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武汉大学，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
滨湖的大学
武汉大学武昌东厂口老校址大门。图片由作者提供。
但是武昌城郊哪里最适合新的大学落座呢？又有哪一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地势风光以及它的周边环境都能配得上这样一座新的大学呢？
这时叶雅各出现了。叶雅各告诉李四光，武昌东湖一带就是最适合的地方。其天然风光不独国内各校舍所无，就是世界大学亦所罕见。这一论断立即吊起了李四光的兴趣。于是有一天，李四光和叶雅各带着干粮，骑着毛驴出了城。城外尚是一派的荒凉，行人越走越少，但风景却越来越好。
他们来到了东湖之滨，看到了落驾山和它对面的狮子山。这块有如仙境的土地，挟着山带着水，半岛一样伸向波光浩渺的东湖中。李四光见之立即激动起来，跳下毛驴便握着叶雅各的手，惊呼大叫着：就是这里了。再也没有比这里更漂亮的地方了。叶雅各自然也大为开心，这是他一眼看中的地方。他知道在这里建起来的大学将会有着怎样广阔的前景和怎样响亮的名声。
李四光回去后，便将所有新校舍筹委会的人都弄来视察。当时的湖北省是方本仁代理着省府主席，他也去看了。去者几乎人人认为此地依山傍湖，景物清幽，与中国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理想也十分吻合。且山地也多属荒山旷野，不扰民，不为迁徒人户而额外花钱，的确是绝好的大学校址。
人人都对这块地皮表示满意。于是，新的校址就这样在人人看好的情况下决定了下来。湖北省政府第十七次政务会议提出议决，通过后即依照中央颁布的土地征收法于1928年8月15日正式公告。校方将省府核准公告详情上报核准备案。新校址圈地所需要的一切法律手续经办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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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武汉大学的开创远不是从1928年才开始，在此前它已经有了25年的历史。
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是张之洞在1893年与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一起开办的学堂之一。它一改中式书院传统，而依照西方教育模式，采取按斋开课方法，入学要担保和考试。这是武汉的第一个专业学堂。有意思的是，这个学堂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它明文规定学生不准抽洋烟，毕业后，不得为洋人做事，否则将追赔学费。
由自强学堂始，经过数年演变，从变成方言学堂，到武昌高等师范、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昌中山大学被盘踞在汉的新桂系军阀摧毁，一时间，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竟没有了大学。这一百年多年来，唯此一年，武汉的大学史上出现空白。
1928年5月新上任的省教育厅长刘树杞认为武汉曾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文化教育却瞠呼其后，于是提议在武汉重新办一所新的大学。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是蔡元培。蔡元培立即表示支持筹办武汉大学。时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的王世杰、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以及在中央大学当教授的周鲠生也都极表支持和关注。
当时的湖北省府从自家角度出发，提出办大学当然必要，但最好由省里来办。蔡元培却没有同意。蔡元培认为湖北政局素来动荡频繁，官员们走马灯一样更替，很难保证学校的正常发展，而一所大学学校是需要的是长久稳定的局面。所以，武汉大学应该办成国立大学。
靠了蔡元培的一锤定音，敲定了武汉大学的大盘。没有“国立”二字，以动荡不宁的、不时由军人当政的湖北省府的水准和眼光，武汉大学又何曾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能熬到今天都不是件易事。其它至于选择新校址，建设新校舍也都只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我一直觉得是蔡元培为武汉大学的今天提供了最大的前提，整个华中地区都应该感谢蔡元培这定音的一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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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决定好了，现在进入了规划设计阶段。崭新的大学当然不能草草建筑，它必须完美，必须要经受得了百年时间的考验，它必须不同凡响。用新上任的王世杰校长的话说，它的建筑要保证用两百年。
李四光为此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凯尔斯（F.H. Kalse）来做新校舍的设计师。凯尔斯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毕业的。对中国的传统建筑很有一番研究，他曾经为上海设计了许多大型的公用建筑。生于1869年的凯尔斯接受武大的设计项目时，业已是六十岁的人。
凯尔斯到汉后，从空中到地面，对珞珈山进行了多番考察和实地勘察。对有着如此山水景色的校区，甚为称道。凯尔斯的设计方案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自然景观的原始风貌，尽可能让建筑与山水融为一体，同时既让建筑本体呈现中国的民族风格，又让其功能西方化现代化，以适应教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方案，一出台，便获得大家的赞许。
被叶雅各和李四光看中的这片优诗美地，沿着东湖，相偎相依地座落着大小十来座小山丘。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珞珈山、狮子山外，还有火石山，侧船山、半边山、小龟山、团山等。其中珞珈山为群山之首，海拔最高处为118米，东西长1280米。按乾隆《江夏县志》说，此山原名“逻迦山”，俗称“罗家山”（也有人说叫“落驾山”）。
在确定校址时，著名诗人且又是武大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建议将山名改为“珞珈山”，一是与原名谐音，二是取它字形的华丽漂亮，三是以坚硬玉饰之意来象征新的大学。此议一出，立即得到所有人赞同，新上任的王世杰校长当即便批准。从此罗家山或落驾山退隐，珞珈山浮出。
珞珈山对面的狮子山海拔65米，为校区内的次高山。图书馆就是修在狮子山上。不过，这里并非是狮子山的最高点。最高点为图书馆左边的原文学院大楼。为了使其低于图书馆，并与法学院对称，建筑时将山顶削去了10米。其它几座山头，均在海拔50米以下，散立在珞珈山和狮子山旁边，构成美丽的起伏线。东湖的水面辽远阔大，临湖水线长达两公里，水质清澈，水鸟飞翔，远处的磨山南望山清晰可见。湖水的清香和树林的清香混成校园里的空气，鲜活而清新。
美丽的环境大大激发了凯尔斯的创造热情。他认为像这样山呼水应、远僻闹市的地方，是极好的校址。因山不高，建筑可以依山而筑，山石可利用，坡地可利用，山谷可利用，到处都有的湖水和泉水能提供水源保障。於此山水间修筑大学，再好不过。
筹备工作顺利地进展下去。设计与修路都开始进入状态。山上民居很少，校方张贴出公告后，逐一买下他们的地皮；山间还零星有一些坟地，校方亦贴出了迁坟告示。
原本以为事情进展顺利，不料事情突然发生了变故。这件节外生枝的事，使得武大新校舍的计划几乎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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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来得其实有些突然。此时原代校长刘树杞已经离任，到位的是新校长王世杰。
王世杰是湖北崇阳人。因他的字为“雪艇”，所以更多的人称他为王雪艇。王世杰读书读得杂，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学采矿冶金专业，后来留学英国，学的是政治经济。他在伦敦大学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跑到法国，在巴黎大学拿下了法学博士的学位。回国后，去北京大学当了一阵子历史教授，然后又做了南京政府法制局局长。还被派到海外，在荷兰海牙的公断院当过一段时间的公断员。
1929年5月王世杰走马上任武汉大学校长，几乎一到位上，他就面临着这场新校区是否还能在东湖之滨珞珈山下兴建的轩然大波。
引发风波的是周边的居民。领头的是一个叫陈云五的人。陈云五领着一拨人四下告状，试图阻止武大新校区建在珞珈山一带。其最大理由便是：珞珈山狮子山是当地老百姓墓葬地，那里埋着他们的祖坟，这是不能动迁的，所以学校必须改换地方。陈云五的申诉状字写得极是漂亮，行文也非常煽情。
信说：“有墓者闻之莫不泫然流涕。我祖我宗，何辜而罪？此翻尸倒骨之惨事，外者闻之亦莫不黯然长嘘。以一大学之建设，重增人民之痛苦，此果何为耶？”又说：“谁无父母？谁无祖先？设身处地，情何以堪。且进而言之，既非全国铁路之必经，又非与敌之作战。垣建校址，何地不可？卜迁改弦更张，庶生者不致饮恨吞声，死者亦戴德于九泉之下矣。黄雀虽微尚知衔环，我独何心，岂有人不如鸟者乎？青天白日之下，数千民众延颈待命，哀痛迫切，冒死陈词。”
面对如此声泪俱下的申诉信。湖北省府立即动摇。武大校长王世杰对此则表示：“现一切建筑计划均已完成，修路购地各项工作业经开始，已用去计划绘图及建筑费高数万元之多。所谓变更迁地一节，决难置议。”王世杰指出：“在新建筑地段，此时急须迁移之坟墓，估百余冢，该民等统称千冢亦不相符。”
但是，原本同意并下发了文件在此建校的湖北省府的态度却由此而变。不知是恐怕民众闹事，还是陈云五这些人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背景，省府很快向上面打报告，希望武大校址另迁它处。报告称老百姓得知公告，“惊悉之下，群情震骇。窃以为王世杰校长圈定该地区，违背法理，拂逆人情。蔽上罔下，用意良深。”
又说：“武昌城东南南湖一带营田，城东徐家棚丙段旱地，均有外江内湖之胜，平旷空阔，风景佳丽，田内全无坟舍，地势毫无平陂，一经勘测，即可建舍，工程亦极简易。”而“珞珈山一带地区，冢墓累累，姑置之不论，其它地势，珞珈山狮子山……其间山岭错综，环地起伏，最低度达三、五十米。而该地区地质仅地面有黏土，纯系岩石”等等，反正就是说在这里建筑既伤民，又花钱太多，你们还是换地方就是了。
政府当局站在了原居民一边，而校方坚持不退让。结果风波越闹越大。学生们一怒之下到省府抗议，要求按原计划修建学校，而原居民亦群情愤然，跑到省府请愿，反对在他们的坟地上修建学校。老百姓们还冒着雨去到武大交涉。王世杰并未出面，接见他们的是事务主任熊国藻。老百姓从学校回来便说，接见过程中，来了一帮学生，声称谁请愿就打谁，一切都得由校长作主等等。
在此一片混乱中，湖北省府一纸决议下达到武大。决议上说“本府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函武大立时停止掘坟，免釀意外风潮，另觅无坟地点，再行规划”等等。
武大的新校址是刘树杞当校长时与湖北省府共同定下的。王世杰上任后，只是继续前案，料不到却遇上如此让人头大的事。但王世杰也不是怕事之人，或因为博学广见，阅历丰富，经历过大场面，遇再大的事也能从容应对，镇定如常的缘故，王世杰根本没有退怯之意，他为坚持武大珞珈山校址据理力争。
在给省府的信中王世杰抗辩道：“现在训政伊始，重在建设，故中央所颁土地征收法第三十三条特别规定，凡在圈定范围以内之坟墓应全迁移。省政府治省道鄂东鄂西鄂北沿道旁迁坟墓何止千数，首都建中山马路远在明宗之坟亦有迁移者。岂他人之坟则可迁，独陈云五之坟独不可迁乎？又谓无地无资者力不能迁，敝校通告载有贫苦坟主当酌予资助。”
对于省府提出的新的校址，王世杰认为徐家棚为商业区，地势平垣，无山水之秀；而南湖为营房区，乃战争所必争之地。两处经专家考察，远不如狮珞二山之环境。此外依山建造，非但不像所说那样不经济，反倒能利用山基，无需建筑高厚之房基，利用山石，可节省砖料，在经济是实际上最为合算。至于陈云五等人既不知建筑原理，又扯风水祸福之说，以阻挠国家之百年树人之建设大业，遁词荒谬根本不值一辩。
应该说，没有王世杰的鼎力相争，徜依然照现在人的做派，一切以领导的意图为准，武大算是建不起来了。但王世杰却并非如此。面对省府强硬的态度，王世杰一方面以更强硬的态度抗争，一方面派皮宗石教授去南京当面陈述，与此同时自己又亲给教育部时任部长的蒋梦麟致电。
王世杰说：“我校落驾山新校舍一载以来，绘图设计修路种树购地盖建筑监工房屋所费，已达数万元，乃正拟开工，竟有豪绅陈云五程桂生等以自己祖坟各有一塚在新建筑范围地段之内，一再捏词生诉。经湖北省政府议诀，函我校另觅无坟地点，再行规划等。因我校建筑计划，几费经营，中途变更，物质精神将两受巨大损失而工事更不知何日开始，我校全体教职员学生以新校舍之建筑关系武大生死，群情愤激，莫可过止。除另由皮宗石教授赴亦面陈外，将先电闻。”
蒋梦麟很快便给王世杰回电。蒋的电文中说：“该校建筑新校舍案经呈行政院指令已如请令饬湖北省政府切实晓喻，并令该大学按照定案进行工事，特电知。”
行政院果然也下了令：令湖北省向陈云五等人晓谕：勿许抗阻新校舍的建筑，同时令武汉大学按照定案从速进行建设。
扯了几个月的皮，以行政院一纸电文落下帷幕。一切都按照原计划去进行。武汉大学落座珞狮山下的方案不可更改。风波的结局是以王世杰领导的武汉大学大获全胜。此时已经是1929年年底，翻过年便进入了三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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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新校区的规划出台后，即向全社会进行了招标。1929年3月破土，一直到1935年方完成大部分建筑。汉口著名的营造厂汉协盛以及袁瑞泰、永茂等营造厂以及上海六合公司共同接下了这项工程，分别承建各处建筑。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场面。武大拥有珞狮两山及山麓上万亩土地，校区地盘也达三千多亩。主要建筑有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和体育馆、图书馆、饭厅、学生宿舍、俱乐部、教师住宅、实验室、大门牌坊以及水塔等建筑。建筑面积几近8万余平方米。如此集中如此浩大的建筑活动，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也属罕见。
因校区在数座山丘之间，地势高低落差颇大。建筑便依山就势，既借山坡，亦借山谷。设计师凯尔斯为了搞好武大新校舍的总体规划，他上上下下，反复多次进行勘察。正逢天寒地冻，他考察地形，为寻找建筑在山坡山谷中的感觉，在冷风中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在他的规划中，连什么地方种什么样品种的树，都一一标明。王世杰校长见他如此尽心努力，如此追求完美，称他完全是一个艺术家。
有人说凯尔斯的设计采用北京故宫为蓝本，也有人说凯尔斯仿照了承德有名的八大处的格局。只是，无论是故宫或是八大处，凯尔斯全部设计思想都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这样浓烈的中国传统建筑原则，在武大诸多组建筑中都清晰可见。
凯尔斯把这种理念和原则巧妙而纯熟地与西方的古典建筑风格、西方的建筑技术和最新的建筑材料结合了起来。利用珞珈山和狮子山形成的山势和山谷，布置校区，使得校区内的建筑在彼此风格上浑然一体，又与起伏有致的自然环境谐调相处。正是因为这种东西方优势的组合，方有了武汉大学建筑群的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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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心区建筑群三面环山布置，形成两个大组。一组是以图书馆为主体，坐北朝南，展开在北山丘陵地带的狮子山上。居山顶而中央突出的图书馆，外形全然中式宫殿模样，副楼屋脊歇山连脊，八角的塔楼有如皇冠，隔得老远都能远远望见它立于高处的风姿。图书馆两翼分别为1930年修建的文学院和1935年修建的法学院。法学院大楼修建时，湖南省政府为此楼捐款十二万元。文、法大楼外观几乎完全一样，如同孪生，但内里却各自有异，与图书馆一样，屋顶亦是宫殿式的。文学院修建得比较早，因此学校前三任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鯁生都是在这里办公。
图书馆下的学生宿舍抱坡而建。这就是著名的老斋舍。老斋舍始建于1930年，它的建筑平面采用不同层次的依山组合，在顺应自然地势变化的同时，亦借助山势以构成大气磅礴的立面效果。不同标高处，沿等高线建成不同层次的房屋，基座各有高低，屋面则同一平面，从而形成“天平地不平”的格局。
老斋舍共有四个单元，三百多房间。每两单元间依山设有95级台阶的楼梯。它既是进出宿舍的楼道，亦是通往图书馆及教学区的路径。体量大且跨度长的老斋舍与图书馆、文法两大楼连成一体，形成狮子山上富丽堂皇的建筑群。站在图书馆和老斋舍之间的平台上，武大山地全貌历历在目，而山下不远处的东湖亦尽收眼底。
老斋舍的名号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它以《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来为宿舍编号，从第一栋起，由下而上，顺次称为“天字斋”、“地之斋”、“玄字斋”、“黄字斋”等等，以此类推，真是又雅致又深奥，还充满着东方文化的神秘古韵。它们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武大标志性的建筑，是武大的门面，武大的招牌，武大的花心，武大的胜景，武大的布达拉宫，它更是老武大人怀旧时聚会时的必去之地。
第二组建筑则以运动场为中心，理、工两学院为主体，从狮子山东头一直拉开到对面的火石山上。而两山之间的低洼山谷便形成天然运动场，运动场的看台依坡而筑。工学院和理学院遥遥相对于运动场的两头。立于狮子山东头即图书馆以东的是理学院。它建于1930年。当时的汉口市政府为建此楼捐赠了十七万元钱。直径近二十米的穹窿圆顶是用钢筯混凝土做成的，带着强烈的罗马拜占庭式风格。它的内部空间开阔，进得门去，是层层下降的扇形阶梯教室，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阶梯教室。
当年我们的历史课就是在这里上的。我们高高地坐在上面，老师站在最底。在如此屋中以如此状态听老师讲述久远的事情，感觉真是格外不同。理学院左右各有一个配楼，它们分别是化学楼和物理楼。此二楼前排被设计成庑殿式的中国城楼，以孔雀琉璃瓦盖顶，后排则是西方现代的平顶楼，主配楼之间乍一看觉得反差巨大，细一瞧却又能看到它们在局部上的彼此呼应，连廊将三座建筑沟通为浑然整体。
火石山上的工学院则建于1934年，绿色葱浓的珞珈山成为它的背景色。工学院的主楼是四角重檐攒尖顶的正方形大楼，玻璃盖顶，中间则为一个集中采光的封闭天井，阳光可从顶部直射厅内。高大的墙体、削斜的侧角和宽大的落地窗，以火石山为基础，以珞珈山为靠背，加上两个作为配景的穹窿屋顶小屋（俗称天文台）活泼地站在大门之前，工学院无论怎么看，都能显出一派大家风度。再加上它四幢漂亮的中式裙楼站在四角护持着它簇拥着它，更令它有一种雍容华贵之感。
无怪后来的武大领导将之改作学校行政大楼，令其成为学校的中心。站在工学院看理学院，觉得理学院庄重而典雅，站在理学院看工学院，觉得工学院沉静而洒脱，两个学院隔着运动场，南北对视，真是相看永不厌。
这两大组建筑群与武大的诸多小山及东湖一片阔水，彼此关照，天然相配，蓦然间就让片曾经人烟稀少、荒凉寂寞的地带，充满生机。
武大的树林是有名堂的。运动场西向山起箕口，地势骤降，这成为了学校下沉式中心园林。林中杂树繁花，种类多极。四季不同，花色便不同。任何季节，步入林中，都能看到你想要看到的色彩，闻到你想闻到的芬芳。尤其秋天，银杏树叶黄了，头上脚下满是金色的小扇子，那种情调，那种韵致，由不得你不怦然心动。
树林漫向西边，林子的边缘是体育馆。体育馆坐西面东，朝向与两大组建筑群不同，仿佛一扇绿色的大门，将这个下沉的箕口封住。体育馆建于1936年，经费是由黎元洪的儿子黎绍基和黎绍业兄弟将黎元洪生前筹设江汉大学的基金悉数捐出来修建而成。据说黎元洪生前十分看好珞珈山的风水，1935年他去世后，其家属表示还可以再捐巨款给武大修一座总办公楼，但前提条件是将黎元洪葬在珞珈山上。这一要求遭到武大方面的拒绝。现在想来，武大的校方当时还真有点个性有点傲劲。
细数起来，整个武大建筑宏观上大气磅礴，而对细节的讲究也是既精亦巧。比如文学院应该活泼，所以它的飞檐翘而尖；法学院应该稳重，所以它的飞檐平而缓。在图书馆，取暖的烟囱装饰成通灵宝塔，冲洗拖把的池子则做成了西式的“吊脚楼”。如此之类，它的精雕细琢，使得人们站在风景中远望建筑是享受，走进房子里凝视细节也是享受。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武大校园就是一件巨大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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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新校舍一期工程竣工；在春天的三月中，武汉大学由武昌东厂口正式迁入珞珈山新校舍。5月26日，武大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蔡元培先生专程赶来祝贺并讲话。校长王世杰在介绍蔡元培时非常有名士派头。王世杰说，介绍这个人只需要三个字，就是蔡元培。见了这三个字，就了解了这一个人，用不着多说。然后王世杰就请蔡元培讲了话。蔡元培的讲话热情洋溢。他称武汉大学新校舍工程设计新颖，是国内最漂亮的大学建筑。
这话一点也不为过。武大一建成，便以校区美丽扬名。但凡到武大看过的人，几乎都赞不绝口。武大的建筑外观漂亮自不必说，其实它屋内的设施也极是先进。图书馆一楼阅览室的木地板下设有取暖道，取暖方式与故宫的方式相近。最寒冷的日子里，那里也温暖如春。学生宿舍，每间住两人，内有双人用桌，木板凳及钢丝床。钢丝床的样品出来时，为了保证其结实，据说由学校身体最重且曾经是运动员的叶雅各在床上跳动实验过。两小时后，毫不变样，方算合格。
王世杰说，学生都是青壮，不给他一张结实的床，是难持久的。每斋都有抽水马桶和洗澡间，有管道直接送热水至各斋，据说热的程度几乎达到开水地步。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贵族化的生活了。七十年代末我在武大上学的时候，都没有如此这般的条件，老斋舍热水管道早就失修弃用了。生活条件优裕，武大学生所摊的费用在全国大学中标准最高也是必然。
新校舍修建的同时，珞珈山下亦修建了十八栋小洋楼。当时便被人称为“十八栋”。这是给教授住的房子，靠山面湖，阳光充足，室内宽敞实用，生活设备一应现代化，住在里面非常舒服。王世杰说，没有舒适的住所，难得名牌教授。这话说得一点不错。武大首批教授，是以留学英伦的为主。王世杰（校长）、王星拱（下一任校长）、周鯁生（再一任校长）、杨端六、袁昌英、任凯南、李剑农、陈源、皮宗石、邵逸周、石瑛等，全都由英国留国回来，然后云集在了珞珈山下。
当初文、法、理、工四大学院的院长除了闻一多是留美的之外，其余三个皮宗石、王星拱、石瑛都是留英的。留美的闻一多在武大没呆多久也因人事问题而离去。这一群人为武大的学术基础以及武大的学风作了很好的奠定。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1948年，牛津大学致函给中国教育部，确认武汉大学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授予牛津高级生资格，享有牛津研究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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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珞珈山的半山上，还建着一幢石屋。石屋又叫半山庐。两个著名的单身教授任凯南和李剑农曾经住在这里。当年四周的山上，因是荒郊野外，树种单一稀稀落落，山上到处是秃斑，放眼望去，土色浓于绿色。建校期间，王世杰校长带领着学生，从东厂口步行至珞珈山造林，半年之内，植树50万株。有了当年的辛勤种植，方有了现在珞珈山四周的郁郁葱葱。这是真正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山上还有一座水塔，这是武汉的营造商汉协盛赠送给武大的。汉协盛是武汉最著名的营造厂，却是在建筑武大的过程中，因估价错误，兼之施工中又遇大水灾，而学校的工程偏又艰难复杂，加上修路和赠送水塔，从而导致高度亏损，重伤元气，结果由此而走下坡路，及至后来全面衰落。这是武大美丽的校园背后的一点不谐调之音。
新校舍修好后，武大师生并没有好好在此教学和生活几年。抗战期间，武大从未被轰炸过。当时住在武大的郭沫若等人都猜说，一定是日本人也喜欢这个地方，他们要留下它来休息享受。汉口沦陷后，武汉大学于1938年4月被迫迁往四川乐山。在乐山一住便是八年，回来时已经是1946年。
正像郭沫若等人所猜测的那样，日本人占领武汉后，将他们的司令部设在了武大这个美丽的地方。他们侵占武大期间，沿着老斋舍种下了许多樱花树。时光任苒，这些樱花树长大开花，把这里变成武大最著名的樱花道。每年初春，武汉市民都涌来这里欣赏樱花。走在落英缤纷的樱花道上，几乎无人记得这美丽的花朵因何原因在何时间越过海洋来到这里。
图片由舒谊提供
武汉大学迄今为止，已经有了百年多的历史，珞珈校区亦走过了它75年的历程。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环绕着老的中心校区，更多的建筑涌现出来。但是不知何故，它们无论以群体相比，或以个体较量，都无法与老建筑媲美。除去建筑本身的漂亮外，或许是因为染满着岁月的沧桑和风雨的痕迹，以致老建筑别有一种风霜的容颜，别有一种绵长的意味。
从它们的门前窗下走过，我们内心中涌出的感情无法言说。时间加重了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也更加张扬它们在人们心里的骄傲。有了它们的永远存在，方有了武大的永远美丽，方有了武大的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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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作者简介：
湖光山色，落英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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