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访Vol.17 | 李泉：我不怀念，我期待更好的时代
说起李泉，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琴键上的王子，创作才子，舞台上令人惊艳的灵魂战警，他从小学习钢琴，少年意气风发，却又两次经历命运的急转直下，人生的际遇难以预料，却是他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必然，不惑之年的李泉畅谈四十年来的人生轨迹，寻找属于他的时代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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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小时候跟谁一起生活，什么原因开始学琴
李泉：小时候是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两边，一半一半住。四岁以前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四岁以后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小孩了，从四岁开始好像家里面就给我一个目标就是要考进音乐学院。我记得我们音乐附小一届就是二十个学生吧，二十个人里面弹钢琴的名额就是五个。
应该有上千人去考，为什么要这么考，可能现在的小朋友很难理解的，那个时代呢因为家里面成分不太好，在某一个年代就会遭受一些这样的待遇，我的父母就去了贵州的山区，但是呢我的父亲跟母亲又不是分在同一个地方，父亲去看母亲一次大概要走十几个小时的山路，我跟我父亲去看过我母亲两次，非常非常地艰苦，父母又不在一起，所以家里面就决定说要让我留在上海。
那个时候音乐学院在招收一些小朋友，就像现在的奥运会运动队一样，招收一些小苗子，国家开始培养，然后参加国际比赛，当初就冲这个目标去的，是一个非常功利的、非常有目的性的事情。
Q可以介绍下你的家族情况吗？
李泉：我爷爷家以前是从国外回中国，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回来参加国家建设，我们家里面基本上都跟医生有关，我的爷爷奶奶我的母亲都是医生，我的外公也算是半个医生，他是一个做化学的，也是做医药的。没有一个人是做音乐的，但是他们都会弹琴，他们的业余爱好就是音乐。我第一个老师就是我奶奶，在四岁的时候是她教我的。
差不多八几年的时候他们又移民回去了，（我父母）就直接从贵州就去了国外。我跟我父母就是在三岁的时候在一起生活过，在贵州生活过七八个月的时间。
Q学琴的生活痛苦吗？
李泉：弄堂里面所有的小朋友我都不认识，因为他们都可以在外面玩，然后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人他就是被逼在家里面练琴，我就是那个人。我记得家里规定只有一天可以不练琴就是年初一，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社会，年初一要拜年，还是有很多的亲戚需要去走，所以家里面就规定年初一可以不练琴。
从四岁开始就是这种生活，所以倒也不觉得有多痛苦啦，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一直到了青春期，才有些叛逆，后来就越来越叛逆。
Q在音乐学院你的成绩处于什么水平？
李泉：位子非常尴尬。非常多同学的父母就是音乐学院的教授，就是所谓的子弟兵。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考进去应该是最后一名，就是第五名，如果再差一个可能就进不了这个学校。进中学的时候是最后第二名，中学的时候一届稍微多了一些人，大概有三十多个人，然后钢琴有七个学生，我是第六名。
有很多同学拿过国际上的大奖，我一直到初中才拿过一次亚洲的钢琴少年比赛的名次，所以其实在同学里面我成绩是很差的。我为什么从初中开始喜欢唱歌，是因为双重的压抑，一个是每天要练那么多时间的琴，第二个是因为觉得我为什么弹琴那么差呢，老是弹不过别人。
唱歌写歌是为了一种发泄，初一初二情窦初开有点发育，就喜欢听歌，然后把听来的歌曲唱出来是一种最大的安慰。从小就是被功利的一种安排，所以我非常讨厌功利这种事情。后来去写歌、做唱片、做歌手都要遵从自己的想法，不是那么去想市场的事情，就是可能从小被逼得有点想要反其道行之，就是那个逆反的心理一直到现在吧。
Q父母移民你为什么没有同去，他们走后你怎么生活？
李泉：他们在走以前曾经非常短暂地来过上海，我的父亲对我非常非常地严厉，他可以一年两年不见我，可是见我的那两三天可能就是在处罚我所有这一年当中的问题，比如说诶这个差了几分，钢琴没有拿到名次，没有得过大奖或者怎么样，都要统统被处罚的。我在高二有一天突然就爆发了就离家出走了，我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就没有跟我的父母再联系过，一直到大学毕业。
我记得我离家出走是带了25块钱，一只苹果，在外面混了将近20天，而且是在寒假。我睡过街心花园，睡过通宵电影院，最后躲到我一个非常远的同学家里面，因为他们一定会找我身边近的同学。从那一刻开始，就跟家里是分离的一个状态，我跟我的父母最长六年多没有通过电话。
我从高三就去弹琴唱歌，养活自己，养得还不错。我是莫名其妙当了歌手，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突然碰到一个人他是滚石的一个副总，突然找我聊，聊第二次就签约了，就开始做唱片，但是自从我进了唱片公司就非常地命运多舛。
1991年滚石唱片的张培仁来到中国内地创立魔岩文化，旗下以中国摇滚音乐为主的“中国火”品牌在华语乐坛造成巨大影响，而不为人知的是，同时期魔岩文化还有另一个品牌“中国海”也在筹备之中，这就是以李泉、丁薇等为代表的上海的海派音乐。
1991年滚石唱片的张培仁来到中国内地创立魔岩文化，旗下以中国摇滚音乐为主的“中国火”品牌在华语乐坛造成巨大影响，而不为人知的是，同时期魔岩文化还有另一个品牌“中国海”也在筹备之中，这就是以李泉、丁薇等为代表的上海的海派音乐。
Q中国海”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当时进展到哪一步？
李泉：那个时候滚石跟魔岩来中国，希望在北京跟上海能够有一些发掘，做一系列的唱片，“中国火”系列大家都知道， 92、93年就出版了，其实我们录音的时间是一样的，92、93年我们的第一张唱片都已经做完了，《上海梦》92年年底就已经做完了。
我的第一个制作人叫贾敏恕，他也是魔岩三杰跟唐朝的制作人。“中国火”跟“中国海”是非常有差别的，“中国火”主要是摇滚乐，“中国海”系列更加地杂，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些人，每个人的音乐形态都不太一样，一家公司他很难在短期内一下子做那么多有前瞻性的、想要去表达自己思想的内涵的唱片。
“中国火”系列做得相对比较完整，等到想要着手到上海来做的时候，其实魔岩在95年就已经陆陆续续撤出了中国内地。我在魔岩一共发过两张唱片，基本上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宣传啊这些，我做第二张唱片是在公司都不太清楚的一个状况下，我们做了一张小样，就是后来的《心世界》。
我们在魔岩是处于一个比较孤儿的状态，如果按照滚石的标准，可能不太会跟像我们这样的人来合作，魔岩是滚石的等于是新产品的试验部，一个子品牌，所以当张培仁、当老贾回了台湾以后，其实我们跟滚石中国就渐行渐远了，他们可能也对我们的规划没有太清楚的思路，所以我在97年就离开了滚石的系统，去了BMG唱片。
李泉加盟BMG后于1999年发行专辑《走钢索的人》，学院派气质和流行音乐完美结合，业界和歌迷都对这张专辑给予高度的评价，专辑大获成功，以为命运的转盘终于轮到李泉了，不曾想又遭遇民进党限制大陆艺人在台宣传，命运似乎总是跟李泉开玩笑。
Q连续经历两次在高起点的急转直下，对人生际遇有什么感悟
李泉：在当时会有一些感悟，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是这样，走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非常正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际遇，可能我从小被逼着练琴就是为了这样的，因为音乐有点奇怪所以被魔岩喜欢。
有些事情他可能就是，他就是一种“命该如此”，就是这样。我不信命，但是我会觉得说他一路就是应该这么走过来。我现在还有精神去找那么多做音乐的朋友做乐队，住在一起，大家聊，就是觉得说音乐一直都不满意嘛，都没有做到自己满意的状态，就一直要做。我的际遇就是让我一直可以这么去走吧。
Q之前开过学校和唱片公司，为什么停掉了?
李泉：学校是一直都在的，现在就是每年会有一些大课啊、学生的一些音乐会我会出席，现在整个团队已经相对比较固定了。唱片公司倒的确是停掉了。
当初我们预判说大概版权会比较早就进入到现在这个年代，现在一些唱片公司虽然也举步维艰，但是慢慢慢慢开始能活下去是因为国家开始注重这一块，网路公司开始向唱片公司支付一定的版税，这是在近三四年才开始的。在三四年之前，是一个相对非常不好的机制，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好的机制里面奋斗了大概有五六年。虽然这家公司没有做起来，但是从我个人来讲，也是比较丰富我个人经历的一个过程。
Q是否怀念曾经的华语音乐时代，觉得目前中国音乐处于怎样的状态？
李泉：我只怀念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认识魔岩这些同事的那段时间，完全就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我们可以每天聊音乐聊创作聊概念通宵不睡觉。但是你真的说我怀念那个时代其实并不。
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有那么丰富的内容，所以大家会比较认真去看一张唱片的词，去看他们拍的封面或怎么样。我觉得真正的全民喜欢的东西就不是我们在90年代做的那些东西，一旦等到网路上大家的自由度越来越高了以后，大家再选择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东西，以前那些可能都是假象。
所谓的台湾、香港唱片市场的黄金阶段，那个时候的受众群，如果你把整个华语市场纳入进去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真正我们现在听歌的中坚层次是非常被动地在听很多的东西，如果说那个时代是好的，可能还是有一些虚伪的成分在里面，而不是那么真实的。
（现在）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的现在中国大家在欣赏的水准上，无论是对电影对音乐对所有的东西。90年代的音乐会，去的人是文艺青年再加上什么什么，不是真正的普罗大众，现在真正的普罗大众他们敢于去表达自己的意见。是低下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真实，就是真实的低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比较不是那么的艺术性、前瞻性的东西以后，可能过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才会大家有选择地去听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样的时代快点到来，让我们腐朽让我们低级就快一点进入到低级这个状态，因为我们一定要经历过这个时代，才可以走到更好的一个状态里面去。
（文/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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