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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如秋叶|朱铁志:在喉舌与批判之间

2016-06-28 点这里訂閱►► 楚寻欢

楚寻欢说(第110期)

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求是》杂志副总编辑、著名杂文家朱铁志,于6月26日凌晨1时左右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身亡。有朱铁志的生前好友认为,朱铁志自杀的原因可能是抑郁症或者理念与现实的差距。这是继此前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主编徐怀谦自杀后,又一起媒体人自杀的事件。在《求是》,他用杂文求是,他的杂文是求是的。他的文化抱负、人生价值因求实的杂文写作而部分实现。朱铁志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作为知识分子,最可怕的是缺乏独立人格、独到见解、独特表达”。


朱铁志先生曾写到:“人生有底色,就像油画必须打好底。不同的底色往往能决定人生发展的不同路径。毋庸讳言,一个饱读诗书的谦谦君子,和一个引车卖浆的普通劳动者,其人生走向肯定是有差别的”。


引用媒体人姬鹏的话:“这样的一番人生哲思,如若放到媒体行业,其实也能分出三教九流,因为媒体价值和媒体人价值,在很多时候却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温饱,但也会改变媒体人的初衷。很多人说传统媒体行业已经走下坡路,媒体人已经出头无路,这或许只是表面的一种现象,或许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媒体理想和媒体市场的一场博弈。”(《媒体人的“精神底色”在阉割中若隐若现》)


本期推出评论文章《朱铁志:在喉舌与批判之间》,并甄选朱铁志先生两篇过往杂文《如果我死》、《吃谁的肉?骂谁的娘?》,悼念朱铁志先生。


更多的思考,留给能耐心读下去的你!


朱铁志简介

  朱铁志出生于1960年,吉林通化人,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毕业后到求是杂志社工作。历任《红旗》杂志编辑,《体育报》记者,曾任《求是》杂志编委,编审,现为《求是》杂志副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理事。朱铁志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被称为“当代中国杂文界的中坚力量、中青年杂文作者的领军人物”,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新闻奖以及中国报纸副刊年度金奖。据报道,朱铁志迄今为止,创作了近2000篇杂文,出版杂文集和散文集17部。



1《朱铁志:在喉舌与批判之间》

来源:凤凰评论  文/张弘 


出没于批判性的杂文与意识形态的解释之间,朱铁志的左右互搏终结于26日的地下车库,这个过于疲惫的交战者,一如他的好友,人民日报大地周刊的主编徐怀谦2012年作出的选择一样,最终走向了不归路。从此,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杂文家;体制也失去了一位意识形态的解释者。


朱铁志的境遇令人扼腕同情,无论如何,在生存和自我择灭之间,后者都是一个悲剧。就个体而言,人的生命并不完全属于自己。中国古人常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轻易毁伤。”基督教也认为人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不能随意毁坏。徐怀谦、朱铁志做出的选择,既残酷,又决绝。理念和现实的差距过大,与两人的不幸不无关联。


在朱铁志身上,喉舌与批判者的角色,构成了其生命中撕扯的两极。就其本职工作而言,朱铁志负有意识形态解释和传播的重大任务。在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说,“在我心中,这份职业是一份崇高而神圣的事业。用我有限的智慧和能力为党的理论宣传事业略尽绵薄之力,通过自己笨拙的笔触努力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党的理论宣传事业,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找到了结合点,为此感到踏实和自豪。”


另一方面,朱铁志又是一位深据批判意识的杂文家。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敬佩鲁迅,向往文学。30多年间,他写作出版了《固守家园》《精神的归宿》《沉入人海》《思想的芦苇》等近20部杂文集,共计200余万字。2002年,他以《精神的归宿》一书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他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被誉为“当代中国杂文界的中坚力量、中青年杂文作者的领军人物”。去年,他还主编了30卷的“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书系”。在发布会上,朱铁志说,“我个人认为杂文家是知识分子当中特别可爱的一群人,不管社会对他褒也好,贬也好,初心不改,痴心不改,他们是中国的良心,正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群体当中有这样一批人的存在,我们的社会更加充满希望,我们的文化更加充满希望。”


喉舌要求恪守纪律,我注六经,对自上而下的官方意志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杂文又要求敏锐的批判意识,鞭挞那些丑陋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在朱铁志体制内身份的职业要求,和他作为鲁迅式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杂文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要调和两者,显然并非易事。对此,朱铁志有自己的见解。6月16日,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杂文创作暨老土《牛头马嘴集》研讨会”上说,“我们(他与老土)的供职单位都在弘扬主旋律,但更应注意表达多样性。人民群众对党报党刊有更多期待,我自己写文章也存在多样性不足的问题,在党报党刊,写文章有党气是理所当然,但不能把党气写成官气,写成庸俗习气,写成居高临下之气。身处党刊不代表是真理化身,还是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的视角来反应观点,要把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写杂文好比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没有人会想到,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剩下10天。


宣传必须秉承上意,时刻保证“思想正确”。在具体的实施中,它既需要灌输,标榜自己唯一正确;它同时也需要压制,将那些针锋相对的异议扼杀于摇篮。批判必须犀利而勇敢,以普遍认可的价值为标准,对于权力的蛮横和滥用高度警惕,并毫不妥协。由于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化,在上层意志和批判立场之间,部分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体制性改革迟迟没有启动,更是导致了这种矛盾的加剧。以朱铁志的身份和地位,获晓的实情必然远远多于普通人。如果这些频繁传出的信息,构成了对其信念和价值系统无法回应的挑战,那么他就会陷入巨大的幻灭与虚无,并抽空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这就是徐怀谦、朱铁志所面临的困境:体制内的身份要求在思想上时刻紧跟,并恪守严格的纪律,与体制共进退;杂文家的身份又要求一定程度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其锋芒所指,正是前一种身份所代表的权力体系。如果仅仅是一个的官僚,大可选择做艾希曼,成为权力的工具;如果仅仅是一个杂文家,大可选择批判性的立场,针砭时弊,嬉笑怒骂。对体制的依附,批判者的独立意识,两者可谓天敌。徐怀谦、朱铁志将这这两种身份、两种特性汇集于一身,就仿佛难以控制,不可调和的左右互搏,无法解脱。


德热拉斯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元老,曾被视为“修正主义分子”。他在《新阶级》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异化”的概念,称“共产主义革命是以消灭阶级为号召,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1983年3月7日,,从整人到被整的周扬出于自身的切肤之痛,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请一名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代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报告最后称: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


周扬的报告读完后,全场掌声雷动。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实却是,周扬的这一报告被视为“精神污染”,并被迫做了检讨。周扬晚年在抑郁中病逝,与此事不无关联。


以徐怀谦、朱铁志的遭遇而言,他们或许正是异化的范本。德热拉斯提出的问题,现在并未过时。



村子:多少莊塘夢,多少酒醉中。孤根木蘭堂,花間流水聲。


2《如果我死》

文/朱铁志


 都说人生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而我以为,那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对个体生命来说,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不论你是荣华富贵,还是穷困潦倒,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不过咫尺之间。有道是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又有人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生命的长短不过是一道简单的相对论命题。如此说来,需要那么在意长寿与否么?需要在生命的自然延伸中那么在意世俗的评价么?


  如果我不得不死于癌症,我请求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不必为我作无望的救治。因为我知道,有些癌症之所以叫做癌症,是因为现代医学暂时还拿它束手无策。所谓人道主义的救治,本意在延续人的肉体生命,其实无异于延长人的双重的痛苦。我知道我虽然叫“铁志”,但其实意志很薄弱,很可能经不起癌症的痛苦。我不想辛苦挣扎一生,到头来再丧失做人的起码尊严,缠绵病榻,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也不想家人为我的生不能、死不得而悲伤难过;更不想单位为一个已经完全不能生存的人发工资、报药费,增加额外的负担。我甚至还有一种或许自私的想法,就是不想以肉体的痛苦成全子女的孝道和医生的人道。病长在我身上,痛苦是自己的,而那些外在的道德评价要以一个病人的痛苦作条件,不是显得有些残酷么?我的家人、我熟悉的医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虽然我们国家至今没有安乐死立法,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呼吁这样的法律,并且非常愿意身体力行这样的法律。即便我做不到“生如夏花之绚烂”,但我期待“死如秋叶之静美”。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别人为我写什么生平事迹之类的东西。我的生平早已用我的行动写在我生命轨迹上,用我的文字写在我的作品里。“荣”不因外在材料而多一分,“辱”不因外在评价而少一毫。乞求高评价,说明缺乏底气,没有自知之明,无异于自取其辱;假作谦虚状,显得故作姿态、装模作样,也不免贻笑大方。如果在为被确认是一个“什么工作者”,而不是“什么家”而烦恼,那就更加不堪,更加滑稽可笑,更加叫人不齿。我知道通常的情形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我清楚,“也善”的“其言”不只出自将死之人,更是出自单位的人、周围的人,谁会对一个弥留之际的生命吝惜赞美呢。评价越高,说明将死之人弥留的时间越短。明白这一点,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还有什么不能通达一些、超然一些呢?既然生命都将随风而逝,几句好话又何必太当真呢?假如一个人活到弥留之际还不清楚自己是谁,还要靠外在的评价确认自己,做赞美者赞美的奴隶,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不是非常可怜又可悲么?别人怎样想使别人的事,我决不想做这样可怜的人。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举办什么追悼会、告别会、追思会一类的会议。喜欢我的人早把我留在心里,讨厌我的人巴不得我早点儿滚蛋。开那么一个会有什么意思呢?开给谁看呢?无非是在我毫无生气的脸上涂俗不可耐的胭脂,将我冰冷的尸体装进崭新的西装,然后抬将出来,摆在鲜花丛中,如果幸运,身上或许还会盖上一面庄严的旗帜。接下来是我的亲人被悲戚戚地肃立一边,喜欢我和不喜欢我的人鱼贯而入,或真情悼念,或假意悲哀,都要绕着我走一圈儿。如果我真有灵魂,我会为此感到莫大的不安。在北京拥堵的街道上,我要为展览自己的尸体耗费同志们起码一个小时的路途时间,还要为瞻仰自己并不英俊的冷脸在耽搁大家起码一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加在一起,半天就交待了。一个人的半天是何等宝贵,假如真有那么几十人上百人前来,其损失真可用“巨大”来形容。朱某终其一生,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何必死了倒来折腾大家呢?


  如果我死,决不购买高价骨灰盒,决不定墓碑、墓地之类的玩意儿。我虽然在学术上毫无造诣,但我毕竟混进最高学府,正儿八经地学过几年哲学,至今还保留着母校颁发的哲学学位证书。我知道人死如灯灭,生命不复返。虽说“物质不灭”,但作为生命形态的个人死就死了,转化为别的什么东西,已不是我所能左右和关心的。既然生命都没了,还在乎那堆骨灰放在什么盒子里干嘛?不少人一辈子没活明白,有一室的房子时要争两室的,有了两室的又争三室的,一生这样争啊争的,其实最后大家都复归“一室”。而就这一个小盒子,还要分出宝石、玛瑙、檀木、樟木,抑或普通石料和木材,真是想不开啊。我死以后,决不保留骨灰,决不把那无聊的东西放在盒子里吓唬孩子。如果妻儿听我的话,应该先将我所有能用的器官免费捐赠,假如它们能在其他的生命里获得新生,我将感到莫大快慰。然后应该将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作解剖教学用,假如学生们从我身上能够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我又将感到莫大快慰——人死还能有一点用处,岂不反证了活着的时候也不是浪费粮食的货?再接下来就该果断地把我火化,趁热把我的骨灰埋在随便哪颗树下,我的灵魂或许可以随着绿叶升腾到天国去。既然骨灰都作了肥料,墓地就更没必要了。咱们国家本来地少人多,我就不要跟活人争地盘儿了。既然连墓地也没整,墓碑就更没必要了,还是留给农民盖房子、砌羊圈吧。



3《吃谁的肉?骂谁的娘?》

文/朱铁志


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民以食为天”,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看一个人能否自立,首先要看他是不是打发了自己的肚皮,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家伙,还谈得上什么兼济天下?看一个家长是否称职,也要看他是否填饱了一家人的肚子,所谓“齐家”,首先是让妻儿老小肚子不饿。看一级政府是否合格,更要看是否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所谓“生存权”,完全可以首先理解为“吃饱权”。


不仅如此,吃,还是咱们中国人表达感情的一种独特方式。对人友好,要请吃一顿;求人办事,要请吃一顿,结婚要吃一顿,死人也要吃一顿。请人吃饭的,有面子;被请的,也有面子。如果不能为人办事而吃请,那叫欠情;如果能为人家办事而吃请,那叫领情;如果既不能为人办事,又不肯领吃请的情,这人就有点不是东西,就是个没有良心的“白脸狼”,就令人不齿。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抨击的就是这种人。


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仔细想想,其实也不无问题。我注意到:持“吃肉骂娘说”的,多半是某块地面儿上的所谓父母官。在这些人的潜意识中,一定认为是兄弟我给你们肉吃、满足了你们的温饱问题。你们老百姓不对寡人感恩戴德、山呼万岁,起码不该再说三道四、妄议时政。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你们不短也就算了,反而长起来了,这就有些不合古来的规矩。


在不才看来,这番高论其实是模棱两可的。一般说来,中国人是最讲良心、最知恩图报的,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谓投以木瓜,报以桃李,说的都是这种传统美德。然而“吃肉骂娘说”却建立在浓厚的封建意识基础之上,具有明显的皇权思想色彩,因而是很叫人不以为然的。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任何官员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不论你官至何级,都不过是人民公仆而已。所谓“公仆”,就是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把本该属于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无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各种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吃肉”,吃的是自己的肉;骂娘,骂的是贪官污吏的娘。“吃肉”不是皇恩浩荡的结果,是人民自己的创造;“骂娘”不是“吃肉”必须丧失的权利。如果哪位官员昏庸到以为人民自己创造的财富乃是他阁下的施舍,以为可以用人民自己创造的财富来堵住人民的嘴巴,岂不太可笑了。


一言以敝之:吃自己的肉,骂贪官的娘,有何不妥!



雷刚:纳兰词意-34X132cm-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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