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一个学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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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9日，由中国园林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主办，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浙江摄影出版社、北京呈古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独乐（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人——中国营造学社纪实”展在北京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以“中国营造学社”这一深具时代代表性与影响力的组织团体的创立、发展及历史贡献为切入点，呈现学社先辈们的家国情怀、学术抱负和研究成果，进而唤起大众对中国古建筑乃至中华优秀传统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
开幕式上，中国园林博物馆馆长张亚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永昕群代为宣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弘、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张春彦分别致辞。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后人朱延琦、学社成员陈明达先生后人殷力欣、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赵古山、中科院考古所王亚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永昕群、浙江摄影出版社社长郑重、浙江摄影出版社副社长乔鑫、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傅凡、故宫博物馆修缮部主任付卫东、北京市东城区文联主席张志勇、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员白鸿叶、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张凤梧、清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主任陈迟、独乐（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营造文库编辑部主任玉希娟等嘉宾出席开幕式。仪式由中国园林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刘耀忠主持。
△ 中国园林博物馆馆长张亚红为展览开幕活动致辞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弘致辞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张春彦致辞
△ 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后人朱延琦（前排左）与学社成员陈明达后人殷力欣（前排右）
展览由“悠悠经年”“春华秋实”“山河故人”三个部分组成，通过照片、图档、模型、测绘图、手稿、书籍刊本、人物图谱等多种展览形式，系统梳理了与中国营造学社相关的时间、事件、人物，层层递进，凸显学术精神和人文情怀。展览力求全方位、立体化地再现那个特殊年代，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为保护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存所走过的艰苦岁月、所取得的累累硕果。
△ 中央文史馆研究员罗杨先生为展览题写展标
△ 参观者络绎不绝
△ 独乐寺观音阁建筑模型
△ 陈明达先生后人、中国古建筑专家殷力欣先生向嘉宾讲解展品
在展览现场，由协办方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和《蠖园文存》首次亮相，这是浙江摄影出版社为此次展览精心制作的专题图书，也是对中国营造学社成立 90 周年的特别纪念。
△ 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蠖园文存》《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在此次展览中亮相
△ 浙江摄影出版社社长郑重（左）向中国营造学社成员陈明达后人殷力欣（右）赠书
参观展览的专家学者表示，自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以来，其贡献与影响历90年而不减，在20世纪中国建筑学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营造学社的先辈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立了学术丰碑，其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是我们后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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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人
——中国营造学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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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之学
营造与建筑的区别
△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册目录
△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原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册
90年前的1930年2月16日，社长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立社大会上发表了《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堪称立社宗旨。此前，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中国营造之学的学术意义和紧迫性：
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 亟欲唤起并世贤哲，共同讨究。
此时的中国，经历了清末民初和新文化运动的观念动荡，一场建筑领域的“整理国故”运动迅速开展。建筑，这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为文人士大夫所重的形而下的“技艺”，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尤其是日本学者颇具民族主义动机的考察和研究。中国的有识之士自然不甘示弱。在此次开会演词中，朱启钤先生再次明确了开展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目的：
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生活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
至于学社为何冠以“营造”二字，而非“建筑”，这可能是因为“建筑”是日本人对“architecture”的翻译，而“营造”乃中国古代的故有名词，且内涵更为深远广大：
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
“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正是这一点，成为朱启钤和梁思成、刘敦桢等知识背景、人生志趣全然不同的两代人一拍即合的连接点。在朱启钤看来，中国古代的建筑师不是一个独立的行当，它是和整个手工业乃至文化习俗联系在一起的；在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等海外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看来，建筑、雕塑、绘画是西方艺术的三大主干，且建筑是其中最需要打破学科壁垒才能学习、研究的学科——两代人的理解在此殊途同归。因此，艺术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才是营造学社真正的视野。同时，在营造学社的成员们看来，放眼世界，研究古代遗迹、梳理中国营造的历史，也有助于发现古老的中国，进而回答我们是谁、如何看待自身在世界文明中所处位置的大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中国营造学社迅速成为民国时期国内知名度最高、成就最突出的古建筑研究机构。一群学贯中西的有识之士将西方建筑学、测绘学与中国传统的文献学相结合，在艰苦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创建了中国建筑史学和文物保护学科。他们在动荡的年代走访上百个市县，考察了上千处古代遗迹，以一种开创新天地的气魄，首次以现代学术精神和方法检视古老的遗产。通过学社成员的共同努力，许多古建筑的意义首次被挖掘并被人们所认识（如明确了五台山佛光寺为中国唐代木构建筑实证），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谱系首次拥有了令人信服的系统解释。
△ 山东滋阳兴隆寺塔调查工作照（坐者：林徽因）
△ 四川雅安高颐阙调查工作照（立者：梁思成）
△ 四川南充西桥调查工作照（左：陈明达，中：梁思成，右：莫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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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之源
“天书”《营造法式》
△ 《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图片来源：有方
中国营造学社之名，源于一部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规范《营造法式》。此书第一次将中国古代的建筑技艺规范化、标准化，记录并展示了我国古代建筑工匠的卓越才能和高超水平，堪称唐宋时期中华建筑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然而自北宋至清末，由于战乱等诸多原因，《营造法式》逐渐遗失，最终只能依靠手抄本流传，靠少数文人、藏书家的抄本和广收天下图书的《四库全书》才得以存世。
1919年初，时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的朱启钤前往上海参加会议，途径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了晚清藏书家丁丙“八千卷楼”所藏抄本《营造法式》，异常惊喜。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这部奇书。此前已发现的中国古籍中有关建筑的术书仅有一部《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而《营造法式》作为中国建筑史上承上启下的核心文本，意义显然更为重大。此本虽为辗转流传的手抄本，但内容相对完整，在当时十分罕见，堪称“稀世之宝”。朱启钤遂主导以石印之术印行，以广其传。此“石印本”便是《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又称“丁本”，是自南宋以来首部公开发行的《营造法式》印行本。
△ 1919年版《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
“石印本”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第一，石印本的面世，催生了之后“陶本”等诸多版本的出现，也直接促成了近现代以来蔚为壮观的《营造法式》版本修订和学术研究的历史。第二，此书使朱启钤先生“治营造学之趣味乃愈增，希望乃愈大，发见亦渐多”，进而激发其研究中国营造之学、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的宏愿。第三，发现丁氏抄本《营造法式》的1919年，正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看似简单的旧籍影印，却担负着深重的历史使命。朱启钤和齐耀琳（时任江苏省长）为“石印本”所作序中，都以一种民族危机感和爱国情结寄厚望于《营造法式》的刊行。第四，与此前历代重刊、重抄和收藏的内在动因不同，“石印本”首次以中国古建筑研究重要史料的身份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而不再单纯作为珍贵的古籍而被束之高阁。“石印本”的面世反映出现代学者对《营造法式》价值的再认识。第五，“石印本”原为手抄本，经过多年辗转传抄，难免存在文字、图样舛误等问题，然而它是近代以来《营造法式》研究史与中国古建筑研究史迈出的第一步，这是标志性的一步，极为重要。所以梁思成先生认为“石印本”的出版“在研究中国建筑的路程上立下一个极重要的标识”。
“石印本”是现代学者研究《营造法式》绕不开的版本。然而当时受制于技术的限制，此书印量不多，目前已十分罕见。此后的百年间，此书从未重印。因而许多学术论文每每谈及此书，因未见实物，口口相传，故多有讹误（最基本的如册数、尺寸大小等）。2020年，浙江摄影出版社在“石印本”出版100年后再次影印此书，原样复刻，不但是对百年前“石印本”诞生的纪念，更为专业人士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 《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 朱启钤晚年秘书刘宗汉先生欣然为新版《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题字：“《营造法式》自朱桂辛先生在南京发现后，此为首印。时移代异，今已罕觏。此次重印出版，俾读者得知其原始面目，可喜也。”
在《营造法式》的诸多版本中，“丁本”（即“石印本”）之后对后世影响最为广泛的莫过于“陶本”，这是朱启钤先生委托著名藏书家陶湘用诸本汇校“丁本”后的成果。陶氏用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四库全书》本及当时所见其他各种公私藏本合校，以传统文献学方法，“时阅七年，稿经十易”，并按当时偶然发现的清内阁所藏宋刊本残页定版式，于1925年毕工。这是《营造法式》研究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专业性版本考证和校勘，世称“陶本”，又称“仿宋本”，是现代第二个《营造法式》印行本。“陶本”出版后，很快以“精刊精印”赢得海内外学者关注，广受好评。朱启钤将此本赠予当时的学界名人，如梁启超、王国维等。梁启超先生收到后，特将“陶本”寄与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次子梁思成，并在书上写下“思成、徽因，俾永宝之”的寄语，激起梁思成先生研究《营造法式》和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强烈兴趣。然而当时在缺少实物对照研究的情况下，这本尘封千年的建筑工程规范还是一部未经破解的“天书”。
1932年，商务印书馆缩印“陶本”，收入“万有文库”系列，1933年12月编入“万有文库初编”出版。1954年又缩小重印为普及本，学界将其称为“小陶本”。“小陶本”小巧、便携，是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也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工作用本，其中就包括营造学社成员之一的陈明达。
△ 《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图片来源：有方
陈明达（1914—1997）是继梁思成、刘敦桢等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奠基人之后，又一位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的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尤其以宋《营造法式》研究享誉国内外。自 1932 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后，陈明达的学术研究始终与《营造法式》密切相关。其生前撰写的《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等高水平著作是学界公认的、具有突破性进展的重大研究成果。
在使用过程中，陈明达在“小陶本”上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全文句读、条目统计、文字校勘、古籍核对等。他关注的问题全面，思考深入，不仅包含相当广泛的版本比较，书中至少有“四库本”（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本）“故宫本”“丁本”“竹本”的批注，而且对内容的理解、思考也甚多，包括石段标准、斗拱布置设计等问题。浙江摄影出版社将陈明达先生使用的“小陶本”影印出版，即《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此点注本不但细致地呈现了陈先生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与思考，更是将其严谨的治学思路和执着的科学精神示予后来学者，使后人能在其研究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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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之人
学社创立者朱启钤
△ 中国营造学社创立者、首任社长朱启钤
中国营造学社创立者、首任社长朱启钤（1872—1964），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朱启钤祖籍贵州，生于河南信阳，三岁丧父，与母亲寄居于外祖父傅寿彤家。二十岁时姨父瞿鸿禨奉督四川学政，他随往四川历练。朱启钤长于事务，瞿倚为左右手。瞿离任，为他捐了个从七品的府经历，从事盐务管理、开凿险滩等事务。这是朱启钤接触工程之始，从此他对土木建筑兴趣大增。后从瞿鸿禨赴江苏，入京师，充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署京师内城巡警厅丞，旋调外城巡警厅丞，创办京师警察和市政管理体制。民国期间，朱启钤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等职。在任期间，他主持改建正阳门城楼，拆除千步廊、打通东西长安街，创办北京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修筑环城铁路，开办中国第一个公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后并入故宫博物院），创建传染病医院。这些大事，都是他在短短四五年内完成的。朱启钤还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曾经营中兴煤矿，创办中兴轮船运输公司，参股银行业务。
朱启钤最为人称道的成就是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并以自己深广的人脉，聚合了一大批中外学界、工商界、金融界、政界的精英人物。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的加入，更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他们组织开展了对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浙江等省古建筑遗存的调查，短短数年即取得丰硕的成果，撰写了一系列价值很高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校订、研究《营造法式》。抗战期间，营造学社被迫迁往西南，继续进行对西南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并恢复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期。抗战胜利后，由于家国经济积弱已久，民生凋敝，学社经费山穷水尽，于1946年并入清华大学营建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启钤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任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九十寿辰时，周恩来总理送花篮祝贺，他邀请周总理到家中做客。
△ 《蠖园文存》，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朱启钤一生贡献甚巨，但著述不多，除编有《丝绣笔记》《存素堂丝绣录》等外，另有三卷《蠖园文存》，出版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线装，一函两册，卷上、卷中收录公牍，卷下主要是书序、长辈行述墓表文字，凡七十三篇。其文条分缕析，逻辑严密，语言朴实，明白晓畅，亦如他的为人治事。朱启钤身居高位，平生所为，多关典章国故，因此，这部文存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及朱启钤生平的重要资料；而其中《石印营造法式序》《重刊营造法式序》《营造学社缘起》《营造学社开会词》诸篇，对于营造学社史研究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鉴于《蠖园文存》的重要学术价值，且久未翻印，传本甚稀，近日浙江摄影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原样复刻，以飨读者。
△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社长乔鑫（左）拜访朱启钤后人朱延琦先生（右）
△ 朱延琦先生翻阅新版《蠖园文存》《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并对图书出版表示肯定
△ 朱启钤晚年秘书刘宗汉先生为新版《蠖园文存》题写寄语
撰文：郭哲渊、张宇
摄影：王梁裕子、徐爽
编辑：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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