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乡坊文学城小说：父亲的毒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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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去香港有个得体的理由：我申请担任香港某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助理，并且已经通过了初选。实际上，像这样的初级职位，校方通常只要求skype面试。

我轻描淡写地告诉英民我要去面试，隐瞒了自掏旅费的细节。如我所愿，英民当即高兴地表示：我们可以在香港见一面。

去年的温哥华电影节，我买了通票去看电影。某天下午，组委会急寻中文翻译，我便自告奋勇去滥竽充数了一把。那是一场加中电影界人士的座谈会。会后，中方一位级别很高的男士问我哪里能买感冒药。刚才的座谈中，他一直皱着眉头，看来是因为不舒服。在Shoppers Drug Mart，我向他推荐了一种能治发烧、头痛、咳嗽、流鼻涕的万能药水，200毫升瓶装，外形又方又扁酷似小二锅头。电影节最后一天，我一进电影院，就看见这位男士站在大厅里东张西望，手里捧着那个“小二”瓶子。我走上前去，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见到我，眼睛一亮，然后笑眯眯地说：这药很不错，喝了一小半病就好了，扔了又可惜。

散场后，英民让我带他去散步。我们从温哥华最热闹的乔治亚街走进斯坦利公园，身后是连片的高楼大厦，右手边是一个个游艇码头，左手边是“迷失的泻湖”（Lost Lagoon）。我告诉他：这个因海潮起落而形成的咸水湖从前是没有名字的，现在的名字是一个叫葆琳•强森的女诗人起的。

就在这时，英民告诉我他五十岁，离婚七年。我像写对联似地回答：我四十三，一直单身。黄昏已经到了最惨烈的时刻，宁静的星光开始在夜空上闪烁。我感觉到身边的英民宽容地笑了笑，仿佛我说了孩子气的话。

英民回到北京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自己尽管知道送一瓶喝剩下的药给一位女士很不得体，但还是无法克制地要这样做。我说我把药放在冰箱里了，等你下次来温哥华时服用。保质期还有一年半。他开始憧憬与加方的合作，但温哥华之行达成的几个意向，最终一个也没谈成。

我们从互通电邮发展成了视频聊天。有一次我感冒了，就从冰箱里把那瓶药水拿出来，当着英民的面喝下了15毫升。

今年复活节前后，英民突然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他想跟我结婚。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们除了是在线下偶然认识的，其余的行为都像一对通过网络征婚的男女。但是我需要结婚吗？在这个年龄？再说，我们俩怎么结婚呢？英民才50岁，距退休还远，他愿意来温哥华吗？我觉得这些问题应该谈清楚。可是，下一次视频通话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我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这个话题。

其实，从我们第一次视频聊天开始，我就已经在疯狂想象一个男人穿着睡衣在我家里走来走去的情景。去年的Boxing Day ，我到加拿大老牌百货公司The Bay买了一件丝质男式睡衣。今年的复活节促销，我又买了一件牦牛绒男式睡衣。到了夏季的年中促销，我再次果断出手。如果真有一天我们能结婚的话，英民一年四季的睡衣都有了。

出了香港海关，我一边东张西望地寻找机场快线，一边时不时地瞄一眼身后的行李箱。那件牦牛绒男式睡衣就躺在行李箱里。我打开手机。第一条短信：“欢迎您使用畅游香港流量套餐。” 第二条：“临时出现状况，推迟到港，万分抱歉。” 我不敢相信似地盯着这行文字发了几秒钟呆，然后就把手机狠狠地关上了。

当我恨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做出的最极端的举动就是切断联系。

倒在饭店柔软舒适的床上，我立刻就进入了梦乡。我期待自己能一口气睡上十个小时，实际上却只睡了不到六个小时便醒了。我感觉自己非常疲惫，却又没有继续睡下去的力气。

我强撑着穿衣起床，走上街头。天还没亮，路边一家卖粥面的小店正在开门，门板已经卸下，店堂里灯火通明。我问“有东西吃吗？”一个正在搬桌椅的女人摇摇头，嘴里蹦出几个铿锵的音节。我只好继续往前走，直到看见一个门面窄窄的24小时麦当劳，楔子一样插在两幢写字楼中间。

吃饱了，有了力气，排除掉因低血糖导致的头晕，我才感觉到纯粹的头痛。原来就是感冒呀。我从寒冷的北方来到湿热的南方，再被酒店空调一吹，不感冒才怪呢。路过一家便利店，我推门而入，迅速在货架上找到了一种感冒药，也是能治发烧、头痛、咳嗽、流鼻涕的万能药，妙在是冲剂，份量轻，吃不完也可以带走，不用掂记着送人。我回到酒店喝了药。半小时后，药力发作，全身紧绷不适的感觉渐渐消失，可以再睡上一觉了。

在沉入梦乡之前，我心中升起了一丝对英民似有若无的谅解。他没来，其实也挺好。我老了，连对身体不适的感觉都变得迟钝了。必须剥去表象，才能看清下面的真实。设想英民穿着睡衣坐在床上等我，我却说：“噢，对不起，我得出去喝点粥”，喝完粥又说：“噢，对不起，我还得再吃点药。”吃完药又开始犯困，那该多么煞风景。

我不禁有些灰心。记得每次在电视上看到皮尔斯•摩根 问嘉宾：“你曾经谈过多少次得体的恋爱？”（How many times have you been properly in love?），我都会脸红心跳，但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不得体的事。现在终于明白了：在年老体衰的时候谈恋爱，大概就属于一种不得体吧？

可是话说回来，当身体里多余的力比多需要释放的时候，人其实更容易丑态百出。记得大学里的一个夏天，因为暗恋一个人，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憔悴不堪。某天深夜，我骑着自行车冲进了瓢泼大雨里。结果这场暗恋被弄得人尽皆知，我连一个喷嚏都没打出来，自行车倒是生锈了。

走廊里开始传来客人走动的声音。有人拿钥匙卡往我的门锁里插，被拒绝后发出自嘲的笑声。走廊尽头的电梯间，清脆的“叮叮”声响个不停。在这一切纷扰之下，我的倦意逆着时间而上，深沉舒缓地飞行着，带我回到久违了的平衡状态。说不清是哪一年，反正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势均力敌。这样也挺好，挺好……

突然，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我脑海深处响起：“你也并不显得年轻。” 好像有一条毒蛇预先埋伏在我的脑海里，趁我熟睡的时候发出“咝”的一声，然后蛇尾一甩，“叭”地给了我响亮的一击。我在刹那间感到天旋地转，从云端直线下坠，重新落回到饭店的床上。

那一年我二十多岁，在一家日本公司北京办事处工作。有一个日本人热烈追求我。我说不清为什么不喜欢他，但可以肯定不是因为年龄问题。那人不死心，走起了岳父路线。也不知他怎么做得工作，反正有一天，我爸突然对我说：“我觉得他并不显老，再说，你也并不显得年轻。” 我不相信一个父亲能说这样的话。不符合弗洛依德心理学啊。很快，我就搬出了父母家。那是九十年代初期，家在北京还出去租房子住的人寥寥无几。

我情路坎坷，三十岁以前闹过很多绯闻，甚至丑闻，我把这笔账全都算在了父亲的头上。三十岁以后，我的感情事一片空白，我把这笔账也算在了父亲头上。三十五岁那年，我来到了温哥华。搬到大洋另一边的好处之一，就是在心理上和父亲两清了。这就叫望洋兴叹吧？再怎么不如意，也赖不着父亲了。

我以为我早就把父亲的毒全都肃清了。想不到，这才刚到香港，离北京还有两千公里呢，父亲又开始逆袭。“你也并不显得年轻。”难道说我这一生已经完了？再也摆脱不掉这件事的阴影了？

我全身发冷地蜷缩在被子下。不知过了多久，我伸出手去，从床头柜上抓起了手机。开机一看，英民已经给我留了十几条短信。好吧，再给你个机会。

英民告诉我：他女儿被车撞了，右腿骨折。“那你为什么昨天不肯告诉我呢？这是你女儿哎！难道我会不理解吗？”我使用了强烈谴责的语气，同时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为了掩饰自己的小气，我开始无理取闹：“莫非你跟你前妻旧情复燃了？” 其实我们俩以前从未谈过“前妻”的话题。

“绝对不可能。”他干脆地说。
“那，那你女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昨天晚上已经做了手术，现在情况稳定，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了。要不，我现在就过去？坐飞机三个小时而已。” 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还是我去北京吧。” 说完，我又有些后悔。英民听起来则是又惊又喜，“那太好了，北京欢迎你。”我只好打电话订了三小时后的机票。

作者简介：王芫，1966年生于北京，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出版有《什么都有代价》、《你选择的生活》等四部长篇小说及英文短篇小说集Beijing Women（由孔书玉和Colin S. Hawes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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