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以全球视野探求共同富裕

作者 | 项兵

来源 | 《财经》杂志 2021年6月21日出版 第615期

本文为《财经》杂志2021年6月21日出版第615期的封面文章之一

自1979年以来，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在全世界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和财富增长，也带来了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以及阶层固化等问题。

在收入不均方面，202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19》显示，1980年美国顶部10％人群的平均税前收入是底部40％人群的11倍，2017年则达到27倍；而在欧洲，这一比例数字从10上升到了12。

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1980年－2019年，美国收入最高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例从10.5％上升至18.8％，同一时间段，印度这一比例从7.5％上升至21.7％。

财富集中的现象更为显著。

1980年－2019年，美国最高1％财富人群所掌握的财富从23％上升至35％。印度这一比例自1980年到2012年从12％上升至31％。

2020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演讲中表示，世界上最富有的26个人拥有全球人口的一半财富，1980年－2016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占据了全球累计总收入增长的27％。

纵观全球，不论在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如法国，或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智利，近年来都出现了比较大的社会震荡，原因之一即在于收入财富差距增大和社会流动性下降。

科技所带来的颠覆力量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加剧了已经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凸显未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包容性增长、弘扬共同富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后疫情时代，部分大型科技公司引领并塑造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型，也使其成为疫情的重要受益者。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财富在2020年增长超过64％，超过1800亿美元，稳居全球首富。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财富集中的速度。《福布斯》统计，2020年，全球2200多名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增加了1.9万亿美元，较2019年底平均增长20％。

从全球看中国，就收入不均的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国内基尼系数自2008年以来整体处在下降趋势，但总体仍在0.46-0.47区间内。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超过0.4的经济体会面临收入差距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

在财富不均上也存在着比较严峻的挑战。根据2015年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

为了应对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这一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推动共同富裕”列为“十四五”时期的重大任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选出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最近政府决定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中国大力推动共同富裕，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行稳致远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能为全球解决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提供中国经验及方案。

面对未来全球大变局以及颠覆式科技所带来的影响，拙文聚焦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依托三次分配的理论框架，在全球视野下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及教训进行观察与思考，并希望以“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探讨共同富裕与包容性增长的可能解决方案。

一次分配：

使经济增长更加包容及平衡

市场机制主导下的一次分配对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

影响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治体制、政商关系、资源配置是否是市场主导、产业政策、教育普及水平、人口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发展程度、科技带来的颠覆、经济的金融化及全球化、反垄断以及弘扬公平竞争的机制等等。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已敲响警钟：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由于资本回报率通常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贫富差距成为资本主义的内生现象。

有关一次分配与收入及财富不均的关系，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本文的这一部分希望聚焦可能有助于缩小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差距的两个变革：企业群体结构和企业价值取向。

从企业制度群体结构说起，笔者曾在1997年提出“企业制度群体结构”的理念，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程度，将企业大致分为三类：家族型（A类）、现代企业制度型（B类）和国有型（C类）。其中，B类企业的特点是指实现了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股权分散并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

纵观全球，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其企业制度群体结构基本是“A类+B类”的组合。

这些发达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诞生了一批超越家族所有与控制的、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具有一定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B类企业。

例如，美国不仅拥有IBM、通用电气、通用汽车、花旗、可口可乐、宝洁等传统B类企业，更有一批借助“大风流”创新所产生的、在全球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重要影响力的新一代B类企业，如谷歌、苹果、脸谱等。

德国有西门子、巴斯夫、拜耳等B类企业，日本有丰田、本田、索尼、松下等等。日本是东亚率先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拥有一批B类企业的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从企业制度群体结构角度看，我们当今的企业群体结构是“A类+C类”的组合。

其中，C类国有企业在诸多行业占有主导地位甚至垄断地位，国企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A类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业机会以及新就业机会创造的中坚力量。

长期看，我们可能需要加快打造一批B类企业，构建一个“A类+B类+C类”的企业制度群体结构，或许是深化中国经济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以参照笔者《企业制度群体结构及优化》一文。

在B类企业占主导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一次分配后企业高管和股东与普通员工之间收入差距仍然显著。

比如，2019年，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的薪金约为2.8亿美元，而其雇员平均年薪为25.8万美元，CEO个人薪酬是其企业员工平均工资的1085倍。

根据彭博社2018年的一项统计，在上市公司中，美国CEO薪金与员工平均薪资的比率为265，英国为201，德国为136，日本为58。

有鉴于此，缩小收入差距，还需要企业在企业价值取向方面作出配套的变革。

全球企业价值取向方面各有不同。

“股东至上”的企业价值观曾经流行全球。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企业的目的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以美国为例，到2021年，美国约有6600家企业施行了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覆盖1400万员工，同时企业高管激励计划成为美国许多公司高管的标配。其目标之一是形成员工、高管和股东利益共同体，使员工和高管可以更多地从股东利益出发来进行公司管理与经营，更好地为股东创造价值。

近年来，美国各界（包括商界及学界）对“股东至上”的价值观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比如，2019年，包括苹果、亚马逊等181家美国顶级公司的CEO在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上共同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宣布超越“股东至上”原则，转而强调“为客户创造价值” “投资员工” “支持工作的社区”，以及“保护环境”等，与继续维护股东利益一起成为企业的五大价值目标。这说明，美国企业家已经开始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美国企业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和包容。

日本企业的价值取向和美国坚持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价值取向形成了对比。日本与美国的文化传统不同，日企普遍将员工、供应商、客户等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然后才是股东利益。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资本主义”，也非常重视员工利益而不仅是股东利益。

上述两种企业价值取向相比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企业价值取向，相对中庸，比较平衡。CEO与员工薪酬比率也说明这一点，日本（58）、德 国（136）远低于美（265）、英（201）。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企业重视社会目的和B类企业的诞生与发展两个因素叠加，是日本在二战以后经济快速起飞并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能同时实现全民中产阶级与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条件。

面向未来，全球各经济体的企业价值取向仍会各有不同，但企业价值取向的多元、平衡、包容以及重视社会功能这个发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在当今全球大变局的新时代，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和政府对企业社会功能的期盼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要求企业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及界定新时代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二次分配：

加大投入，并使调节更为主动聚焦、

公平公正、积极有效

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侧重公平，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一收一支”进行的再分配。

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对一次分配中部分国家一次分配中产生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是解决收入不均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这方面，欧盟，尤其是北欧的高福利国家模式闻名全球，其特点在于通过比较完善而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改善收入分配不均，并保持了较好的社会流动性，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均衡发展。

首先，主要以基尼系数为参考，对比以下几个国家一次以及二次分配对收入不均的影响。

对比主要国家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可知，欧盟之中的北欧、西欧一些国家，其二次分配政策显著降低了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不均。

根据OECD最新数据统计，2018年，主要北欧国家在一次分配后收入差异显著，基尼系数普遍在0.4以上，芬兰超过0.5。二次分配后，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大幅下降，约在0.26-0.27区间内，使其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几个国家。

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北欧国家人均GDP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19年，挪威人均GDP约为7万美元，丹麦、瑞典、芬兰人均GDP在4万美元以上，都跻身于世界高收入国家，都实现了共同富裕，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有别于美式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案例。

其次，2014年－2018年五年间，欧盟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稳定增长。2018年，社会保障总额达到3766亿欧元，人均社保额度为8435欧元。社会保障约占GDP的28％。虽然欧盟内部存在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但是总体上都保持了较高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也可能促进了社会流动性。

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的《全球社会流动性报告》显示，主要北欧国家（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的社会流动性高居全球榜首。

在这份报告中，美国位列第27位。亚洲国家中，日本社会流动性最好，排名第15位。中国居于第45位。

福利国家模式自出现之始，对其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批评者认为，高福利可能会助长人们的懒惰、削弱竞争意识，同时增加财政负担、阻碍经济增长。

从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支出及人均收入等指标分析来说， 西欧国家（北欧、法国、德国、瑞士等）通过强大而积极的二次分配确实解决了一次分配后基尼系数高的问题，有效保障了社会公平与社会流动性。西欧国家在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等方面，积攒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实践经验。

毋庸置疑，西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更为成熟，而中国还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在这一方面，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值得参考与对标。

从社会保障构成来看，教育、医疗和养老支出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占比较大。

在教育领域，2017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仅为3.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不仅与北欧国家有较大差距（6％以上），而且低于巴西（6.3％）、俄罗斯（4.7％）、 印度（3.8％）。

在医疗保障方面，2017年中国的经常性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为5.2％，低于巴西（9.5％）、俄罗斯（5.3％），在全球主要国家中仅高于印度（3.5％）。截至2019年底，中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超过13.5亿人，参保率在95％以上，但是人均支出较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7年，中国的水平（841美元）不仅远低于美国（10246美元），也低于巴西（1424美元）和俄罗斯（1404美元）。

在养老保障上，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在2015年-2016年度，巴西、俄罗斯的养老支出占GDP比重约为9.1％，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4.9％）。中国这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1％。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障还有较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尤其是对标于巴西、俄罗斯这些人均GDP和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救济金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共同富裕，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更为积极的二次分配，建立更为完善和公平的社保体系，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一方面，西欧高福利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包括金砖国家的一些做法，可能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三次分配：

培育捐赠意识和公益慈善文化、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弘扬社会创新

第三次分配是在个体自愿的基础上，以公益和慈善的形式将部分财富用于支持公共事业，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捐赠、公益慈善文化所体现的博爱与慷慨精神和各类公益组织在其社会中的影响力在全球都是可圈可点的。

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在2020年6月发布的《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约4496.4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1％。

美国捐赠意识的形成，有其基督教传统，包括遗产税在内的制度设计、社会的宣传鼓励等各方面原因，这个问题的系统分析超越了本文的范畴。毋庸置疑的是，公益慈善捐赠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慈善活动为美国缓解一次、二次分配之后的财富差距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9年，美国的捐赠总额去除通胀因素后，排在其国内历史上第二高。

从捐赠来源上看，个人捐赠是美国慈善捐赠的最大来源，2019年，个人捐赠总额共计3097亿美元，占比约68.87％；

其次为基金会捐赠，共计约757亿美元；

遗产捐赠约432亿美元；

企业捐赠约211亿美元。

在美国，慈善捐赠已经成为跨越阶层的普遍共识，70％－90％的美国家庭每年都有慈善捐款，平均每家捐款约2500美元，是西欧国家家庭的2倍－20倍。

2019年全年，中国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1701.44亿元，其中，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占GDP的0.15％。最大的捐赠来源为企业（61.71％），其次是个人（26.40％）、社会组织（5.75％）、事业单位和宗教场所（2.49％）、政府部门（1.67％）、群团组织（0.21％）、其他（1.77％）。

中美之间的差距明显，美国的GDP约是中国的1.45倍，而慈善捐赠的总额约是中国的20倍。

根据《慈善纪事》发布的美国“慈善五十人”排行，2020年，美国捐赠总额排名前50位的慈善家共捐赠了247亿美元，相较于2019年的158亿美元，增幅达56％，主要用于气候变化、疫情防控、救济贫困及教育等领域的各类项目。

在疫情防控上，盖茨基金会承诺在两年左右的时间支出17.5亿美元，用于支持病毒研究、治疗以及疫苗研发。教育一直备受慈善捐赠的关注，2020年，美国50大慈善家共向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捐赠了约22亿美元。

安德鲁·卡耐基为美国企业家及富商带来了“带着巨富死去可耻”的观念。近年来，盖茨和巴菲特在2010年发起“捐赠承诺”，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至少将自己的一半财富捐给慈善机构。根据《福布斯》的统计，截至2021年1月，美国慈善富豪25强捐赠善款累计高达1490亿美元。

面向未来，收入与财富不均等问题的解决不是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可以独立做到的，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国际组织的通力合作，通过可以整合整个社会资源的社会创新来实现。

共同富裕之路的思考

纵观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及财富增长上引领全球，但这两个经济发展表现杰出的国家也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均和财富分配不平的问题，在世界大的经济体之中，从反映收入不均的基尼系数来看，中美两国自2008年以来一直排行第二和第三，仅次于巴西。

综上所述，前述观察和思考可能对中国未来的共同富裕之路带来如下启示：

首先，中国在一次分配方面需要保持和加强经济的持续与强劲增长，尤其是依靠创新及价值竞争（有别于价格竞争）创造更多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并持续地诞生新生代的经济颠覆力量，因为经济强劲增长与源源不断的造富是解决共同富裕的一个前提。

同时，未来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必须更为包容与平衡，这也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为此，我们需要优化中国的企业群体结构，聚焦打造一批B类企业。

同时在企业价值取向方面，中国企业需要更加宽泛、包容、平衡，超越“股东利益最大化”，考虑到更多利益相关体的利益。中国企业应该更加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功能，并积极参与推动社会创新，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中坚力量。

新时代下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大型企业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于科技颠覆以及疫情等元素的叠加影响，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加剧，仅仅靠一次分配上的调整肯定是不够的。

面向未来，更为积极的、透明的、公平的再分配可能会流行全球，从这一点来讲“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再次崛起可能是面向未来新时代发展的一大特点。

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保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中国与欧盟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高福利社会不完全适合中国目前的情况。但是，欧盟在二次分配上沉淀的成功经验，包括失败的教训，仍然值得我们参考。另一方面，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与中国相近。对比这些国家，中国在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未来，我们需要加大投入，通过更积极、强有力的、更为公平的二次分配，为解决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做出更好更大的贡献。

在三次分配上，美国的捐赠、慈善和公益活动及广大民众参与的社会活动无疑是全球的一个典范。

在这方面，包括美国众多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及非政府组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向上作用，其展现的参与精神及慷慨精神都是可圈可点的。

由于信奉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美国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财富差距悬殊，在二次分配上投入也较少，这与西欧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美国在三次分配上所独有的强大的慈善、捐赠和公益文化以及相对比较成熟的民间社会，对缓冲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美国的有关第三次分配的系统解决方案（包括税收，如遗产税等制度设计）有助于培育富商及民众的捐赠文化，鼓励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各种社团公益组织，聚焦社会问题的解决。美国的这些做法与探索可能值得我们思考与观察。

面向未来，我们可以通过立体、全面的互学互鉴，以全球视野、长线思维来思考和探讨我们国家的共同富裕之路。

在此基础上，中国能够进一步在全球大变局和自身发展新形势下，以“大风流”创新来解决共同富裕及包容性增长这个世界性难题。

我们在共同富裕方面的探索与创新，不仅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社会和谐与进步意义重大，而且可以为应对人类发展的重大挑战贡献源自中国的智慧与中国方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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