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发疫苗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王克勤
楚寻欢说（第98期）
楚寻欢说
2005年我参加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培训老师里能记住的就是王克勤，也是唯一一位正在履职的新闻记者，而且还是深度调查记者。那个冬天很寒冷，其实培训内容差不多都忘了，王克勤的面貌也是模糊的，能记得王克勤的名字是因为他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揭黑记者经历以及在课堂上书写的十个大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无疑，彼时的王克勤代表了一代媒体人新闻理想的楷模，后来就听说其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深度报道团队）被解散，后来去了经济观察报组建调查部，同样下课，再后来就专心于其发起成立的关于尘肺病救助的“大爱清尘”基金的相关公益活动。
也许你已经看过此文，也许正好看到。不管怎么说，都值得再次推荐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有人说我们在玩死自己的路上又进了一步，如你所见，好像从来没有退步过！
转载这篇文章的目的不仅仅因为疫苗报道的旧闻升温，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是同呼吸共命运。震撼的不是灾难，而是身边许多人的冷漠与麻木，比灾难更可怕的是人心。
他人的灾难就是我们噩运的开始。
致良知，即便被外星人删除也要接力！
楚寻欢 2016年4月24日于京东
王克勤，男，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兰州大学，1964年11月生，甘肃省永登县人。曾任《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是中国当代著名揭黑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仅2001年在他的笔下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160多人。当年有黑社会组织曾扬言要出价五百万元买他的人头，因此他被传媒界誉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曾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佳曝光勇士 ，2003年度中国记者八大风云人物，2003年度《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2003年中国十大维权人物，并任香港大学访问学者。2013年2月27日正式离开《经济观察报》。2013年2月被《经济观察报》开除，调查报道团队被解散，现阶段从事尘肺病救助的公益活动，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从事调查性报道讲座活动。
包月阳（1963年1月—），河南舞阳人，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94年参与创办《中国经济时报》，对该报风格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1997年10月起任《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2010年5月12日，主管单位领导宣布免去包月阳《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职务，调任国研中心下的发展出版社担任社长一职。此前，包月阳曾签发轰动一时的《山西疫苗乱像调查》报道。
签发疫苗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
这就是我的总编辑包月阳，我们均称他叫老包。
文/王克勤
签发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包月阳今天上午被免职。今天是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祭日，上午9时30分，中国经济时报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报社主办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宣读了中心党组决定：免去包月阳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职务。会上透露，被免职的包月阳将去仅20余人的国研中心下属单位中国发展出版社工作。
中心领导在讲话中说：党组做出调整报社领导班子的决定，主要是从报社发展现状、工作需要和干部交流的规定三个方面综合进行考虑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个别的事件，某个短期的议论，而仓促作出的决定。
我的同事、本报著名调查记者刘建锋在自己的微博中这样讲：“中国经济时报创始人之一、现任社长兼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主管单位领导在宣布这一人事调动时，一再称‘与近期的某个事件无关’，一再如此声称。‘某个事件’，在报社一致被认为是‘疫苗报道’与态度强硬的‘声明’。”
今天下午，我的总编辑包月阳被要求，即到新单位工作。
包总离开了，离开时报了，我不得不说说我的总编辑包月阳，我们的老包。
报人包月阳
一头白发，面带微笑，温和儒雅。
这是1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10年后的今天，老包依然如故。也许是因为一头白发，在报社大家平时称他老包。
老包，仅仅比我大一岁多点，1963年1月他出生在河南舞阳县一个村会计的家里。1979年9月他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1983年7月毕业。与那个时代所有的大学生一样被分配了工作，他有幸进入新华社。
到新华社后，他先后在新华社山东分社、经济参考报工作，1994年获得新华社首届十佳记者称号。
恰此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筹办一份报纸，1994年4月起他便参与筹办如今的中国经济时报，任常务副总编。他主持了试刊、创刊的编辑工作，此后一直全面主持编采业务，对中国经济时报风格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三年后，他正式成为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时年34岁。
本报记者刘建锋在自己的微博中讲：“包月阳1994年与发起人乔仁毅、杜少牧共同创办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新闻界首家创立冷峻新闻文风，以‘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为创刊目标，追求客观性、前瞻性、国际性、权威性，‘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影响和集聚了一批富有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的青年，在时报编辑部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
正如在时报创刊10周年时，老包在纪念文章里所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这是时报的办报理念，也是我们一直不敢懈怠的报人责任。”
在老包创办及主持中国经济时报的16年里，时报创造了不少辉煌与光荣。
九十年代中期，时报成为“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引领者。连续三年，报社发表了一系列尖锐、前瞻、权威的专家访谈。先后刊发了“充分认识初级阶段，坚决防‘左’”、“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加市场经济”、“冲破姓‘公’与姓‘私’的思想疑惑”、“各种所有制应公平竞争”等大量呼吁自由、市场、公平、公正的文章。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时报在保持发表大量尖锐、前瞻、权威声音的同时，加强了调查性报道。尤其是近十年来，大量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经老包签发，公之于众。每每发表各种调查性报道，老包便面临被要求做检查的尴尬。但从2001年开始，老包毅然先后签发了《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透过土地交易黑幕》、《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山西“煤毒”》、《北京上演四合院保卫战》、《野蛮拆迁、暴力拆迁案例调查》、《北京十家医院看病记》、《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煤窑真相调查》、《四川龙门山校园悲歌》、《四川地震灾区的“王海清现象”》、《四川绵竹中行大楼“5.12”垮塌真相》、《粉粉砖惊现绵阳灾区》、《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等。
他曾经笑着对我讲：“只要是好报道，多写一些检查，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提高啊。”
去年以来，根据老包提出的“重大事件决不缺席”、“热新闻做深、冷问题做热”的报道思想，时报在国内许多重大事件上，均做出了被新闻同行赞许的深度调查报道。例如，此前的玉树地震报道，为了做好这个报道，老包差不多每半小时与前线记者刘树铎联系一次，让我这个中层干部有些尴尬，这只是多年来老包勤于新闻的众多细节之一。据我的同事刘建锋介绍，1997年他刚到中国经济时报，第一眼看见满头花白的老包，以为年介五旬，得知年仅34岁时，方知老包白头皆因创刊3年所累。
十余年来，老包专注于报社大小事务，却因体制原因，改制一再受挫，其将中国经济时报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的理想，未能实现。
一年为我哭过两场的总编辑
我与老包的相识，缘于我早期的一篇揭露兰州证券黑市案的报道。
2000年底，作为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的我，历时三月调查兰州证券黑市案。鉴于地方媒体发表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又基于调查的艰难危险，我邀请时任中国经济时报甘肃站记者王宏（即现任搜狐网副总编辑王子恢）加盟一起完成了《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
2001年春节前稿件便由子恢交与老包，老包答应春节后即刊此稿。2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伯整整两个版刊登此文，此案即成2001年全国市场经济秩序整顿第一案。
也是这一年的10月17日，作为甘肃《西部商报》记者的我，在该报发表了调查性报道《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温家宝当即做出批示，在甘肃引发党风整肃风暴。同时，因一系列揭黑报道亦招致我被开除公职。
几个月后，经上访申诉得以复职的我被中国经济时报接纳。
调入时报后，我被安排专事调查性报道。2002年我历时半年调查完成《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当年年底，南方周末组织的“2002中国传媒杰出表现”评选中，时报获得“最具成长性媒体”提名、我获得“社会关怀杰出表现”提名。
2003年报社让我出任首席记者，自此，我开始更加专业的进行调查性报道。几年来，我以为自己做过的有影响力的调查，还有《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黑煤矿矿主打死“记者”的背后》、《绵竹中行大楼“512”垮塌真相调查》等等。每篇调查报道的问世，都离不开老包的支持。
谈到老包的理想主义情怀，2005年老包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这一年，老包为了真正的报道，为了我所做的调查，哭了两场。
总编辑第一哭。当年6月20日我与同事乔国栋完成了《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知道此次调查十分艰难，稿件发表后，包总提出要为我们接风洗尘。于是在四川老友他约了报社许多同仁一起吃饭。席间，当听完我从定州市绳油村装扮成农民逃跑出来的陈述后，包总感慨的说：“兄弟们，你们知道吗，克勤前几个月在南京调查拆迁时，被40多个警察围困在一栋拆迁楼里整整5个小时，他们还准备了手铐与辣椒水。”说到这里，包总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了起来。
总编辑第二哭。当年11月30日我完成了《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稿件发表的当天，包总在博客中写下了如下文字：
昨夜，我含泪签发《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这篇四万多字的泣血之作，是《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所写，为此他历时数月、三赴河北邢台下辖的八县二区一市及邯郸下辖的武安市，采访了34位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众多艾滋病家庭，亲眼见到了8名艾滋病儿童，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
昨晚在食堂吃晚饭时，负责编辑此稿的我的同事、周刊要闻部主任陈宏伟对我说，好几次我都编不下去了，太难受。夜里我签发这组稿子，几次因为流泪不得不停下，连电话也不能接。现在我写这几个字，还控制不住要流泪。
“为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冒点风险值！”这是包总向我讲过的一句话！
此次山西疫苗事件报道中，老包依然秉持这样的报人风骨。发表稿件前，他总是慎之又慎地细细把关，认真修改。他常常说：“不是我害怕，我们做调查、做新闻一定要扎实严谨，做到滴水不漏才是。”
3月17日，疫苗报道见报后，面对各方压力，他毫不惧怕，而是不断给我和车海刚副总编辑鼓劲打气，“你们别害怕，有我！”。
3月18日，面对山西方面凶猛的反扑，他毫不犹豫的提出：“我们要有坚定的立场与鲜明的态度！”随即，当晚经过他修订的《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报道的声明》在本报网站上推出。
正是这份掷地有声的《声明》为整个中国新闻人赢得了光荣。
此后，面对更大的压力时，有一天，老包对我和海刚讲：“为了更多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我们战斗到底！”“为此，我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
老大哥本是慈悲居士
老包是一个温和、友善，富有爱心的人。因为他长于佛禅之道，而且常常讲出极富哲理的禅悟，在报社大家还送他一个雅号叫“包居士”。
在我面前，我一直认为他就是一位老大哥，与我住在同一个单元楼的邻居兄长。
有时候，我与调查报道部的同事们为了一些风险较大的调查报道不能及时发表，会与他去吵架，他总是认真听取，耐心解释。
宽厚、包容是他的非常大的性格特征。这些年来，我感觉，只要你的调查是十分扎实的，表述是理性平实的。对于你的文风、文章的长短及个人的喜好等等特点，报社一直是兼容并包的。正是如此，时报这些年吸纳了一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有争议的记者编辑，也引进了一些当年曾经认为“非常危险”的新闻人进入时报，为做好时报新闻提供了可贵的人力资源。
老包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且不说过去他做过多少这样的事情，单就这次疫苗事件，他被免职后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发这样的报道，我一辈子不得安宁。即便为此付出成本，也是值得的。”
3月24日，山西疫苗事件核心当事人患儿家长王明亮来京陪兄看病，山西警察追踪到北京来“接”患儿家长王明亮。为了王明亮的安全，当天晚上我将他带回家里。第二天，当老包得知此事后，即让办公室找我，给王明亮提供了一间报社小招待所的房间。
疫苗报道签发不到两个月，老包被免职了。
在得悉自己免职的消息后，今天凌晨老包在自己微博写了这样一段话。“生活里的忧愁来源于我们的得与失，患得患失。也来源于我们对自己未来命运感觉到不可把握，难以预料。所以，算命术长盛不衰。而一颗禅心是彻底放下了忧愁的。”
附：
因疫苗报道被免职的总编辑包月阳：我现在很好
来源:前海观察 2016-03-25
按：近日，毒疫苗事件引发外界持续关注，以至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批示：“严肃问责，绝不姑息”。早在2010年时，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就调查报道了“山西疫苗乱象”，为此，签发报道时任总编辑的包月阳被免职。
事件主人公包月阳，用一篇旧文对近几天发生的事进行了回复。他说：本文写作、发表于3年前，2013年3、4月间，取材于一位新闻系学生对我做的访问记，记录了我从报纸转行到出版社的真实感悟。近两天有许多朋友在微信和微博里给我留言，表达了对我的关心。我无法一一回复和感谢，就找出这篇旧文重发于此，算作对朋友们的一个交代。禅宗说“活在当下”，我对以前的东西早已经不在意。我现在很好，工作顺利，生活安定，每天都过得有意义。深深地感谢朋友们，祝各位吉祥快乐。
此篇是包月阳的转行感悟，特推荐给读者。
从新闻跨行到出版，转眼已近三年——写这篇短文时刚好34个月。与做新闻时相比，这三年多睡了许多觉，多走了许多路，多交了许多友，少操了许多心，少熬了许多夜，吃得香甜，睡得踏实，笑得开怀，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大幅提高。感谢命运，让我有机会经历不一样的人生。
我的两个职业，都与专业和爱好相关
从1983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我从事过两个职业：先是报人，现在是出版人。回顾一下，一个人这一生做什么不是偶然的。迄今为止我从事的两项职业，与我所学的专业和爱好都有密切关系。我从小喜欢文学，上大学的时候学了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做了经济报纸的编辑记者，这个职业既跟经济学知识有关，又跟文学爱好有关。现在我又在做经济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还是与这两样有关。
我对文学的爱好是小学时候培养起来的，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保持着浓厚兴趣。1979年考大学的时候我报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第二志愿是经济系，学校录取的是第二志愿。当时我还不太服气，因为那年高考我语文考了79分，算是比较高的。也因为这个，在大学那几年我对经济的课程不是太感兴趣。客观上，当时文革刚过，经济系教材比较陈旧，学的概念是计划经济的，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少，没有太多有用的东西。主观上，就是觉得枯燥，不太喜欢。但后来参加工作后，我发现自己用的经济学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虽然在大学的时候只学了基本概念，但基本概念在工作中也是有用的，它能保证我在写经济报道的时候，不至于写很多外行话。认真分析起来，在《经济参考报》那11年，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经济学知识而不单是语言功底。后来我参与创办《中国经济时报》主管编采业务并能有所收获，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经济学素养。
这让我想到一个人的爱好和职业之间的关系。如果只凭自己的爱好去做，不见得能取得很大的成绩；如果能够适应你现实的工作，把这个工作转化成自己的爱好，把爱好融合到工作中，就可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我特别想对年轻人说，爱好固然重要，但爱好可以培养。
惭愧，由于大学期间对经济学不太爱好，我的专业课学得一般般。毕业到新华社之后被分配到经济参考报，起初不甚满意（我更想从事综合新闻报道），但工作中我发现，其实经济报道很有意思，经济学很有意思。说起来，我的经济学知识大都是毕业之后学的，大学时学的基本概念帮助我在工作中自学了许多经济学知识。所以我说，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不要把最初的兴趣当成一生唯一的兴趣。这算是我对三十年职业生涯的一个反思吧。当然，经济报道作为新闻工作，其与文学、文字有关联，也与我的兴趣有关联，但决不是只用文学爱好、文字知识就可以胜任的。
做出版很有趣，离开新闻行当无遗憾
我从事了27年的新闻职业。1983年，我们130多名大学毕业生刚进入新华社的时候，时任新华社副社长陈伯坚在入社培训时对我们说：“新闻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业，一个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职业。”这句话对我的新闻生涯影响很大。我曾经想，我这辈子不会做新闻以外的工作了。
但人的一生往往不能由你自己去设定发展道路，你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我以为自己要干一辈子新闻，但忽然有了一个机缘，让我换了现在这份工作，我也感觉很好。两年多过来，我已经十分喜欢出版行当。新闻工作的确激动人心，而出版工作也非常有意思，出一本好书也挺激动人心。每当我拿到样书或者封面的时候，就觉得挺高兴，能给读者贡献一本有价值的书，挺有成就感。做新闻有一种把握时代脉搏的感觉，做书不是时时刻刻把握时代脉搏，却也能够清晰感受到一个时期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发展的脉络。做新闻最主要是记录，而做出版则需要深度引导人们，给人们知识，给人们思想，给人们提供一种经过过滤的质量更高的精神食粮。我有一个比喻，信息是一条大河，新闻是河面上的波涛和浪花，而书籍是水面下涌动的巨流。出版人更有机会沉下来，接近本质。
报社和出版社的盈利模式、经营模式完全不同，对我来说有一个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但二者同属文字工作，在内容上差异倒不是特别大。由于此，离开新闻界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心理落差和遗憾。此外，可能跟年纪大了也有关系吧，我做了27年的新闻，长期上夜班，有点累了。从1994年4月进中国经济时报，到2010年5月份离开，中间是17个年头。17年，几乎天天要操心，时间够长的了。我在48岁的时候换了一个新的职业，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也算一种解脱。
转行三年，我有如下体会：一个人不大可能、也不应该一辈子只做一样事。哪怕年近半百之时换一个职业，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换了一种活法，就像一个演员被导演临时换了个角色，其实挺有意思的——都是人生嘛。南怀瑾说过，人生的意义就是“人生”这两个字，就是让你去经历种种，你在这个经历中能悟到种种。没有哪一种人生是完全失败的，也没有哪一种人生完全是成功的。是什么人生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去经历。
我不会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伟大
一位新闻系学生问我：您在新闻岗位上奋斗了近30年，从在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做编辑记者，到创办《中国经济时报》走上新闻事业的巅峰。离开报社，您不会有什么怨言吗？
我诚恳地答：没有怨言。
首先，我到出版社，生活水平没有下降，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忧虑，这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再一个，我这些年读了些佛学的书，感觉什么样的人生都可以去尝试。
这涉及一个人对于幸福的看法。过去我也觉得要成功就是要有位子、高收入、大房子、还有好车，只有拥有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你才算成功了，才会幸福。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34岁就成为副局级干部，37岁正局，当年又评了正高职称，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体制内来说，那是到了我人生的顶峰了，可是回忆起来，我当时并没有感到多么幸福。回顾我这十几年，真正感到幸福的时候是很少的，反而是长期处于一种焦虑状态。这三年，从管300人的报社转行到管30人的出版社，我反而感觉过得很愉快，很享受这个生活，虽然每天上班要开车将近3个小时，但是没有感觉自己过得不幸福。我觉得，新职业是新鲜而有趣的，而且是适合我的知识积累和年龄的。与新同事相处也是愉快的。
说得再深一些，你的人生实际是一个连续的因果，所有因缘都是你自己积累的，所有道路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自然，所有变与不变也都是你该经历的。你不应该有怨言啊。
这位年轻人又问：您有三个称号——“新华社首届十佳记者”、“中国最有良知的媒体人”和现在的“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我禁不住哈哈大笑。禅宗说“活在当下”，我对以前的东西都已经不在意。而且，过去的一些称号是否准确，也不好说。比如“新华社十佳记者”，我够不够格？而所谓的“最有良知的媒体人”，本就是过誉之词。我偶尔也会看到这个称呼，从来没觉得这应该是我的称号。有良知的媒体人多了，我只是在某个事件上表现出了我的良知而已。
至于现在，我就是中国发展出版社的社长，一个出版人。出几本好书，我挺高兴，就行了，就这样。
一个人做了点事就容易自以为是，认为自己贡献多多，应该有什么样的荣誉，有什么样的待遇。但我活到知天命之年，感觉自己是很不完美的，以前很多事情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人生往往有很多遗憾，谁也不能说自己一直都正确。事实上，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可能是不正确的，不圆满的。反思我自己这半生，其实也是留有许多遗憾的。因此，我特别想对年轻人说：一个人从年轻时就要争取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少作无益的事情。争取在自己年老的时候回忆起来，能够觉得这辈子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多于有害的或者无意义的事情。而这一点，年轻时不容易意识到，年纪大的人，如果不接受有关觉悟的理念的话，也不一定能意识到。很多比我年纪大的人还糊涂着呢，感觉自己什么都挺好，自己没有错。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做错事。
我对这位学生说：千万不要图虚名，不要陶醉于虚名，以为自己很伟大、很高尚，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能够做到比常人相对好一点就不错了，不要自以为是。少一点自以为是，才会有相对圆满的人生。
季酉辰：枝上梅欲裂-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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