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何以成为新加坡？
自1965年建国到现在，新加坡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了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茅的发达国家，跃升幅度之大世所罕见。
作为一个人口才500万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在国际政治、经济、舆论中的影响力超过了很多比它大出十倍以上的国家。
新加坡的惊人成就离不开李光耀和他主导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里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哪些则不然？请看长江商学院刘劲教授带来的系列研究。
作者 | 刘劲 段磊 张凤婷
来源 | 财新网
文章2021年5月20日原发于财新网。此为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之一。
刘 劲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
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01
借助独特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港口业务
建国之初，这个幅员狭小、资源匮乏的小岛能否独立生存下去都受到质疑，李光耀也曾坦言新加坡独立的无奈以及国家生存的艰难：
“新加坡的独立是强加在它的头上的……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
而今天的新加坡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国家治理方面也被认为有独到之处。我们应该怎么解读新加坡的成功？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是新加坡发展的先天硬件基础。
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主要通路，从欧洲、中东、南亚到亚洲东部或澳洲的船只都需从此经过。
马六甲海峡长达1000公里，海峡两侧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三个国家，但新加坡无疑更为幸运，新加坡所在的海峡东侧，深水航道更多、码头岸线更长，更适合建港口，而西岸（印度尼西亚一侧）大多数是沼泽和浅滩，大船不易靠岸。
与同侧的马来西亚相比，新加坡独占马六甲海峡南端出口，且建港条件更佳：
新加坡港的码头岸线长度超过21000米，而马来西亚的巴生港只有约9000米；
新加坡港也有具有更好的船舶最大吃水深度条件。
借助这一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天然禀赋，新加坡得以有机会大力发展港口业务；但新加坡人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凭借新加坡优秀的制度设计和高效的管理，把新加坡港口的天然优势发挥到极致。
在2020年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中，新加坡港以97.2分高居榜首，远超第二名的伦敦（83.3分）和第三名的上海（81.2分）；
而新加坡港的竞争者巴生港（马来西亚）仅得到50.5分。
这种领先显然不只是港口天然条件带来的，还体现了新加坡对港口的建设水平、航运的服务水平（航运经纪服务、海事法律服务、金融服务等）和综合营商环境水平（经济自由度、关税税率、营商便利性等）等方面的巨大优势。
以港口建设和服务为例，新加坡的集装箱泊位67个，码头起重机205个，均是巴生港的一倍以上，货物设计容量更是巴生港的2.3倍；
而且设备先进，如新加坡的巴西班让码头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集装箱装卸桥，可容纳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同时远程操控系统使每个操作人员可同时控制6台起重机。
服务方面，物流效率极高，港口承诺集装箱船舶不压港，而且装卸时间一般不超过10个小时；反观巴生港，则时有货柜装卸系统耗时、港口基础设施落后导致货物压港的新闻。
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全球物流绩效指数报告，新加坡高居第4，而马来西亚则位列41位。
再以营商便利性为例，在世界银行发布的经营便利指数（2020）中，新加坡高居第二，其中市场准入、执行合同和税收条款三方面分别排第4、第1和第7位；
马来西亚总排名第15位，在这三项排名中则仅列第126位、第35位和第80位。
02
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
虽然有如此优质的港口和相关服务，但新加坡面积仅724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70万，仅依靠国内的需求来进口或凭借国内的资源和生产能力来出口显然都是非常有限的。
而新加坡的货物和服务进口达到其GDP的1.5倍；货物和服务出口则高达GDP的1.7倍，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新加坡港有规模庞大的转口贸易。
以2019年为例，新加坡的转口贸易额占其出口总额的52.8%。
转口贸易产生的背景是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关税税率往往不同，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税税率较高（如25%），而它们和第三国之间的关税税率较低（如分别为5%和7%），则通过第三国的贸易公司进行转手交易往往可以适用更低的关税。
新加坡把自身定位为自由贸易港，只对极少数的商品征收进口税，例如烟草和酒类，综合而言，新加坡的所有产品加权平均适用关税仅为0.24%（2018年）；
新加坡对出口商品一律免税，并且对于出口额达到一定限额的公司，还可申请减免出口收益的所得税税金。
此外，新加坡拥有亚洲最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除了与中国、美国、印度等多达13个国家、地区签署双边自贸协议，还参加了多个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
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
基于这些自贸协定，贸易公司和投资者可以享受包括关税减让、进入特定领域的优先途径和更快进入市场等多重优惠。
凭借自由贸易港定位和广结自贸协定，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其转口贸易的前三大目的地分别为中国香港（占比16.6%，2018年）、中国大陆（13.6%）和近邻马来西亚（10.7%），美国位居第五（6.1%）。
发达的港口和贸易又进一步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如航运、石化产业、制造业、物流和金融服务等。
最直接受益的是航运、物流及相关的服务，优质港口和转口贸易吸引了超过5000家海事机构在新加坡开展业务，并逐渐衍生出发达的业务生态。
如船舶加油、船舶经纪、船舶融资、海事保险，以及海事法律和仲裁等。
石化产业方面，二战后东亚经济崛起，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每年都要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口大量的石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又带来了更多的石油转运需求，使马六甲海峡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石油运输海上要塞，仅次于霍尔木兹海峡。
新加坡从石油转运的枢纽起步，在转口贸易的关税优势刺激下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下进军石油化工产业，现在新加坡已成为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第五大成品油出口国，石化产业成为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虽然国土面积小，但新加坡没有放弃制造业，从最初利用港口优势，进口原材料在港口加工后再出口的简单加工制造业，到现在重点发展的有技术密集属性的机械制造和生物医药，制造业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2019年制造业GDP占比高达19.8%。
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金融业务的起步和发展离不开贸易中心的加持，贸易活动需要大量的授信、结算、保险、租赁交易等金融服务。
以此为基础，新加坡凭借自由港、法律环境和时区（上午可与香港、东京、悉尼交易，下午可与伦敦、苏黎世、法兰克福交易，晚上可与纽约交易）等优势逐步发展成为以外汇交易和衍生品交易为特色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凭借“要塞”式的地理位置成为贸易枢纽进而带来经济大发展的模式并非新加坡所独享。实际上，如果拥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在贸易全球化的时代借机发展贸易、经济，是非常符合逻辑且顺其自然的路线。
另一个例子是迪拜，迪拜临近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中东地区重要石油产地波斯湾和阿曼湾的狭窄海上通道，亦是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的唯一水道，全球约1/3的原油运输途经此地。
乘着原油贸易的东风，迪拜过去几十年同样进入了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1975年迪拜常住人口仅18万人，目前超过300万；
人均GDP约合3.9万美元（2019年），如果放在全球超过2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中来排名的话，可以位列第23位。
整个阿联酋的货物贸易出口额位列全球第15位，而迪拜贡献了其中约80%。
虽然迪拜和新加坡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政府运作方式非常不一样，但凭借着“要塞”式的地理位置同样取得了不俗的经济发展成就。
所以，在解释新加坡的成功的时候，地理位置的“天赋”是不能回避的；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均GDP是拥有同样甚至可能更好地理禀赋的迪拜的1.6倍（2019年），是跨国企业在亚洲的总部首选，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只用地理位置的“天赋”又是不能完全解释其如此成就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的优势，新加坡的成功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独特配方。
03
全球化定位
想象一下，新加坡的瞩目经济成就在300年前的世界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个时代没有大量的全球贸易需求，“要塞”式的港口价值不大；
那时也没有大量的跨国企业，没有叫做苹果或通用的公司需要选定一个小岛来统筹周边十几个国家的数十亿人口的市场；
这个小岛上一大半的经济发展是外国公司贡献的；
小岛上的一些关注着某样东西价格变化的人上午在和远方的香港、东京的外国人交易，下午和远在欧洲的伦敦、法兰克福对接，晚上还不忘和纽约交流……
新加坡的发展离不开在全球化时代它自身的全球化定位，新加坡从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获益甚大，这种获益不仅仅是如很多国家那样都在全球分工的效率提升中获益，也不仅仅是利用转口贸易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获益，新加坡还从全球经贸体系中找到了一个税收“套利”的模式，给其带来了很大的价值。
新加坡的经济非常依托于全球化，以在新加坡的公司为例，外国控股公司占新加坡企业总量虽然只有18%，但雇员数量占到31%，对GDP的贡献占比更是达到62%（2018年），可见大型跨国企业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
事实上新加坡在吸引跨国公司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香港吸引了不到1400家跨国企业设立亚太总部或其它形式的区域总部，东京、上海和北京在这方面的数字分别为531家、470家和149家；
新加坡则吸引了4200家左右的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总部（OECD，2016年）。
其中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中有46%把亚太总部选定在新加坡，而在百大科技跨国公司中这一数字更是高达59%，这些公司中不乏微软、谷歌、亚马逊、苹果、星巴克等巨头。
不局限于区域总部的话，入驻新加坡的大大小小的外国公司多达26000余家，其中10000家以上来自北美、欧洲和日本。
新加坡为什么对跨国公司这么有吸引力？
这是因为新加坡以全球化为定位设计了一套一个小岛国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获益的机制，其中吸引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是其中关键环节。
04
税收洼地战略
吸引跨国公司的首先是新加坡多方位的税收洼地优势。
新加坡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7%，这比大部分的重要经济体要低。
如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德国的综合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9.9%（其中中央税率15.8%，地方税率14.1%）；
也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21.5%（2020年）。
在亚太地区比新加坡所得税率低的主要经济体只有香港的16.5%，但是新加坡有多种对企业的税收折扣政策和新设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更拉低了实际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比如符合条件的区域或全球性贸易公司可以适用5%或10%的优惠企业税率；
符合条件的金融企业，所得可享受5%、10%、12%或13.5%的优惠税率；
符合条件的财务管理公司，可享受8%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很多公司的研发费用、知识产权收入可享受100%甚至更多的税务抵扣和奖励。
对于总部经济，更是有着相当力度的所得税优惠，对于把区域总部或全球总部设立在新加坡的公司，在特定时期内可享受免税、5%或10%的优惠税率，优惠幅度取决于新加坡总部在该公司的重要性，而重要性根据多重因素决定，包括职员数量、企业的开支和雇员的质量等。
新加坡还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这对跨国公司也是巨大的吸引力，在处置一笔投资收益时，相比在有资本利得税的国家（如美国15%、中国20%、韩国30%、丹麦42%），这些公司的实际所得差异巨大。
在符合一些条件的情况下，新加坡公司的境外子公司汇回股利时可以免征股利税，这让很多跨国公司乐意将新加坡公司作为中介，把股利留存在新加坡，避免直接分红回母国总公司缴纳股利税。
新加坡还和50多个国家（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A)，避免跨国公司们的双重被征税问题，降低企业成本。
企业需要人才，新加坡除了具备有吸引力的企业税收环境，个人所得税方面，也很有吸引力，新加坡个税实行累计税率制，最高档为22%，显著低于美国税改后的37%，英国、德国、中国等很多国家选定的最高档45%。
根据我们的简单测算，对于一个已婚并育有一子的年收入为96万元的中年人，考虑到养育子女免税额、供养父母免税额等，其一年大约需要缴税83700元，这一数字大约是在上海工作的同收入人群的一半。
新加坡还在2008年取消了遗产税，这对一些高收入人群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要吸引跨国公司建设总部经济，还需要有对跨国企业友好的营商环境，这往往包括与英美接轨的可靠法治环境、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吸引高端人才的生活环境（教育、医疗、住房等）。
在202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中，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新西兰；
而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2020年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名中，新加坡综合得分同样高居第二，仅次于香港。
资本自由流动是总部经济的必要条件。新加坡没有外汇管制，国际资本可以自由流入流出。跨国企业的利润汇出无限制也无税费。
法律体系方面，1826年英政府授权东印度公司对新加坡的主权后，新加坡就开始使用英国的法律体系；建国后在沿袭英国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做过一些调整，比如1995年取消了陪审团制度。
虽然西方一些媒体对新加坡的法律体系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比如对《内部安全法》的使用。但总体而言，新加坡的法律体系高度与欧美接轨，得到了跨国公司们的信任。
在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2020年公布的全球法治水平排名中，新加坡也高居全球第12位。
高端人才的生活成本方面，新加坡的私人住宅平均价格约为每平米1.55万新币，虽然位列全球各城市的房价高位，但仅为中国香港的一半左右，永久居民还可购买新加坡组屋。
此外，新加坡教育水平领先，国际学校名额充足。总体而言，相比竞争者香港，新加坡因更好的宜居程度对高端人才也颇具吸引力。
这些广泛的、极具吸引力的税务激励、资本自由流动和其他优越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并且激励跨国公司将新加坡作为全球或亚洲的运营或投资中心、集团内部资金调配的中心，即所谓的总部经济。甚至也会激发一些跨国公司进行转移定价把利润更多的留在新加坡以适用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率。
这种税率洼地战略的核心目的是把原本分布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商业活动吸引过来，一方面扩大了税基，所以在低税率的情况下依然可能获得更多的税收；另一方面，聚集而来的企业、商业活动带来了投资、就业和相关服务等。
整体计算下来，低税收带来的产业转移效应可能远大于税收收益本身。
比如开曼群岛是彻底的税收洼地，完全没有直接税，即没有任何公司税、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但开曼群岛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GDP接近世界前十名的水平。
利用类似的税收洼地战略的国家和地区不只是新加坡，爱尔兰是另一个典型案例。
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只有12.5%，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而且大型跨国企业还可以通过谈判获得更低的税率，据披露苹果公司在爱尔兰的业务一度可以享受低至2%的所得税率。
税收洼地效应吸引了很多跨国巨头在爱尔兰设立海外或欧洲总部，如苹果、谷歌、微软和facebook等；
也使爱尔兰成为了全球飞机租赁中心和欧盟最大的跨境人寿保险提供地。
爱尔兰凭此优势在欧盟中取得了亮眼的经济表现，过去10年爱尔兰的GDP复合增速为6.5%，远高于欧盟的0.8%。
除新加坡和爱尔兰之外，摩纳哥、瑞士、香港等国家（地区）也使用了类似的策略。其中有些国家更侧重于通过个人所得税洼地吸引高净值人士移民的方式，和新加坡、爱尔兰的模型有所差异。开曼群岛、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是更极端的模型。
但这种策略的参与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地区），大国则无法在整个国家运用同样的策略（除非建立特区），因为超低税收必然带来整个国家收支的不平衡。
05
李光耀与超级理性主义
新加坡的成功和李光耀当然脱不开干系，他的政治远见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受到了高度认可与推崇。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评价他为“21世纪最传奇的人物之一，是帮助引发亚洲经济奇迹的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更盛赞李光耀是“世界级领导人”，“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李光耀是“新加坡国父”，是新加坡整套政治、经济、社会运行制度的设计师。他的个性、世界观、认知体系都深刻的给新加坡的社会制度、发展历史打下了烙印。
而他的施政纲领和对具体事务的决策背后，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可能是他所具有的远超常人的理性：万事基于现实，不教条，不被意识形态而束缚，用最理性最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
李光耀深刻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拒绝被固定思维捆绑。
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
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
作为剑桥大学法学专业的荣誉毕业生，李光耀显然不是那类因为无知而藐视理论的狂徒，事实上从他的各种经济、民生政策能看出他对于经济学等理论体系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但对于各类理论，他始终基于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批判、审视的应用。
“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
“我向来不会为理论所困，理性判断现实情况才是我的指导原则。”
这是一种“超级理性主义”，在中国有类似的表达。
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从理念上讲，新加坡的奇迹般发展和中国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成就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李光耀主政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美苏主导的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是非常激烈的，但有着“理性判断现实情况”的武装，他做决策不会被意识形态所束缚。
“我一向尽量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政治正确的事。”
“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生存，并不是因为它总是坚持己见。如果它死守教条或意识形态，就会与现实脱节。”
“解决方案是谁提出来的并不重要。只要行得通我们就用。假如他脑子里还有很多点子，那就说服他到我们这一边来。”
他对人性、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公平等的看法都清晰的体现出他直面现实情况，基于事实以理性的方法来寻求解决方案的特点。
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如此犀利而直言不讳，以至于有些观点看上去有些残酷或“政治不正确”。
比如他说 “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
他认为人生有其与生俱来的随机性和不平等性，因此只能追求机会平等，但无法追求结果平等。
“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如果在美国，一个政治家做出如此表述，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正基于这种认知，他提倡因材施教，引入分流教育，使新加坡有一个成本收益角度很好的教育体系。
也因为此，他认为应该由精英来治理国家。
“如果新加坡让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必定下沉，沦为一座再平庸不过的城市。”
“在好些国家，资质平平的领导人能依靠背后实力强大的团队蒙混过关……新加坡不能不让最优秀和能干的人来执政。”
因为对人性的理解，李光耀坚持在政府、国企的人才激励上采用市场化的方式。
“我们现在怎么防止官员受贿？就是付他们市场水平的薪酬。政府雇用的律师、医生和官员都可以获得相当于私营部门同等级雇员八成的薪酬……
所以，在整个东南亚，我们的部长和官员是薪酬最高的，但也是最穷的。不过在新加坡，如果你贪污受贿，就会毁了将来，毁了一生。”
他敏锐的察觉到很多基于理想主义规划的政府最终可能导向虚伪和腐败。
“千万不要尝试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金钱政治只会换来一批无能的国会议员，还有一连串的虚伪和造假，最后演变成欺诈和腐败。”
也因为对人性的洞察，李光耀对福利制度很警惕。
“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理想和人类的实际行为是互相抵触的，在新加坡肯定如此。提供良好的保健服务，但是同时要求人们负担一些费用，以确保它不致被滥用又能控制成本。”
在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制度设计中，他都非常注重要让老百姓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以控制成本。
“政府会从旁给予一些帮助，但每个人必须负起各自生活的责任。”
“政府会协助你买房子，并填补你的中央公积金户头。你若想把这笔钱花了，那是你的自由，但如果你退休后身无分文，你得自己承担这个可怕的后果。”
李光耀对政治制度也是理性而务实的看法，他承认西方的先进性，但不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一人一票是一种最为困难的治国方式，人民有时是反复无常的，他们可能会因一时冲动为了改变而改变”。
他认为西方民主只有在社会人口构成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才适用，而对发展中国家，他“并不相信民主必然会带来发展，民主过于泛滥会让社会变得毫无纪律和秩序，以致不利于发展。”
“除了少数的例外，民主制度并没有为新兴发展国家带来良政善治。民主制度之所以没有推动发展，是因为政府没有实现发展所需的稳定和纪律。”
他对好政府的评价反应了他一以贯之的务实风格：“好的政府应该是诚实有效率的——能够保护人民，让人人有机会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里自我提升和过上好日子”，评价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在于“它能否为社会内的大部分人创造改善生活的条件”。
在经济发展理念上，李光耀认为，“要使经济得到发展，在政策上必须奉行实用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
在社会平均主义思潮的冲击和西方福利主义盛行的年代，李光耀指出绝对的平均和过分的福利分配将“抑制竞争和力争上游的主动性，这样的社会将会失败”。
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是他所倡导的，
“我们发展了一种竞争制度，使得每一个工人、经理人员、企业家和专业人士，能够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底下做出最好的努力。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通过行政管制去抗拒自由市场的力量，我们的小规模经济，也使我们从来不敢尝试采取保护措施，去抗拒外来的竞争。”
“不过我们不是完全平等的社会。在完全平等社会，没有人会尽全力，社会将会蒙受损失。”
但另一方面，李光耀并不是只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率，也非常注重社会的公平和民众的幸福感。
在医疗、交通、住房等领域，新加坡都采取了高端市场完全市场化，中低端市场政府通过补贴等方式满足国民需求，但在满足需求的同时，非常注重成本的控制和民众共担责任。
“我们相信自由市场经济。但自由市场经济的收益不能以自由放任的方式进行分配。
通过税收制度，我们进行收益再分配，使居者有其屋；子女可平等地受到教育（不论贫富，上教学质量一样的学校）；
如果你去医院或诊所，你能得到同样的基本医疗服务，但是付不同价格；我们也有面向全民的娱乐设施。”
总之，李光耀超级理性务实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深刻的影响了新加坡方方面面的制度设计。
新加坡的廉洁、高效、严谨、以小搏大、以东方传统无缝对接西方体系都是这种超级理性主义的成功表达。
我们在后续系列文章中会分别从医疗、养老、教育、交通等各领域分别详细展开讨论这种超级的理性主义是如何深刻的影响了新加坡的制度和发展。
本文是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之一。“新加坡模式”是在长江商学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完成的对新加坡经济、商业中独特管理模式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总结经验，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本系列研究由刘劲教授主导，其中观点和内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资助机构观点。
文中图片来自图虫创意，转载需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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