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崔健和王朔的精神是开拓性的 | 11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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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夏榆访谈录《黄永玉：我的心，只有我的心》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链接在此。

黄永玉：我的心，只有我的心

文/夏榆，黄永玉

在阿瑟·米勒家劈柴过冬

1953年，黄永玉在香港听说沈从文自杀。

后来知道表叔获救的消息，黄永玉才松了口气。

因为“政治的无知”，沈从文逃过了1957年的劫难，但没有逃脱“文革”的厄运。很长一段时间，沈从文的工作是清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

1983年，黄永玉给曹禺写过一封信。

写信是因为当时曹禺到黄永玉家里谈到他跟沈从文的交往。他感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人情和政治的冷暖。曹禺说他曾是沈从文的好朋友，但是他多年来一直不敢去看沈从文。他很自责，为这件事抱歉。

黄永玉先生90自画像。图片来自于网络。

[黄永玉口述]

曹禺说他不敢去看沈从文，但是我在沈从文家见过他一次。他还是看了，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只是他对表叔一直怀有愧疚，责备自己几十年。

为什么写这封信？就是因为曹禺先生那次在我家说起他的心情。他说你看你多好，有这么多朋友来看你，你也能去看朋友，我就不行，我不敢看别人，别人也不来看我。他跟巴金先生也讲过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我说你以前是我们的大山，但你被“势位”所误。你要把原因归结到社会还是不太准确，你有自己的原因，你是因为所处的位置耽误了自己，你要把位置稳住，因为这个位置，你不敢招惹是非，不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像有钱的人不敢跟讨饭的打架一样。

我说以前你是我们的大海，是我们的高山，现在你变成了小土堆，变成小沟渠，为什么？实际上我知道为什么，谁都知道，他也知道。有什么办法呢。写这封信是因为惋惜曹禺一世的才华——年轻时写出那么多剧作，后来没什么象样的东西，那是一个剧作家的悲凉。其实不光曹禺，还有夏衍、茅盾，好多好多，都有这个问题。

当时阿瑟·米勒来中国访问，在曹先生家里做客。英若诚也在，他把我的信翻译给阿瑟·米勒听。吴祖光很担心，他说你这信一写曹禺准跟你绝交。吴祖光了解曹禺，但没有想到的是，曹禺后来回了一封很诚恳的信给我，他说我把你的信裱起来了，裱成一本册页。

阿瑟·米勒是我的朋友，他是个很有活力的人。他来北京到我家几回，他的书里也写到我们的交往。我到美国，在他家住过十多天，他家里的桌椅全是自己打制的。他住的地方有森林，阿瑟·米勒自己带工具采伐，自己锯木头制作桌椅。我去看他，他就开拖拉机带我到森林伐木，木头运回来他自己用斧子劈开，那些木头就作他过冬的烧柴。阿瑟·米勒和曹禺完全两种状态，我对他说，我们也有个大剧作家曹禺，可惜曹禺离生活太远了。

我们很多艺术家是这样的命运。像阿瑟·米勒那样就被看成异端。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1957年，那时候我们买布要凭布票供应，我用布票买了一些厚布，做了一个小帐篷带着全家四口人，还有朋友的孩子，我们带着狗去野外打猎、露营。从小我就养狗，在家乡我舅舅喜欢打猎，我就跟着他。1957年，有人就贴大字报，批判我是资产阶级分子，批判我是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问题是他没有见过资产阶级，不知道资产阶级是什么样。真正的资产阶级可不是像他们想的整天无所事事，资产阶级是很奋发进取的，这个他们不知道。

阿瑟·米勒的成长和我们不一样，现在他死了，他在活着的时候创造力惊人，跟曹禺完全两样。在美国的时候我看过阿瑟·米勒排戏，阿瑟·米勒就坐在导演旁边，随时修改台词。演员问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他如果觉得好，当时就改。排完戏再开车跑很远的路带我到他家去。

那年，他到中国访问出了一件大事，他到北京的时候恰好是我们的一位网球选手出走美国不归。我去北京饭店和朋友吃饭，听人说起胡娜的出走事件，听到消息说某某负责人指示，把阿瑟·米勒驱逐出境，他把胡娜出走跟阿瑟·米勒的来访放到一起处理。阿瑟·米勒是北京人艺请到中国的贵宾，胡娜是自己出走，怎么能把两件事相提并论呢？

有关方面生气，态度坚决要把阿瑟·米勒驱逐出境。我就赶快告诉当时文联负责人陆石，请他赶快跟中央去打听打听，千万不能这么做，要是把阿瑟·米勒驱逐出境，国际会大震动，我说要知道阿瑟·米勒是什么人，你请人家来的，真那样做会使中国丢脸。后来中央领导过问，阿瑟·米勒没有被驱逐，他大概也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

黄永玉先生作画中。图片来自于网络。

不爱黄霑，爱崔健

“画画的人，永远是个孤独的行者。他要对付自身、身旁、世界、所有的惊涛骇浪的人情世故，用极大的克制力维持创作环境的宁静、安详。”

在1980年代中期，黄永玉有很长的时间生活在法国和意大利。在一本《沿着塞纳-马恩省河到翡冷翠》的书里，他记录了这段异国的生活。

“每天提着一个在沙特买的简陋的小麻布袋，里头装着一支‘小白云’毛笔，一个简易的墨盒，几次到欧洲来都用的是它。跟一卷窄而长的宣纸。再就是一块厚纸板和两个小铁夹子；我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

在巴黎的住处是好朋友为黄永玉找的，在卢浮宫墙外的大街上，一套闹中取静的典雅屋子。三楼或是五楼，电梯小，轰轰隆隆来到楼上，胡里胡涂住了一个月。从墙上大阳台可以看到卢浮宫顶门上一系列雕刻。直街拐进另一条横街，中间的丁字角就是广场，广场中一个骑马的武装女人，镀金铜像。她就是圣女贞德。

黄永玉沿着塞纳-马恩省河到翡冷翠，追索印象派之源，访问梵高的故乡，寻找达·芬奇、罗丹、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足迹。

黄永玉先生笔下的长耳鸮。图片来自于网络。

[黄永玉口述]

在国外那几年没有什么，意大利那边，我有个家，有时候回那里去，我女儿黑妞在那里定居。国外就是国外的生活，有时候杂志报纸让我写写哪个东西，我就写写。其实在生活里面不重要，在那里就是休息。中国人嘛，外国文化有时候也难免沾染到了，但不是绝对的。中国文化当然是主要的。

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历，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路子。人家说黄永玉是玩家，黄永玉玩得挺开心的。我不玩，不喝酒，不唱卡拉OK，不打麻将和任何纸牌。吃东西也不偏爱，不是说一定要吃好东西，有什么就吃什么，无所谓。朋友来往也不是很多，就几个小时候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开阔我们自己的知识，年纪大了，走路也不方便了，这些朋友来了，跟我谈另外一方面的知识，交流交流，有一种新鲜感，就是这样。很平常，就像大家过日子一样。

除了画画、写文章，就是看看书。我没有必读书，爱读什么书就读什么，包括《老子》《庄周》《麻衣神相》，什么书都看。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书。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种。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有益，换个时候就变成有害了。苏联几十年前出过本《联共(布)党史》，被说成是一本对全人类命运至关重要紧要的最有益的书。怀疑它是有罪的。现在呢，变成一本有趣的书了。你可以用它去对照国际共产运动的发展，得出妙趣横生的结论。这是时间转移的结果，由不得谁和谁来决定。

一本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价值和作用完全不同。历史也是这样，正史、外史、野史，来来回回滚，我们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历史的看法都会有变化。

读书读得最好的是钱钟书。我跟钱先生在北京西郊三里河一个大院里住过十来年，俞平伯夫妇、金山夫妇也在那里住。有的人读书像刘文彩，把读的书当成自己的财产来炫耀，就好像政治家拿官当得大来炫耀，有钱人拿财富多来炫耀一样，不但炫耀，而且架子越来越大，脾气越来越粗。有学问的人就变成脾气很大的一个人，这些人读了书，也不发挥，这是一类；还有一类，读了一本书就大发挥。

像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古代的书、现代的书，古代外国书、现代外国书，他都能读懂，读了能消化，他把书消化以后变成一种精深的学问，这不容易。还有就是他记性好，加上见闻广，对人生有鲜明的态度，这在老先生很难得。钱先生的书写得也好，他有人生，他的人生也很有趣，《围城》是懂得人生的大书。但钱先生是教授的人生，书斋里的人生，跟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比，还不够。但他这样的人已经很少有了，人生百年，能像钱先生这样已经很好了。

我这个人，特别的地方是兴趣广泛一点。就连儿童画我也喜欢，中国的、外国的、非洲的，我都喜欢。音乐我也喜欢，包括古典音乐、现代音乐，还有山西梆子、西北小曲，我都喜欢。也有不喜欢的，比如香港和内地那些大喊大叫的流行音乐我就不喜欢。在香港时我就对我的老朋友黄霑说，你怎么写散文写得挺好，写歌词怎么都不通？他说香港人喜欢东扯一句，西拉一句的。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当时湖南电视台拍一个我的专题节目，黄霑在我香港的家中接受了采访。还有什么四大天王，那些人唱得还真不怎么像话。演好声乐需要出色的嗓子，四大天王的嗓子出色吗？我听不出来。

我喜欢欧美的现代音乐，包括流行音乐。从早期的猫王，到披头士，到以后的西蒙我都喜欢。我一个朋友，音乐学院的院长赵沨，他就不喜欢现代音乐，我说你有没有看过披头士写的总谱？那个总谱看起来可不简单，它的旋律、节奏、配器学问大大的。可惜赵沨不在了。我听猫王、听披头士的时候也不老啊，1957年批判我的一个罪名就是我向学生介绍欧美古典和现代音乐，他们说我是罪魁祸首。

那时候我还年轻，从香港回到内地，带回来一大堆欧美的现代音乐。那些乐曲的歌词真是好，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混乱。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电影里那个纽约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被黑社会雇佣的杀手绑起来了，放在汽车后备厢里面，汽车在走，整个晚上就放西蒙和加丰凯尔的歌曲，让那个陷于绝境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活下来：“你别忧愁，我愿意变成一座桥，让你从我身上渡过忧愁。”

当然，我们也有杰出的音乐家。比如崔健。他是一个开拓者，了不起的人。王朔我也喜欢。我觉得在将来他的文学地位是摧毁不了的。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是一个开拓者。王朔的书我都读了。我觉得崔健的精神，王朔的精神，是开拓性的。开拓什么？开拓一种境界。文艺的道路是需要开拓者的。比如说印象派，1875年，像德加、马奈、莫奈、毕沙罗、图鲁斯·劳特雷克，像塞尚、梵高那么一帮年轻人，一起把太阳抬到绘画里面来，这是一个开拓。

一样的道理，崔健让中国有了“摇滚音乐”，王朔让中国有了年轻的舒展。不叫苦，不哼哼，把今天的年轻的社会关系、情感抖搂出来。教一切人，包括老人如何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底层，为新世界欢欣。开拓所向披靡的幽默强势，你没有头脑和眼睛吗？怎能叫他“痞子文学”？他们从中世纪一样保守的文化禁锢中冲出来，从政治高压里面冲出来。可能他们很难让人一下子理解。需要时间，有了时间，很多事情就可以被证明。

艺术家，有的道路宽敞一点，有的道路曲折一点，我一直想崔健和王朔的问题。崔健来过我这里，王朔我不认识，王朔有一个很难听的称号：“痞子文学”。有的是官方这么说他，有的是同行这么说。没关系。有没有第二个人，全北京市的书摊都卖他的书？狄更斯当年写小说，不是一本一本地写出来，他是一天写几页，由货郎带着走乡串市去卖，人们读狄更斯的小说，货郎一次来买几页，下次来下次再买，这就是狄更斯当年的读者。我一直喜欢狄更斯在他的小说《双城记》中的题辞：“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这不是小事。崔健和王朔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精神和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在给别人开辟道路，他自己可能因为某种情况，闪避在另外一边，但道路开辟出来了。崔健是不朽的，他一定还有辉煌的未来，王朔更是这样。很多人把他们看得很普通。他们是思想者。他们可不是仅仅在音乐或文学行当混日子的人，绝对不能小看他们。当然他们也不能小看了自己。但是作为一个读者，作为一个音乐欣赏者，我感谢他们。真正优秀的艺术不是随便就可以否掉、贬低的。欣赏艺术的人也要有欣赏的人格，社会对待艺术不能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