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国之利器，吾辈自当肩扛重任
近日，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共评选出271个项目和9名科学家。备受瞩目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花落两家”：年过八旬的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和年近九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侯云德。这两位老先生，文能仁心救苦，武能霹雳卫国，为民族之骄傲，国家之瑰宝。本周悦读带您走近这两位顶尖科学家。
王泽山：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王泽山院士是中国火炸药学科带头人，是发射装药理论体系的奠基人，被称作“火药王”。他更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三冠王”，曾获199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又先后于1996年、2016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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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执着 连破世界难题
幼年时镌刻在王泽山记忆里的是“不做亡国奴”。那时，王泽山的家乡被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占据，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教育他：“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
青年时他认定“强国先强军”。1954年，王泽山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他是班上唯一自愿学习火炸药的学生。在他看来，火炸药虽不比空军、海军等专业那般时髦，但“这是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离开它，甚至常规武器都难以发挥作用”。
彼时国内火炸药的生产和研究都十分落后，主要依靠苏联援建。但王泽山知道，跟在别人后面仿制就不可能有创新，“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走在国际前列，必须走在前面”。
这个带着热血的选择，拉开王泽山与火炸药相伴一“甲子”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初，他将计算机技术、诺模图设计原理引入中国火药学体系，随后又提出“火炮内弹道压力平台”的概念和“弹道性能与装药潜能”的理论。
人到中年，他坚定信念：“祖国有难题，我不能袖手旁观”。摆在他面前的是世界性难题，比如废弃火炸药再利用，他用5年时间将其攻克，把国家每年上万吨退役或废弃的火炸药转化为爆破、驱动药剂、化工原料等“宝贝”。
再如低温度感度技术，具体来说是控制火药燃烧方式以解决火炸药温度变化产生的影响。王泽山及团队经过十余年不断尝试，构建了火药燃速与燃面的等效关系，更发现了能够弥补温度影响的新材料。采用这种低温感发射装药，发射威力至少提高15%。
功成名就，他不忘初心：“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2017年1月9日王泽山荣获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他所发明的“远程、低过载发射装药”使中国身管武器的射程、最大发射过载、炮口动能等核心指标位居世界前列，应用他的技术，火炮射程足足提高20%。
需指出的是，王泽山带领团队历时20年研发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全等式模块装药技术，而他开始这项研究时已经61岁——一个在多数人看来应该颐养天年的年纪。
外界这才发现，已值耄耋之年且享誉无数的王院士仍然奋战在科研一线，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守在条件艰苦的试验场。曾师从王泽山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孙金华说，从40摄氏度高温的铁矿到零下30摄氏度的靶场，老师从不肯在实验室里休息，“从他身上，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以身作则”。
王泽山认为自己能力有限，“是个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情的人”，他说，“我除了能做火炸药研究这一件事，别的都不擅长。我的生活已经跟科研分不开了。一旦离开，就会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创新的秘诀
人人都好奇，王泽山为什么总能创新？
王泽山表示，我的秘诀，就是用“科学”指导科研工作。“科学”可以概括为：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做研究首先要有科学精神。从事火炸药事业，要勇于担当，接受了国家的任务就一定要做好。”除了这份高度责任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还要敢于超越、精益求精。
“科学态度就是科研上不要使巧劲，不要追求短平快的项目。还要能坚持，为了实现目标，遇到困难绝不动摇。”王泽山说，有一些“很聪明”的同事，经常提出一些新的思维和似乎有价值的观点，经常在研究高峰期间，突然提出更动人的见解和新的方向，他们立志快，转变快，结果往往一场空。
关于科学方法，王泽山有一番独特的心得。“人要恰当地估价自我，清楚自己的能力和可以掌控的范围。”王泽山说，他的选题原则是“客观需要、国际前沿、有能力解决”。课题研究中，他会随时约束自己的行动，不是什么都重要，要能舍得丢弃，才能对选定的课题精心、执着、顽强地攻关。
其次，他看重“求本”（追求本质）的思维方法，即注意在众多方面因素中，找到事情或者话语的核心，透过现象看本质。据王泽山的学生孙金华回忆，王泽山带领学生做研究时，总是反复叮嘱他们不能流于表面，对于在实验中获取的各类数据，他都会亲自核对、仔细分析，不会忽略和放过期间出现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
最后，王泽山强调，遇到问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过和思考过后，一方面认识的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是对问题的理解也愈加集中和深入了。“为什么”之后，过程往往还没完结，这时还要问“它还存在什么问题？”“能不能比它还好？”“怎么做才能比它还好？”也就是在“为什么”的基础上，上升到“怎么做”的层次。
侯云德：“火山口”上的守护者
侯云德院士是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主要奠基人，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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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1958年初冬，一名中国青年敲开了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的大门。
他的名字叫侯云德，当时只有29岁，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被选派留苏的人才，专攻病毒学。
研究所每天四点半下班，侯云德就“赖”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继续学习，直至午夜地铁发出末班车，他才赶回住处。久而久之，他成了全研究所最晚下班的人，门卫干脆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他。
一天，研究所实验用小白鼠一下子全死了，症状陌生，病毒未知。苏联专家大感挠头，侯云德几番查找文献，反复尝试，最终在实验室里成功分离出了病毒，并立即报告给了导师。“一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竟有这样的本事！”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研究所。
围绕着这些发现，侯云德在留苏期间发表了17篇论文。由于频频发稿，苏联《病毒学杂志》编辑还特地跑到研究所问：“侯云德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1962年，学成归国的侯云德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投入到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基础研究中。在一次对中药黄芪的抗病毒研究中，侯云德发现黄芪能够诱导人体产生一种可广谱抗病毒的物质——干扰素。他决定选择这种物质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开始研发的“战略性”转移。
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但是成本太高。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侯云德他大胆设想，可以引入基因工程的办法，让细菌来大量生产干扰素。
1979年，基因工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闻所未闻，更遑论生物技术。利用基因工程制备干扰素，需要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但去哪儿找非洲爪蟾蜍？侯云德不愿放弃，他多方联系，反复尝试，最终在北京郊区的饲养场找到了一种非洲鲫鱼，它的卵母细胞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当年，侯云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干扰素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制备干扰素的“土办法”，由于操作简便，立即受到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1982年，53岁的侯云徳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 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 I 类新药产品重组 α1b 型干扰素，临床证明，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反应小得多。
2008年至今，侯云德院士一直担任“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指导布局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能力建设和中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五个领域的研究，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综合技术网络体系进行顶层设计。
2009年“甲流”来袭，侯云德作为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组长,亲自带领团队加班加点研发疫苗，他让人找来国内十几家制药企业的老总，要求各家企业按他提供的方法尽最快速度生产疫苗。传统的疫苗研发投产，少则半年，多则十年，见好几位企业家面有难色，这位80岁的老人激动地直拍桌子，“这是做疫苗，我不要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在他的坚持下，新甲流疫苗在疫情发生的87天后被研制成功并投产，此前，世界上从没有一例疫苗是在流感还在大流行时就被研制出来，侯云德创造了世界纪录！
从事科研63年，著书8本，侯云德1990年独自编著的105万字的《分子病毒学》，至今仍是我国分子病毒学界最为全面系统的经典专著之一。甲流、寨卡……近年来每逢突发传染病来袭，防控专家仍要不时去翻开这本厚厚的书，追溯陌生病毒的“前世今生”。
“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这是侯云德的一首明志诗。当下，他最关心是即将于2020年结项的传染病重大专项，那时，他就91岁了。
坚持的力量
作为一名卓越的科学家，侯云德能自觉地应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科学实践。
跟病毒搏击了一辈子，侯云德从不懈怠。“如果让我对年轻人说点什么，就是要学点哲学。哲学是规律的规律，在更高层次指导科研。认识实践再认识，直到无穷。”侯云德说。
有人曾问他：“您在分子病毒学科研实践中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主要的体会不是基因工程技术本身，而是从无数的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科学实践中体会到，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一条真理，体会到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是科学的思维方法，确实能指导我在科研实践中克服困难，战胜失败，走上成功之路”。
他总结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要使失败转化为成功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二是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关键。三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侯云德的博士研究生、香港大学教授金冬雁回忆：“侯老师常告诫我们，最重要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切勿不懂装懂，切忌贪多图快。他曾说，科学上最慢的路径也许才是最快的。”
本文整理自人民网、央视新闻、光明网、中国新闻网等
校 审 | 陈 力、 陆 廷
编 辑 | 珊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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