逝的过去的渴望，因过去不可挽回而产生的失落感和对现代时间观的反叛（Bolin，2016：252；Boym，2001：xv）。与其他记忆形式不同的是，怀旧强调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同时还强调一种回归过去的渴望（Wilson，2005：25）。如皮克林和凯特利（Pickering & Keightley，2006：921）所言，怀旧是失去（loss）、匮乏（lack）和渴望（longing）的综合体验。

布拉巴松（Brabazon，2016：28）认为，可以通过出生于1961~1981年、众多西方典型青年文化的实践主体X世代，系统性地观察历史、大众文化和大众记忆之间的联系。回到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我们可以追随那些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大众文化兴起、媒介技术的引进和发展成长起来的族群的足迹，对上述联系加以探察。杨向荣（2022：149）论述了80后对童年动画片的怀旧现象，他指出该群体的影像怀旧是“一种可识别的群体情感的记忆、标记和表达”。他们在面对改革开放后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现实中的社会和家庭责任和压力，以及与父辈和后辈都无法弥合的代际鸿沟时，转向童年时期的动画片寻求身份归属和审美救赎。手机亦是改革开放以来媒介文化元素之一，自1987年在中国正式使用以来，从奢侈品逐渐转变为大众商品（Wang & Cheng，2012：64）,对它的个人记忆与记忆主体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情境和结构紧密相关（van Dijck，2004）。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的数据收集方法，具体通过在线参与式观察和在线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两种方法，在2022年2月到7月之间收集研究材料。对于这些老手机迷来说，互联网不仅是他们连接彼此、交换实物和信息的工具（tool），还是他们建立身份和文化实践的场所（place）和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a way of being）（Markham，2006）。老手机迷们在线下世界往往结识不到多少同好，但是他们能够在各大网络平台认识与他们兴趣相似的人，找到自己的圈子。而且，在这种综合使用不同平台的网状社群形态形成之前，一部分手机迷在2000年代已经活跃在许多手机数码论坛上了（如TomPDA、友人网等）。因此，在互联网情境下展开研究，既能确保观察自然状态下的社群交往空间和文化实践，获得一种深入、全面的理解（O’Reilly，2012：11-13），也能以一种老手机迷所适应的交往方式展开访谈。作者对4个老手机抖音直播卖场进行了27场参与式观察，对30位老手机玩家（包括13位全职或非全职卖家和17位消费者）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后者提供了更多关于代际社会生活经验和媒介记忆的材料，因此本研究以访谈材料为主，参与式观察材料为辅。访谈通过视频通讯软件腾讯会议完成，访谈时长从30到110分钟不等，大多数访谈长约1小时。随后，作者通过语音转录软件讯飞听见对访谈录音进行转录，并人工逐句核对转录文稿。

30位受访者皆为男性，显示出该社群显著的性别偏向，该调查结果符合群体成员对社群的自我描述（例如，卖家李亮观察到“男性可能占到98%，女性可能只占到2%”）。4位出生于1970年代，19位出生于1980年代，6位出生于1990年代，1位出生于2000年代。18位受访者居住在东北和华北地区，12位受访者居住在华南、华东、西南、中部地区。本研究关注的是通过持续的消费实践与老手机和消费社群保持情感联结的记忆主体。选择该样本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老手机迷在积极的怀旧消费和社群互动中生成的世代意识，以及他们据此生产和稳定下来的老手机的文化意义。本文所关注的17位消费者基本可以被描述为专业或准专业的收藏者，他们对老手机保有稳定且持续的兴趣，消费和收藏历程至少有1年以上。从数量上来说，2位达到千位数级别的收藏量，10位达到百位数级别的收藏量，5位收藏了50至100台的老手机。另外，13位受访的卖家在通过老手机盈利之前，也都对老手机有或浓或淡的个人兴趣和收藏经历，并至今自我描述为圈中人。限于篇幅，本研究不讨论卖家在买卖交易中的记忆生产，而是着重消费实践中浮现的老手机记忆。在分析过程中，将卖家对社群身份、代际经验和消费体验的自我描述和消费者的相关描述等同视之。

笔者在民族志过程中收集了丰富的材料，具体到本研究，本文提取了与代际因素紧密相关的材料，借助NVivo 20质性研究软件，采用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的方法进行分析（Braun & Clarke，2006）。本文从研究问题出发，归纳出“我们这一代”共享的两种代际媒介记忆，即“‘百花齐放’的市场景象记忆”和“‘当年买不起’的消费记忆”。同时，本文探讨了群体内部的世代分层现象，从记忆对象、方式和情感反应三种维度讨论，“我们”和“他们”两组老手机迷的记忆是如何“（不）共享”的。

4

“我们这一代”的手机记忆

“我们这一代”是什么样的人？玩家所使用的社交媒体标签“#70后、80后的回忆”、“#80后、90后的回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模糊的范畴，而受访者们提供了一些更加精确的年龄维度。卖家李亮（2022年3月3日）说，他遇到的80%的购买者都出生于1978至1985年；卖家何琦（2022年4月5日）说，95%以上的消费者出生在1975至1990年之间，90后比较少。本研究的访谈者也大多出生于2位卖家所描述的世代范围里，并在访谈中或多或少地讨论到代际认同的问题。“我们这一代”的手机记忆是什么样的呢？

（一）“百花齐放”的市场景象记忆

李亮出生于1980年代初，生活在北京，现在是一个全职的二手商人。10年前，出于个人兴趣，他开始收藏老手机。那时候，他经营的饭馆旁边有一家规模较大的手机市场，因此，他认识了许多手机商人。适逢智能手机逐渐兴起，原来的功能手机价格一落千丈。相熟的人知道他有这样的兴趣，便把二手机和积压的库存转卖给他。2014~2019年，他积累了许多老手机，常常在手机论坛上和同好置换、交流。约在2017年，二手平台闲鱼逐渐普及，庞大的收藏量也令他难以承受，他开始将藏品转卖变现。2019年左右，北京市拆除违章建筑，他的饭馆无法继续经营，于是转而全职做起了二手手机和其他商品的生意。拥有10年的收藏、交易经验，他对与自己历史境遇相同的客户们有着这样的理解：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就是一个从物质上什么都没有的年代开始，而且物质更新太快了。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智能手机来讲，比如从苹果4，即便到现在苹果13，10年的时间，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和差别，它的基础应用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我们1978~1985年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是从磁带随身听变到CD随身听，变到数字随身听、MP3随身听，是这么一个过程。（李亮，1980年代，2022年3月3日）

“太快了”——李亮的感叹，表露了他们这一代人面对上世纪90年代市场化和商品浪潮的心境。“快”是对加速的技术变革和商品演替的客观历史状况的描述，但对于老手机迷们来说，电子产品变化之快，是青少年和早期成年时期令人兴奋的“新奇际遇”，是他们理解后来的大众通讯设备的参照对象，塑造了他们共享的代际意识。许多受访者用“百花齐放”来形容当年不同品牌、形态的手机在中国大众消费市场流通的景况。从1980年代末到2000年代，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三星等海外品牌先后在中国建设加工工厂, 进入大众市场；波导、熊猫、东信等也成为较有影响力的国内手机品牌。全球通讯产品的引入、本土制造商的探索，以及国内消费大众的参与方式，塑造了中国手机消费市场“全球在地化”（glocalised）的局面（Chu，2012：1）。大多数受访者喜欢收藏当年国际品牌发行、广大消费者选择的功能手机（如芬兰的诺基亚、美国的摩托罗拉等），少数受访者会特意收藏一些国产品牌的手机。人们通过收藏手机铭记大众通讯市场“百花齐放”的景象，是有选择性的、侧重于全球通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历程的记忆实践。

在玩家们眼中，过去的功能手机市场是“百花齐放”的，而今天的智能手机市场是“千篇一律”的。当老手机迷比较过去和当下的手机时，主要关注的是不同时期手机的外观、工业设计风格和物理质感。天空（1980年代，2022年5月3日）说：

所有的触屏手机都千篇一律，就是一块屏幕而已，在这种设计里，它的工业设计，带给人的视觉上的感受，很少能有像从前的功能手机，或者有实体按键的手机，那样强烈的视觉震撼。或者说是有那种，挺难形容的一个词，符合个人审美的那种……有点难形容，词穷。

在4G和5G阶段，智能手机保持着触摸屏交互的基本特征，不同制造商的竞争核心从功能组合和外观设计转向操作系统和应用市场（Garcia-Swartz & Campbell-Kelly，2022：266），结果是智能手机的外观在迭代过程中变化不大。像天空一样，许多受访者欣赏老手机的“千姿百态”，功能手机外观上的丰富性和异质性，让他们觉得过去的手机更具本真的魅力。李力（1980年代，2022年4月12日）形容那个年代“更有意思，更加纯粹”：“款式多，品牌多，大家拿的都不一样。一说到诺基亚、摩托罗拉，同年代的人都会随口说出好几款，好几个不同的型号，不像现在。”雨巷（1970年代，2022年5月5日）批评道：“现在的手机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手机如果没有商标的话，可能都区分不出来。”

老手机迷们的今夕对比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怀旧（tech-nostalgia），尤其强调失去了的物质实感带给当下人们的匮乏感（lack）（Bolin，2016：256），以及对被淘汰的媒介技术本身（而非内容）的渴望（longing）。尽管老手机是数字化媒介而非模拟技术媒介，对其的技术怀旧却与“模拟怀旧”（analogue nostalgia）有类似之处。Schrey（2014：27-28）指出，模拟怀旧是一种对被认为在持续的数字化进程中失却了的媒介特质的渴望，这种渴望表现了当代媒介文化中常见的对模拟技术媒介的浪漫化和拜物迷恋。对老手机的技术怀旧是一种审美实践，如陈斌（1980年代，2022年6月23日）说：“就像以前特别古老的，甚至不是彩屏的机器，像下滑盖的那些机器，就是外置天线那些机器，我现在去看还是很有感觉。”

老手机迷的审美实践具体体现为线上线下的展示和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把玩。在直播间里，观众看到主播展示经典机型，总会说起，这是舒淇在电影《非诚勿扰》里用的摩托罗拉V3，那是葛优演的严守一在电影《手机》里用的摩托罗拉388c（直播间一，2022年5月3日）。李力在客厅的展示柜上摆了一些经典型号，例如诺基亚3310、3210、N95，爱立信T28、T18等，朋友来了一看，就会自然地产生共鸣，“一下子回到那个年代”；拿起收藏的诺基亚N8，华华（1980年代，2022年4月8日）会调动不同的感官，去欣赏它和苹果手机不同的、非极简主义的设计风格，“笨重”的质感，相机突出机身的线条和氙气闪光灯的“粗暴”。

上述案例也说明，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实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安抚玩家对老手机的技术怀旧，这种技术怀旧更强调匮乏和渴望感，而不是某种“无法挽回的失却（loss）”（Bolin，2016：256）。品持和赖内克（Pinch & Reinecke，2009：153）也提到，怀旧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因对当下不满而产生的回到理想过去的渴望（desire），但技术怀旧不完全如此，而更多表现为一种调和过去和未来的尝试，以达成特定的体验：今天的玩家很少会完全不使用智能手机，只是在二手消费中得到审美、休闲上的满足和愉悦。许多玩家最初收藏的是自己和身边人用过的、对个人记忆来说至关重要的机型；到后来，他们逐渐扩大收藏范畴，希望留下“百花齐放”的市场景象的剪影，通过一种浓缩的物质消费体验，探索和回味超越个人记忆范畴的时代媒介记忆：

我主要还是体验。为什么是体验？因为当年有很多的机型……可能身边的人有，或者是通过一定的媒体途径，自己看到或者听到投放的广告……然后就想去体验一下，玩一下。之后慢慢就发现了，原来有很多种造型，我刚才讲的翻盖、滑盖、侧翻盖，还包括下滑盖的、侧滑盖的……（灯塔，1980年代，2022年6月21日）

（二）“当年买不起”的消费记忆

尽管当年手机市场“百花齐放”，令人振奋，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解释个人的消费动机时，会提到一句在圈子里广为流传的话：“当年买不起，现在便宜了。”前半句指向的是过去没能满足的渴望和持续至今的缺憾，后半句则说明了当下老手机在二手市场交换价值的降低，为人们通过消费实现未竟的渴望、弥补缺憾创造了条件。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玩家来说，这个未竟的渴望意味着什么？许多玩家强调了在无法实现的物质欲望中所体会到的个人和家庭的“普通”。这是在改革开放、商品化浪潮下特定阶层的情感体验。这些玩家大多出身于工薪阶层，他们并非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家人和自己也不是私营企业家、政府官员、管理层精英（Bian，2002：95-97）。李亮（1980年代，2022年3月3日）对手机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1996、1997年左右，那时他爸爸在北京开出租车，只靠寻呼机和家里联系。“什么时候我们家老爷子能有个手机，就真的太方便了”。尽管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较有影响力的移动通讯产品消费国，手机消费量迅速扩大（Agar，2004），但是相较于同时期的高收入国家（其平均手机普及率为1995年7%，1999年46%，2004年超过100%），当时中国手机普及率仍然较低（1997年1.07%，2001年6.72%，2005年30.26%）（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World Telecommunication/ICT Indicators Database，2023）。玩家们记得，许多品牌旗舰手机的价格远高于人们的年收入（海洋，1980年代，2022年2月18日；子畅，1970年代，2022年5月3日；刘迪，1970年代，2022年7月5日）。当年，子畅和同事在手机店里看到一个人刷银行卡刷了7000元，买下他们非常喜欢的诺基亚7650，而他们自己只负担得起2000元的手机，那时的艳羡之情令他至今难忘。从前的可望而不可得，促成“我们这一代”今天的二手消费：

诺基亚的8系列……平均价钱基本在1万块钱左右，这个玩意儿不是老百姓所能想像的。所以很多人入行入手的第一台手机就是诺基亚的8系列。它当年1万多，只能在柜台上看到，或者说只能看到别人在用，自己连摸都没摸过……它只是存在于图片中。（李亮，1980年代，2022年3月3日）

新奇商品的图像周而复始地出现在影视作品、电视广告、街头海报、商店橱窗、旁人手上，但拥有它们的希望渺茫，这种遗憾萦绕至今。玩家当下的二手消费是补偿性的，帮助他们构想一个理想化的过去。“未曾拥有的东西往往是最美好的……然后等到自己有能力去买它的时候（一手市场上）就没有了，于是就萌生一个想法，就是把之前自己喜欢的、买不起（的）这些机器，把它再拥有一遍”（王乐，1980年代，2022年4月5日）。在一些个案中，能够支配收入，实现收藏愿望，被看作是个人在当下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提高的象征：“70后、80后（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消费主力……大家（收藏老手机），说明现在都富裕了，有钱了，弥补一下当年的失落感，或者说满足一下当年的虚荣心。”（海洋，1980年代，2022年2月18日）通过物质消费构想理想化过去的倾向尤其体现在东北玩家的身上。西南玩家灯塔（1980年代，2022年6月21日）在闲鱼上卖老手机，他观察到：“东北人找我的时候，他就会指定要一款手机，这个手机在当年肯定是很贵的，然后就说，当年社会大哥都拿什么手机，如何如何。”老手机消费让东北玩家在想象中当一把“社会大哥”，或多或少地安抚了他们在经济改革中，因工薪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转变而产生的困顿和失落（Cho，2013；Quipucamayoc，2021）。

对“普通”的感知，带给玩家的情感体验不只是艳羡和遗憾，有时候甚至是创伤和疼痛。华华出生在1980年代末（2022年4月8日），他喜欢上诺基亚3250的时候，正在上高中：

宿舍里有个小孩，家里条件特别好，上学时候就用这个，听音乐、拍照。那天中午在他宿舍里，闲着没事就玩他手机。我那个时候还没手机，就说：“兄弟，拿过来看一下你的手机。”我拿在手里看了一下，确实美，就还给他了。他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我是一会一个问题。我问，手机多少像素，手机音质好不好，等等，就是关于这手机的问题。问多了他就烦了。说，好烦，你要就自己买一个，问这么多废话干啥？说得我感觉特别尴尬。当时的（诺基亚3250）就是当年的机皇呀，那件事情到现在都忘不了。

访谈至此，他停顿了一下，眼神躲开了镜头：

家庭条件不好。

 “当年买不起”的消费记忆是今天玩家们二手消费的动力来源，同时，它还广泛地影响着消费体验之外、人们对代际身份和社会变迁的认知。与孙信茹和王东林（2019：42-44）所关注的四驱车迷类似，“我们这一代”老手机迷也在青少年和早期成年阶段感受到了社会的急剧转型，错过了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机会：“80后上小学的时候大学不要钱，80后上大学的时候小学不要钱。”（王乐，1980年代，2022年4月5日）见证了市场经济成为主导经济逻辑的社会阶段：“那个年代没有金融危机，物价也不会上涨，吃的用的都比较便宜，人们也没啥想法，找个工作安安稳稳上班就行了。”（华华，1980年代，2022年4月8日）这些思绪反映出赫斯特（Hurst，2009：117-118） 所谓的“物质怀旧”（material nostalgia），即个人或群体感知到当下的物质条件恶化，变得不如从前。这种差距可以是客观事实层面上的，也可以是通过与他人和其他群体比较所感知的，譬如工资下降，工作稳定性降低，物价上涨，福利待遇不及从前，或者是目睹他人在经济上的成功，自己却止步不前。不过，人们也从过去的物质匮乏与渴望中寻找到了“观念怀旧”（ideational nostalgia）（Hurst，2009：118）的源泉，强调过去的社会风貌、道德精神优于当下：

我姑娘现在还小，在她这年龄段，该有的东西她都有，什么也不缺，甚至比一般的孩子要好。她想得到东西太容易了，就不知道珍惜。比方说，像我十六七岁那会儿，我姐淘汰的传呼机，对我来说就是宝贝。(王乐，1980年代，2022年4月5日)

总之，从手机消费记忆引申到更广泛的社会变迁的记忆，是代际意识、阶层意识和具体社会文化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你是80后，又是普通老百姓，才会深切体会到那是令人难忘的岁月。”(王乐，1980年代，2022年4月5日)

5

（不）共享的代际媒介记忆

以上分析的是“我们这一代”玩家群体内部共享的手机记忆。然而，手机是普及的大众通讯产品，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时代和个人记忆紧密交织，为什么以“我们这一代”玩家要主动划定媒介世代的界限，将他们身边的圈外后辈，年轻玩家归入不同的媒介世代？这种世代分层是如何形成的？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需要看到年轻一代玩家和普通消费者所处的“客观”历史位置的不同（Bolin，2014），还需要纳入一种动态的、过程化的分析，通过理解年轻一代的记忆对象、记忆方式和情感反应，以及代际间的互动，来理解代际之间记忆的（不）共享。

对于第一种“我们”代际内共享的手机记忆，即“‘百花齐放’的市场景象记忆”，不同媒介世代的手机记忆具体指向的时代有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说，年长一代玩家所谓的老手机往往指的是1G到3G阶段的产品。其中，根据白鹰（1980年代，2022年5月5日）的观察，相比起自2003年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即手机普及率显著上升阶段生产的产品，他的同龄玩家对2003年以前，即在手机普及度低、新产品对市场冲击强烈的时期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1G和2G手机）“更有情怀”。相比较而言，年轻一代的玩家所认知的老手机在时间跨度上更广，且他们对1G至3G手机的内部差异和多元性更不敏感。他们既追溯年长一代玩家青睐的机型，也将他们自身成长期所接触到的智能手机视为怀念的对象，例如4G网络服务普及之后，2010年代初期发行的诺基亚Lumia系列（树，2000年代，2022年5月5日；杜亚，1990年代，2022年6月22日）和苹果早期几代的手机产品（徐涛，1990年代，2022年5月5日）。

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的玩家在记忆方式上也有不同。年长一代玩家的老手机记忆往往来自一手的具身体验。如上文所述，他们成长期的城镇景观和大众媒介中充斥着各式各样新奇通讯商品的图像，其成长期这一重要的生命历程也与这些手机紧密联系。例如，夏天（1980年代，2022年6月6日）从事手机相关行业二十年，对于他来说：“手机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一直到现在……其实这些手机对于我来说不算是老手机。”白鹰（1980年代，2022年5月5日）说到老手机，想起的是“你的亲情友情，你的学习情况，比如说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因此拿到过什么名次”。而年轻一代的玩家对出现在成长期之前的老手机的记忆则大多是二手的、中介化的。他们通过互联网媒体和社交平台中循环放送的媒介记忆文本来探索和了解老手机。这些文本包括但不限于老手机迷生产的自媒体内容，商业科技媒体的怀旧主题推文和网上留存的手机资讯。这些激发了一种跨代际的怀旧效应，使年轻一代的媒介受众获得“代理性的怀旧身份”（surrogate nostalgic identity）（Lizardi，2017：9-12）。例如，树（2000年代，2022年5月5日）抱着一种对科技产物“问所从来”的热情和传承科技文化的使命，在二手市场淘买老手机，到网上搜集老手机的历史资料、软件包等，在手机维修上追求“修旧如旧”。另外，身边的亲历者也是重要的二手记忆来源。郑飞（1990年代，2022年5月10日）和年长一代一样喜欢老手机，但如果不是从朋友和长辈那里听说，他也“根本就不知道”摩托罗拉的“掌中宝”（StarTac 328c）和诺基亚8系列这些年长一代热捧的机型。

此外，当“我们这一代”玩家向身边人展示藏品时，不同年代人情感反应上的不同也在帮助他们识别媒介世代的界限。马修斯（1980年代，2022年7月19日）带着黑莓手机去公司里，同龄人投射的是回忆的共鸣：“我有很多朋友……以前上课，都在下面这样偷偷打字，盲打，英文（键盘）玩得非常熟练。”而白鹰（1980年代，2022年5月5日）带着老手机到公司，他感受到的是年轻一代的讶异：

我们公司95后、00年以后的小孩，看到我拿（摩托罗拉）T28手机打电话，就特意从老远跑过来，探头问：“这什么东西？”我说：“这是电话。”“哎哟，电话还有这样式的，这是啥时候的，是什么电话？”把我给逗的！因为他们年纪小，他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他们不知道，没见过。

年轻一代或许不难获得有关“百花齐放”的市场景象的二手记忆，却很难共享“‘当年买不起’的消费记忆”，因为后者更有自传性色彩，是若无切身经历就难以体会的复杂的情感经验。难以完整分享多重面向的老手机记忆，也使得代际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晰。访谈中，年轻一代的玩家很少流露出“得不到”的遗憾和疼痛，即使感受到了“买不起”的差距，也很少将之与广泛的社会变迁相联系，而是单纯地强调目睹科技创新和另类科技美学的兴奋。威宇（1990年代，2022年6月24日）大约在2006、2007年看到日本手机发布会视频，一下子就被日系手机的美感和“黑科技”吸引了：

我非常震惊，这个手机屏占比这么高，而且外观特别好看, 因为这款手机有一种是玫红色，当时不管是摩托罗拉还是诺基亚，还是一些韩系手机……主打的颜色不是黑就是银……但是像日系机的这种颜色特别通透，像淡粉色、紫色、红色、黄色这种特别鲜艳的，几乎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代际间媒介记忆的不可传递性和怀旧的关系。例如，当人们意识到后辈已经发展出了他们特有的个人、媒介与社会的联系，代际间记忆传递的不可能性会激发人们对过往媒介的怀旧之情（Bolin，2016：260）。此外，在快速资本主义情境下，作为大众商品的手机迭代迅速，因而不同的通讯产品记忆凝聚起来的群体年龄跨度更小，大众商品怀旧也显得更加个人化、碎片化（Cross，2015：14-15）。上文的王乐和女儿对成长期重要物品不同的珍惜程度，也反映了代际间记忆传递和情感共鸣的客观难度。然而，代际间记忆的不共享有时也是年长一代玩家的有意为之，“通过时代边界的划分”实现科技产物怀旧的“趣味区隔”，确证自己身份上的合法特权（刘亭亭，何超彦，2022：168）。

有些玩家谈到了如何在日常收藏中处理老手机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天空（1980年代，2022年5月3日）和家人暂住在出租公寓里，等着搬新家。他平时把老手机用密封塑料袋装好，存放在塑料储藏箱里，不常拿出来，也不做摆柜展示，“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同样的，瑞杰（1980年代，2022年5月20日）也提到，结婚生子以后，他变得不太在乎这些东西了，只是把它们当成青春的回忆。他把当年不舍得别人碰的藏品拿出来，“给我儿子自己随便玩，什么磕碰、摔摔打打的，我也不在乎了”。当他过渡到成家立业这一新的生命阶段时，藏品对他的意义显然发生了改变，因而后代所接受和理解的物品意义也有所不同。这两个案例中，玩家都没有主动向后代分享老手机记忆的意向。此外，在直播卖场里，人们也把年轻一代自然地视作他者：

当主播介绍松下的CD随身听时，观众A问：“这是什么，电饭煲？”这三个字显然冒犯了主播。他丝毫没有好好向对方解释的意思：“马桶盖！”紧接着，其他观众评论说：“好多00后都不认识。“（直播间一，2022年4月12日）

直播间里的这场短暂的冲突，直接地展现出了年长一代玩家对年轻世代的排斥。主播对消解老手机意义举动的回击和其他观众对这位进犯者的身份猜测，既是在承认代际间媒介记忆的不共享的客观现象，也是在主动地进行边界划分。

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延续近年来学界对媒介记忆的理论关注，将代际作为分析的核心概念，探讨老手机迷群体的记忆与实践。本文所谓的“代际媒介记忆”（generational media memories）是一个文化概念，强调通过分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经验来审视年龄、媒介技术和记忆三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中的老手机迷们钟爱中国1G到3G阶段的大众手机产品，通过交易、收藏、分享等日常物质实践记忆手机以及与手机相关联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将目光投注在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身上，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大众文化、商品浪潮、媒介技术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老手机迷拥有鲜明的世代意识，他们生产老手机记忆的象征实践建立在不同世代意识的基础上。“我们这一代”在青少年和早期成年阶段身历改革开放带来的重大社会变迁，生产出了两种不同面向的媒介记忆。第一种是在情感面向上相对积极的、对“百花齐放”的市场景象的记忆。改革开放中的媒介技术发展和商品浪潮成为玩家们成长期的新奇际遇，塑造着他们的代际意识。玩家们将老手机在工业设计、外观层面上的“百花齐放”与如今智能手机设计的“千篇一律”的对比，强调当下审美体验的匮乏和对过去技术产品异质性的渴望，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怀旧。玩家希望通过物质消费，体验超越个人记忆范畴的时代媒介记忆。第二种媒介记忆在情感面向上则相对消极，同一媒介世代广泛地共享着“当年买不起”的消费记忆。玩家在回忆过去的消费经验中感知自己和家庭的“普通”，这是商品浪潮和媒介技术革新在改革开放情境中带给人们的另一重体验。有关“普通”情绪体验既可能是艳羡和遗憾，有时也甚至是创伤和疼痛。“买不起”的记忆是今天二手消费重要的动力来源，同时也牵连着人们对代际和阶层身份的认知。今天的“普通”带给人们的是对过去的“不普通”的怀旧，一方面是对前改革时期平均与稳定的向往，另一方面将过去视为值得追回的道德领地。这两种不同情感面向的媒介记忆相互联系，共同构成“我们这一代”的老手机记忆。

“我们这一代”玩家和年轻玩家之间有分明的代际界限。对不同媒介世代记忆的过程化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条界限生成的机制。年长一代的“我们”与年轻一代的“他们”在记忆对象、记忆方式和情感反应上均有差异。前者和后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百花齐放”的市场景象记忆，却无法达成“当年买不起”的消费记忆的共鸣。无法完整共享多重面向的手机记忆，造成了不同代际之间的泾渭分明。与此同时，在承认代际间记忆共享的客观困境之外，年长一代的玩家也在主动地进行代际边界的划分。

本文将对媒介物的记忆作为研究对象，延续着物质文化研究“从物到人，再到广阔的社会历史情境”的分析思路（Appadurai，1986：黄顺铭，陈彦宁，2021；吴世文，周雪萍，2022）。在这一基础上，笔者将民族志过程中不断浮现的“代际”元素提起，使之成为分析的锚点和抓手，以更进一步看清“谁在记忆”、“为何记忆”，以及“在什么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记忆”。如此分析的目的在于让目光回到“普通个体”，看到“身处技术浪潮中人的最本真体验”（孙信茹，2022：126）。基于此目的，本文在通过主题分析对研究数据进行归纳的过程中，用受访者的语言来概括不同的记忆类型，并尽量更完整地保留和呈现个体生命故事的细节，以期在幽微之处达成与理论的连接。需要说明的是，代际不是这个个案中唯一有效的分析工具，其他元素，尤其是性别，也可以成为重要的分析抓手。

本研究也希望回应近年来记忆研究“积极转向”（positive turn）或者说“超越苦难记忆”（beyond traumatic memories）的呼吁。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对历史不公正、创伤、暴力、灾难和苦难记忆研究的回避，而是一种批判性的努力，以反思和解开记忆与创伤看似自然的绑带，承认创伤记忆以外的其他记忆形式的深刻和复杂性，发展出相应的理论工具和框架，打开积极的记忆形式的研究空间（Rigney，2018：370）。对老手机记忆的个案研究有望帮助人们看到，收藏老手机这样看似快乐、简单的消费活动也呈现出多重的记忆和情感面向（Davidson，2023：431），折射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这一呼吁对研究与大众文化和消费生活有关的记忆尤具建设性意义。在当代文化中，人们与过去的联系呈现出商业化的特点：当商品成为社会生活的肌理时，它们也成为了被记忆的对象，并影响着人们如何记忆和记忆什么（Cross，2015：16；Niemeyer & Wentz，2014：134）。我们或许会对记忆的商业化有所担忧，认为商业产物可能会导致历史叙事的简化、煽情和“不真实”。然而，正如斯塔肯（2008：75-76）所呼吁的，这更需要我们付诸学术努力以获得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批判性理解。在老手机记忆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怀旧消费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实践（Niemeyer & Keightley，2020：1642）。研究怀旧消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普通人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制造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接，在科技加速和社会变革中寻求时间上的连续性，为自己寻找意义共享的文化社群。

（陈彦宁：《我们的老手机：怀旧消费中的代际媒介记忆》，2024年第9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本刊唯一投稿信箱：[e-mail]

在这里，读懂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

在这里，探讨新闻业的未来

在这里，进行深入而严肃的思考

在这里，关心新闻人自己的命运！

帮助

订阅《新闻记者》其实很方便——

您可以在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371，全年定价216元。

您也可以通过编辑部直接订阅，享受优惠价。订阅办法私信微信、微博小编，或电话[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