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 | 为什么一群聪明的内行人反而会组成愚蠢的团队？

 ▌本文摘编自马修·萨伊德著，季丽婷译《多样性团队》第二章“克隆人谬误”，原文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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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年中，我收到英国国家足球中心主席大卫 · 希普汉克斯的电子邮件，邀请我加入英格兰足球总会的技术咨询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是要给首席执行官马丁 · 格伦、英格兰男子女子顶尖球队技术总监丹 · 阿什沃思、英格兰男子队主教练加雷斯 · 索斯盖特提供咨询建议。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很多“外行人”：一家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创始人、英籍亚裔人士马诺杰 · 巴代尔，专门管理奥林匹克运动的苏 · 坎贝尔，教育家迈克尔 · 巴伯爵士，英格兰橄榄球队前主教练斯图尔特 · 兰卡斯特，自行车教练戴夫 · 布雷斯福德爵士，以及后来加入的露西 · 吉尔斯，她是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第一位女校长。

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非常明确。几十年来，英格兰男子足球队在重大比赛中屡屡失利，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欧洲锦标赛中输给了冰岛。这引起了人们的“灵魂反思”：为什么一个为足球事业付出那么多、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足球热的国家，却在长达 5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夺得过世界杯或者欧洲冠军杯？

1966年，获得世界杯冠军的英格兰国家队

对此，有人归因于球队有心理障碍，有人认为是教练技术不佳，还有一些人担心是受到英格兰超级联赛的影响。但大多数人相信，原因是英格兰队在罚点球方面有致命缺陷。要知道，该队在1990年、1998年和2006年世界杯，以及1996年、2004年和 2012年欧洲杯，都是因为点球大战失败而被淘汰出局。事实上，在世界杯和欧锦赛上，英格兰队都是输掉点球大战最多的球队。

英国足球界听说这个新组编的咨询委员会之后，产生了严重怀疑。毕竟， 委员会中很多人都不是足球专家，前英格兰国脚格雷姆 · 勒索算是唯一的圈内人。对此《泰晤士报》发文说 ：

“英格兰足球总会根本用不着自行车、橄榄球和乒乓球专家来告诉它，为什么一群足球运动员会在大赛上如此倒霉。”

在众多评论中，这个措辞已经很温和了。人们的普遍想法是，像兰卡斯特和巴代尔这样的人物，前者一生都在研究橄榄球运动，后者的工作经验主要在科技领域，他们对足球的了解肯定比哈里 · 雷德克纳普或托尼 · 普利斯这些著名教练要少，毕竟这两位都担任过多家足球俱乐部的经理。

“雷德克纳普远比那些咨询师更懂足球，”一位足球新闻记者说，“这种安排完全不合常理。”

毫无疑问，这些评论都很正确。雷德克纳普遗忘掉的足球知识都比巴代尔知道的要多。普利斯对足球的了解也远远超过巴伯和坎贝尔，更不用说兰卡斯特和吉尔斯了。确实，当我读到这些评论时，也忍不住点头表示同意。这群人怎么可能帮得上索斯盖特的忙？更不用说给格伦和丹 · 阿什沃思提供咨询建议了。

然而，这样的心理预设反而让身为委员的我感到大开眼界。委员都是不收报酬的，但随着彼此的了解逐步加深，大家开始对参加会议越来越有兴致，因为每场会议都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受教育契机。

要说最令人兴奋的时刻，就是屋里有人说出一些其他人都没听说过的事情，或者有人分享一些非常独特的经验。换句话说，就是有人从独特角度提出想法的时候。

比如，兰卡斯特根据他在 2015 年橄榄球世界杯上的经验，给重大比赛前的选组事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布雷斯福德分享了利用大数据组合来改善饮食和帮助瘦身的方案细节 ；吉尔斯从她对军队的了解中，提炼出塑造坚毅精神的见地 ；巴代尔谈到科技初创企业用来推动创新的一系列做法 ；巴伯借鉴了自己在布莱尔任期内担任首相货递部门第一任负责人的经验，谈到如何把抽象的想法落地。这是一个充满认知多样性的群体，如果时常对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做一些调整，它一定可以为竞技体育领域持续提供有用的建议，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自己也常常在想，如果当初英格兰足球总会聘用的是雷德克纳普、普利斯这些更懂足球的人，情况又会如何？当然，委员会的资历背景将更受信赖， 会议室里的每个成员大脑里都装满了足球知识和比赛经验，无疑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明智选择。

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又会如何呢？

雷德克纳普和普利斯的知识结构非常相似，参照框架也高度重叠，并且他们各自通过圈内社交也都基本认同了足球运动的主流观点，包括踢球方式、教练方式等。

没错，他们很懂足球，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领域没什么事情是他们知道而索斯盖特还不知道的，所以这两个人的作用无外乎是镜像翻转出另一套索斯盖特的思考过程，在无意中强化索斯盖特对足球一贯的逻辑。这是典型的同质化，一群聪明的内行人聚在一起，反而很难做出明智的决策。问题不会出在任一个体身上，而是透过整体显现出来。

多元化的团队则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性 ：无论球员招募还是教练方法， 这些足球方面的外行人常常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本质上的弱点，这过程简直令人着迷。虽然多样化的想法常常遭到排斥，思想的碰撞也十分激烈，但正是这样的机制往往可以催生出更为成熟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用下图来对多样性做一个科学解释。假设图中的矩形代表了有用的想法，也就是所有与特定问题或目标相关的见解、观点、经验和思维方式。我们将这个矩形称为“问题空间”。

如果问题足够简单，那么一个人就有可能掌握全部的信息，这时候就不需要多样性了。但如果面对复杂问题，那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全部的相关信息，就算是最聪明的人也只能掌握部分的知识。我们把这个聪明人用圆圈标示出来，取名为大卫，如图 1 所示。他确实知道得很多，但不可能知道一切。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同质化的潜在危险了。图 2 显示出当一群思考方式雷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时的情况。他们每个人都很聪明，每个人的知识积累都很丰厚。但他们存在同质化，所知、所感都非常相似，这就是所谓的克隆人团队。

试想，如果周围人和你的思维模式极其相近，保持着和你一致的观点， 甚至和你怀有同样的对待某事的偏见，这是一种多么令人舒心的状态。这样的状态还会让我们感到自己很聪明，因为自己的世界观在周围人当中得到了验证和认可。有人对大脑进行过相关的扫描研究，结果也证明 ：当听到其他人表达的相似观点时，大脑里的快乐中心就会得到刺激。可见，同质化就像一股暗藏着的引力，把人群集中拉向问题空间的某个角落。

为什么图2值得人们铭记于心，因为它反映出了当今世界一个大范围存在的问题 ：一群聪明人组成了一个笨集体。

请看下页的图3，与本章开头图 2 所示的团队相比，下图中的团队拥有更高的集体智慧。也许他们中的每个个体都不如图2所示的那些人聪明，但他们在问题空间的覆盖面要更为广泛。

这张图告诉我们，为什么在遇到复杂问题时，与思维方式不同的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杜克大学心理学家杰克 · 斯洛领衔的研究团队28000个专业经济学家所做过的预测，第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学家的预测表现并不一致，预测最准的经济学家，其准确率要比平均水平高出5%。

但后来研究团队又做了调整，不再考察单个人的预测结果，而是取了排名前六位的经济学家的平均成绩。换句话说，就是把这批预测者组了一个团队， 而他们的平均预测结果也可以叫作集体判断。随后，杰克 · 斯洛将他们的平均成绩与某位一流经济学家做对比，看看是否会更好一些。

在简单的预测任务中，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很显然，比如说跑步比赛，6名选手的平均速度肯定比不上第一名。

但是当把简单问题切换成复杂问题时，分析结果就出现了逆转 ：6位经济学家的集体判断比那位一流经济学家要准确得多，准确率高出15%。

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参照体系，有时候被称为不同的模型。模型是用于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它是一种视角，一种观点，通常可以表示为一组方程式。然而，没有一个经济模型是完美无缺的，每个模型都包含感知盲点。

经济预测是很复杂的，这不像木星的轨道，你可以准确测量出来。工业生产率取决于成千上万个经营着工厂、公司的商人们所做的决定，还受到数百万个变量的影响。所以，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圆满解释所有复杂性，也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是无所不知的。

但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把不同的模型放在一起，就能构建出一幅更加完整的画面。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知道全部真相，但一群经济学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接近真相。

当然，每个人也会同时带来各自的错误观点、理解误区以及感知盲点，由此产生的谬误池和有用的信息池一样庞大。但是，所有正确的信息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而错误的信息由于来源的不同，会指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于是过高估值和过低估值会相互抵消。

集体智慧的建立不仅需要个人能力，还需要团队的多样性。

1942年1月13日的《每日电讯报》上刊登了一则纵横填字游戏。

当时，该报的读者常常抱怨日更的填字游戏太过简单，甚至有人自称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于是，时任《每日电讯报》编辑的阿瑟 · 沃森就举办了一场竞赛，邀请所有自信满满的人来挑战。1月12日，30多人来到位于舰队街的新闻编辑室，在规定的条件下参加填字竞赛。这则纵横填字游戏随后会在第二天刊登出来。

斯坦利 · 赛吉威克是当天下午的参赛者之一，他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职员。那场比赛中，4名选手按时交了答卷，赛吉威克虽然差了一个单词没做完， 但是他做题时的巧劲儿和横向思维的能力都给监考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好几个星期后的一天，赛吉威克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机密”二字。当时全世界都在打仗，希特勒在头一年发起了入侵俄罗斯的巴巴罗萨行动，而英国则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赛吉威克拿起信时十分好奇，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戏剧性的时代，这封“机密”信件里会讲什么呢？

“想象一下我当时有多惊讶，”他说，“信上说由于我参加过《每日电讯报》的纵横填字游戏，现邀请我会见总参谋部的尼科尔斯上校。上校先生‘非常希望在一项重大国事问题上听取意见’。”

布莱奇利公园是位于伦敦西北50英里的白金汉郡乡村的一处庄园，那里曾是二战时期的密码破译中心（别名X站），有一个团队专门从事国家绝密任务。

“哑谜机”是当时纳粹德国所有武装部队都使用的一种信息加密工具，它体型很小，和装在木箱里的打字机没什么两样。它用一种电子机械装置将26个字母打乱，操作员会在键盘上输入文本，然后由另一名操作员记录下每次按键键盘上方的26个灯中哪个灯亮起。很多德军高级指挥官都认为它是不可破解的。

这个工作小组是被英国秘密情报局招募到当地的，主要负责破解密码机。

现在，如果让你招募一支密码破译小组，我猜你一定想招世界顶级数学家吧？这正是小个子苏格兰人阿利斯泰尔 · 丹尼斯顿一开始的想法，他当时负责领导整个布莱奇利公园行动。1939年时，他雇用了当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27岁的艾伦 · 图灵（后来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和来自牛津大学布拉斯诺学院23岁的彼得 · 特温。随后，他还打算招入更多的数学家和逻辑学专家。

艾伦 · 图灵

然而丹尼斯顿后来产生了一个不同的想法。他意识到，要解决一个复杂的多维问题，必须要增加团队的认知多样性。他需要一支多样性团队，而不是一支克隆人团队。就算世界上存在这么一支全由艾伦 · 图灵组成的克隆人团队， 也无法达到目标。所以他考虑要把网撒得更宽，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通人觉得太不可思议或者不甚理想的人群。

换句话说，丹尼斯顿意识到他需要一支能覆盖整个问题空间的团队。

正如迈克尔 · 史密斯在《X站的秘密》中所记录的那样，丹尼斯顿招募的“新兵”中还包括 ：文艺复兴研究学者伦纳德 · 福斯特、比较语言学教授诺曼 · 布鲁克 · 乔普森、历史学家休 · 拉斯特和法律哲学家A.H. 坎贝尔 ；此外， 他还聘请了牛津大学教授J.R.R. 托尔金。虽然托尔金在政府密码学校的伦敦总部学过一门指导课程，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留在牛津。密码学的损失成就了文学界的辉煌，在战争年代里，托尔金完成了《指环王》的大部分写作。

托尔金

对于破解代码而言，为什么上述的多样化元素如此重要？这难道不是纯属逻辑和数学运算问题吗？事实上，和所有复杂任务一样，解决的难点在于需要多个层次的洞察力。

以后来被称为“Cillies”的难题为例 ：信号员一般都会用女朋友的名字或者某句脏话记录下首先跳出来的 3 个字母，之所以经常看到Cillies 这个词，是因为首先跳出的字母是 C、I 和 L，是一个德国女孩的名字Cillies 的缩写。像这样的线索可以帮助团队缩小代码破解的范围。

招募填字游戏爱好者的目的，不外乎是想要获得覆盖整个问题空间的洞察力。乍看可能有些奇怪，为什么布莱奇利公园会这么关注《每日电讯报》的纵横填字游戏比赛。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这可能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但他们的确是从整体角度在考察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想象力的重大飞跃，找到了纵横填字游戏与密码学之间的某种特征共性。

纵横填字游戏是关于如何猜透对手的思考逻辑，同样，破解密码也是关于如何 猜透敌人的思想。代码破译者根据加密员的不同风格逐一理解并猜透对方，就像猜 字谜的人理解游戏设计者一样。

所以，斯坦利 · 赛吉威克之所以在家门口收到那封信，并不是因为情报局要“赌一把”，也不是为了实现多样性而去刻意创造多样性。这是一种经过精密设计的多样性，目的是使集体智慧的效果最大化。“要想把不同的思想结合起来去解决一个艰深问题，这需要想象力。”

哲学家及评论家乔治 · 施泰纳曾将布莱奇利公园描述为“1939 年至 1945 年，更或许是整个 20 世纪，英国最伟大、最杰出的组织”。比尔 · 邦迪，一位曾在布莱奇利工作的美国密码破译者，后来成为美国助理国务卿，他说自己从未和“如此全心投入，且拥有如此全方位技能、洞察力和想象力”的团队一起合作过。

来到布莱奇利公园后，赛吉威克被安排在十号小屋工作，该组主要负责拦截气候密码。这对于皇家空军的轰炸指挥尤为重要，使他们能根据有效信息采取行动。此外，拦截气候密码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这些信息被认作是德国海军使用的“哑谜机”的原始信息来源。

破解这一密码的意义不可估量 ：不仅在大西洋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帮助美国护航队成功避开潜藏着的德国 U 型艇，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建立起供应链条，从而使英国获得了对持续作战至为关键的商业补给。据一位消息人士估计 ：仅从 1942 年 12 月到 1943 年 1 月，这一破译行动就挽回了多达 75 万吨的运输物资。

就是这样一位安安静静的普通职工，在上下班的路上因为着迷于填字游戏，从而为消灭纳粹德国做出了重要贡献。斯坦利 · 赛吉威克就是历史上最优秀的多样性团队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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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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