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禁欲时期的爱情
禁欲时期的爱情
文/翟永明
1976年，我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做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上山下乡”。
这对我，并不是什么坏消息，可以说，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下乡。我没有我的同学那种离开城市就如丧考妣般的悲痛，更没有另一些同学那种远大志向就此被埋没的怨恨。
我们的排长，他仅仅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但好像他比我们大了整整一代。他一直在努力，一心就想考上大学，所以想方设法地装病、托人走后门，终于以重病为理由，留了下来。顺便说一句，整个高中期间，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成双入对的，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多待一会儿，闲言碎语马上满天飞。弄得大家也一见异性，就马上作端庄相。只有我们排长，一直与副排长（女）公开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后，在一起谈心。以“谈工作”为名义，一直谈到毕业后开假条之际，大家才发现他们俩谈的是恋爱。而且谈到最后，二人都谈出病来，双双地留在了成都。真相大白后，一向把排长当成精神领袖的那些男生，气得都与排长绝了交。而排长和副排长，忍辱负重几年之后，双双考取了重点大学，后来，又双双出国去了美国。野心和爱情、成熟和独立，加上成功地把握住机会，使他们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对。
我相信在那段秘密谈心的日子里，是早熟的排长启发了副排长的爱情和上大学的野心，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在向这个计划奋进。这是另一段禁欲时期的爱情，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我高中期间，经常请假去梨花沟，此中的许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
我积极地争取下乡，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进步。梨花沟给了我最理想主义的想象，我从来就没觉得下乡是一件痛苦的事。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可比上大学有意思多了。它几乎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我甚至也没觉得这中间的城乡差别，在我看来，梨花沟的人，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那时，城里人吃肉还要肉票。一个月一人才一斤肉票，农村人的肉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人呢。再说，我那时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冲突，我巴不得赶快离家出走，到广阔天地去，那里意味着自由。
当然，我没能去成另一座“花果山”，而是去了近郊的新都县。比起梨花沟，我下乡的地方乏善可陈。新都县的农民那时，已经富了起来，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看着下乡的知青，他们已经看到知青后面的城市资源。他们对知青的态度，与梨花沟完全不一样，有着一种互利互惠的、充满民间智慧的方式。而下乡到这儿的知青，也都各怀鬼胎，一心想着“争表现”，为的是早点离开农村。因此，同大队的知青，也都互相成了竞争的对手，并没有想象中的知青中相互的扶持和情义，而是互相防范，表面团结。
梨花沟那种与世无争的陶渊明式的生活，在这儿，一点都看不到。我们需要每年挣上足够的工分，才能买足第二年的粮食。为此，我每天都在算工分。早晨天没亮，我就跟着老乡去砍莴笋，霜冻的早晨，手指都快冻掉了。大战红五月时，我连着三晚没睡觉，在抱着麦穗，走向脱麦机的一百米的路上，我就能连打两个盹。
梨花沟知青那种大集体的感觉，在这儿，也一点也没有。我感到沉闷和孤独，大多数休息的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也下乡到梨花沟这样的地方，我可能会像傅天林一样，成为一个果园诗人，绝不可能在多年后，写出《静安庄》。
1976年，我还记得在成都的天府广场，也有人贴出四五运动中那些激动人心的诗词。我在文革期间，就养成了看大字报的爱好，不是看其中的内容，是看谁的文采好。当我读到著名的“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时，我被极大地震撼了。
四五运动之后，我最关心的是：写出“扬眉剑出鞘”这首诗的人，后果怎样？很快，各种小道消息传来，说此人被枪毙了。直到今天，我也不太相信。
过了没多久，我上了大学，那是一所工科大学。我们班的人，人口混杂，最大的年纪已有三十七八，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远的来自内蒙古、辽宁，最近的就是本校子弟。我们班的阶层也很复杂，最多的是些高干子弟，其中有一位还是成都市市长的公子。最少的，是来自偏僻的，我都未听说过地名的山区农民。真是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交代了学校的政策：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违者会被处分甚至于开除。都上大学了，还不准谈恋爱啊。我估计年龄大的同学都得倒吸一口冷气。但是，政策就是政策，政策不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政策就是要把这个“最”字格式化，让其成为普适真理。
大学学校里，不可能再办学习班了。但是，老师也还是常常对个别学生，办一些小型学习班，教育他们以学习为主。而大部分同学，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个人的小算盘。比如留校啊，农村来的学生，还希望学校能分配好一点的工作呵，等等。所以，大家对老师也都很尊重和服从。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桌子正中，是两张拼在一起的书桌。吃饭和看书，都只能有一半的人坐在桌上，另一半的人，坐在床上。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有一张床。我们班外地女生占了一大半，她们的行李和箱子，都没地方放。
宿舍里有两个上海女生，她们俩的生活习惯比较相仿，人也合得来。平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她俩会突然改说上海话我们就知道，她俩正在说什么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秘密。到食堂打饭，她们也一起去。上海人很会扳着指头过日子，她俩把各自的饭票放在一起，买饭的时候，荤素相间。上海人胃口小，还可以节约一些饭票。到月底，她俩又把多出来的饭票，卖给了班上另一位上海男生。那时，我们的生活补助费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饭票。饭票卖出去，可就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零花钱。十四元的饭票，对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痨得慌。所以，肉票也开始在男女生中间交换了。当然，有的时候，交换的是现金，有的时候，交换的是体力；视双方需要和经济程度而定。
一天，两个上海女孩中的一个，把她的上铺拾掇干净，把二人的行李往上一放，再把蚊帐往下一放；两人就挤在一起睡了。在中国的70年代，人们脑子里面从未有过同性恋这个词。大家的意识都纯真洁净，两个女孩再好，也好不到那个“恋”字上去。一男一女，睡到一个床上，那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二女或二男，睡到一张床上，天经地义，没人会说半个“不”字。我记得七八十年代，旅馆都是二人间或多人间，男人和男人住一间房，也是天经地义。女人若想和男人住一间房，就麻烦多了。首先得有介绍信，然后，还得有结婚证。否则，想也别想。
总之，同班的女孩们突然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在这大学四年之中，可以有一个人陪伴你；生病了，会有人照顾。上晚自习时，有人帮你占位置。情绪不好时，有人倾听。周末有人一起去看电影；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因为，还可以公开的肩并肩，甚至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不会担心老师办学习班，不会担心受处分，也不会担心毕业后，影响分配。
于是，好像一场疫情，女孩们快速地成双配对，寻找着爱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后面越恐慌，因为，别人都配对完了，自己还孤独着，那绝对是可耻的。最后的两三对，几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胡乱凑合的。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十八个女生，一个不落地配成了九对。我也不例外，几乎是毫无争议地就被本地一位女孩，主动地将我与她配上了。其方法，可以教一下那些有了意中人，还未成功的单身女孩：某一天起，我回到宿舍，发现我的饭盒被那位女孩拿走了，不一会儿，她就从食堂打回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吃完饭后，她几乎是抢过我的碗来，冲到水池洗碗去了。在享受了多次“田螺姑娘”的“柔情蜜意”之后，一向懒散的我，终于被“征服”了。尽管我一直不是个肉麻的人，但还是皱着眉头，由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不过，由于我俩都是本地人，下午下课后，就各自回家去了。所以，“田螺姑娘”的享受，也就限于中午。
九对女孩配完后，总算太平无事。我后来常常想，幸亏班上女生是双数，如果是单数的话，还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从那时开始，班上的女生都是出双入对的。上课时的座位，也自动地调在了一起；复习时，两个女孩头挨头，窃窃私语。男生想要插句话，不是那么容易。当然，在周末的时候，也有男生邀请女生去看电影的，但一邀请就是两个。更多的时候，闹不清楚谁是谁的“电灯泡”。一天晚上，下雨，一个男生主动要借给我雨衣，后来我发现，他实际上是要借给跟我在一起的女孩。还有一次，我被一位女同学“盛邀”到峨眉山旅行，到那里之后，才发现还有一位男生同行；回来后，班里已经“盛传”他俩的绯闻。到后来.“乱花渐欲迷人眼”，“二人行”有时变成“三人行”或“四人行”，男生们走马灯式地与女生“友谊”过来，“友谊”过去。但始终不变的，却是两个女孩的组合。
上面这九对女孩的故事，今天的人看了，肯定以为是我编的，是为了搞效果。但事实上，这些全都是真的，里面的故事多了，要写，可以凑成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我从来不记日记，记忆力也日渐衰退，记住的，只是这些事情的轮廓和大背景。那些轶闻趣事，全都随风消逝了。
翟永明 图源网络
终于，生活和学习，都翻过了七十年代这一页，我们毕业了。在毕业和就要离开学校之际，我们班的男女组合，突然发生了巨变。九对假凤虚凰中，起码有一半，这时公开和某位男生出双入对；公开地和他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也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和他在公共食堂中，同在一个饭盒里吃饭。现在，开始能够看到他们和她们的组合：哦，原来是这样。让我疑惑的是，他们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法，成功转型？看来，我不在校的那些夜晚，在这些貌似双胞胎进进出出的背后，其实一直是暗潮涌动呵。而那位一度与我同坐同行的女孩，也在毕业不久后，飞快地、正常地结婚生子，与我渐离渐远。
呵呵，禁欲时期的爱情，如同战争时期的谍战一样，都有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禁欲时期的恋人们不用人教，全都深谙此道。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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