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冰：一位天马行空，荷尔蒙四溢的妙人，进过监狱，收留老人儿童
“荷兰干花”与两种荷尔蒙
文/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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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过早接触了太多形形色色的另类人物，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不过二十多岁，但举手投足之间，已经有种“如今世事见惯”的矜持了，而那矜持里又显然有着对我们这些阅历苍白的人近乎慈祥的轻蔑；许多惊世骇俗的人和事，从他嘴里说出来，都轻描淡写，若不经意。我们咋呼慨叹，他就尖着嗓子笑，音色介于“嘿嘿”与“嘻嘻”之间。这样笑，不是因为吓了我们而得意，相反倒是惊诧，是对我们少见多怪的惊诧。
某次和他聊天，不知怎么谈到了建房用的红砖，他说曾被人掐着脖子，抵在一堆码好的红砖前，于是他曲肘向后，不断拿砖拍击对方头顶，碎了四十多块，对方居然不倒，“所以你别以为红砖结实得很。”他说。这样的情节，指向这样的结论，让我一时如若失重，回不过神来，他则伸中指顶顶眼镜，谈起了别的事。
而在所有的朋友里，他最瞧不起的也许是我。
跟他相比，我的生活的确太过简单平淡，所以他曾评价我是“暖房里的干花”，而且是“荷兰干花”。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特别强调是“荷兰”干花，莫非别的国家不产干花？对他的蔑视，我心态复杂，一方面，我对他驳杂如涂鸦的人生履历束手无策；但另一方面，要让我对一个只比我大几岁的同辈认账，于我当时的年少轻狂，也是件为难的事。
为了平衡内心的分裂，我采取了肯定内容、抨击形式的策略，对他的小说手法大加指责。我对他的指责，当然也被包纳在他对我的蔑视里，所以差不多的情形是：我说，他低头瞅自己的膝盖头，一声不吭，等我说完，才一一反驳：这里是因为迫不得已，那里是没有领悟他的匠心，另一处是“我恰好就要这样写”，再一处，“我写的跟你说的一样啊，可见你没好好看。”有次他真被我说得不高兴了，没有反驳，而是坐在椅子上闷声不响。但可惜他是个弯眼睛，再气，看起来也还是在笑。
那时大家都穷，不时做些发财梦。我们的梦左右不过是小说拿了大奖、成了畅销书作家、某作品被某导演看中了之类，基本上离不开自己码字的那点雕虫小技。刘灵的想法不同，一开口就把大家吓得倒退八丈，我如今还记得的有二。
一是我命名的“无本循环养猪法”，简单说来，就是用草和粪便喂老鼠，用老鼠喂猪，然后把猪卖给人吃。第二种方法大幅增加了成本，养兰花。具体措施是：每天清晨，雇数百民工守住进入市区的所有路口，在那些挑着兰花进城的花农还没有进城之前，就把他们手中的兰花一网打尽。“开始是要花很多钱，但只要其中有一盆足够名贵”，他淡然道，“成本不就全回来了？”
从刘灵嘴里说出来的种种奇闻异事，我们听了，常常将信将疑，原因是一方面实在离奇，另外就是同一件事，不同场合他又时有不同版本，尤其是关乎他自己的部分。
比如说到他在狱中所处的等级时，第一次是“岛主”，下次就变成了“菩萨”，再下次，可能又回到了“岛主”，似乎全凭情节需要而定。我们质问他，他就一如既往地、豁达地笑，嘲弄我们不可救药的记忆力。对此，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的确接触过许多我们无从想见的人和事；再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小说荷尔蒙”分泌过分旺盛，不只流淌在作品里，还横溢到了现实生活中。
有个晚上，朋友们相约在某家小歌厅喝茶，我发现刘灵与往常不同，表现得心事重重，神思恍惚。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那样，不断在别人唱歌时，邀请朋友中的一个女作家跳舞。他基本不会跳，只是随着音乐跌跌撞撞地四处走，但上身微倾，双手紧紧按在对方腰与臀间的低凹处，表情既迷醉又忧伤。
我觉得奇怪，忍不住悄悄问他何以如此异样。他开始否认，继而又主动告诉我：头天晚上，他在街上遇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于是把她领回了家，但早上醒来，那女人已经消失，只留下一件紫色的薄毛衣，上面有很淡的香水味。他说他嗅着那个味道，整天都心神不宁。那天我们散得很晚，离开那家歌厅时外环路上已经看不见行人，大家就站在几棵大梧桐树下分道扬镳。刘灵保持着整个晚上一以贯之的神色和我们道别，我心里装着他刚才告诉我的故事，目送他离开，感到“诗人荷尔蒙”在他身体里的倒腾。
刚和刘灵认识时我经常独自去他家，有个夏天，我们聊到很晚，我正打算回去，却电闪雷鸣地来了暴雨，他于是劝我当天就别走了。我不习惯在别人处留宿，执意要离开，但雨始终不停，最后只能妥协。我们脱了上衣，各穿一条短裤坐在席子上继续聊。他突然发现我的短裤上有个破洞，于是恍然：“我终于晓得你为什么死活不肯在我家睡了。”
那之后不到一年，他就承包了一处离城市有二十多公里的农场，渐渐和朋友们生疏了。当时我以为他终于开始实践他的“无本循环养猪法”了，还暗自祈祷，但愿他打算养的只是观赏猪或者宠物猪。十多年过去，我再没见到过他，只偶尔听说他在农场收留了许多孤老和流浪儿，其中一个是他从一张卖肉的案板下发现的。
有一年，我在博客上挂了一篇写博尔赫斯的随笔，看到有人回帖：“还在喜欢博尔赫斯啊？”署名“荷兰干花”。我很怀疑就是他，他向来把我喜欢博尔赫斯视为经历苍白的一个佐证。但后来再遇上他，提到这事，他却不承认，说他根本不懂电脑。从他不会传文件、不会存文档、不会聊QQ来看，也许真不是他。但会是谁呢，居然也知道这个典故。之后每每想起这个事，我总有种心慌慌的感觉。
刘灵对文学的态度，向来是朋友间谈到他时必会议论的一个话题。你不能否认他对文学的虔诚甚至狂热，比如某次在公交车上，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一部从唐朝写到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旁若无人，口沫四溅，夹杂着得意处不可抑制的“嘿嘿”和“嘻嘻”，引来众人侧目，以至车上有人忍不住出言讥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忘形之态可掬。
但同时你也不能否认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他几乎令人愤慨的马虎、粗率，还有漫不经心。这首先表现在他写作的速度上。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他一个晚上写个短篇是常事，两天写个中篇也是常事，四十天写部长篇，还是常事。写出来之后，拿给你看，你提出来其中某下岗女工的身份与情节、口气似不相宜。他会说，这好办。立即在不动情节、对话的前提下，把那个下岗女工改成人民教师。
他的字迹因速度过快而异常潦草，是最典型的“鬼画桃符”，如果不当场问他，他就不得不承认，他本人也已经无法辨认。后来他花很多工夫学会了用那种最老式的铅字打字机写作，字迹当然清晰得多，速度却也更快了……
多年来，我始终对他的这种写作方式痛心疾首，觉得那么好的题材，都被这个毫无耐心的家伙糟蹋了。但现在我不完全这样想，我隐约地意识到，对他这样一个经历无穷又精力无穷的作家来讲，尽快地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也许比说好其中一个两个更重要。看过他小说的人都知道，他耳闻目睹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它们堆积如山，自他痉挛的手指间狂泻而出，自然是势不可遏、泥沙俱下的。
和刘灵重新见面已经是前一两年的事。从我这样一个近视患者的目光看过去，他简直可说一点没变，只是不再谈论文学，话题所及，大都是他的农场，总结起来就是：经营不善、负债累累、骑虎难下、苟延残喘。
他收留的那些老人有的死了，有的还在，而那些当年的流浪儿，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其中一个直接跟了他的姓，取名刘奔，名正言顺当了他的儿子。前段时间我还在微信上看到这个刘奔，正带着一家三口在某个风景点游玩呢。听说刘奔跟他感情很好，让人欣慰。
大约是前年的夏天，邀了刘灵一起采风，回来的路上他觉得不适，说回去后要上医院作一次检查。我开他玩笑，说一点不舒服就去检查，你好怕死啊。回来又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去年下旬，他来办公室找我，开口就是：“我们认识有二十多年了吧？”我警觉起来。他继而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来看你和剑平了……”我知道事情不妙，问他，才说那次采风回来，到医院检查，发现患了几至不治的重病。他说刚得知这个消息时非常颓唐，后来慢慢适应，近一年来四处散心，这次就是才从张家界回来。“看完你们”，他说：“我就要准备开始化疗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震惊得说不出话，而且也知道说什么都毫无意义。我想起他从来没出过自己的集子，于是说看能不能找几个朋友帮忙，给他出套小说集。这是我当时觉得自己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原以为以他当时的心态，这个建议未必引来他的兴趣。不想他大感振奋，说他儿子（他亲生的那个）常抱怨他一辈子没干过任何正事，如果书真能出来，也好对儿子有个交代。
他离开后，我给两个朋友打电话，说明情况后，他们都一口应承了。接下来的大半年，他频繁来我的办公室，收集当年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把电子版的作品拷在剑平的电脑上、找人把原稿输入电脑……与此同时，他以二十八天的时间，新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约有十七八万字。
他几次说，我在这种时候，对他最大的帮助，就是阻止了他成为一个等死的“自由落体”。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也不敢掠美，实在应该归功于那两个朋友的慷慨；而其中一个特别强调，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的名字，他不想被别人感谢。
几个星期前，书稿正在编辑过程中，刘灵突然打电话来，声音微弱，气息奄奄，说他头天晚上身体突然特别难受，估计是病情发作了，准备向我交代一些有关小说集的后事。我正为他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小说集的出版而焦虑，他第二天早上却又打电话来了，说虚惊一场，原来不过是晚餐吃得过饱。如此倏忽的起落，让我不禁又想起他的“小说荷尔蒙”来……
这样一个妙人，你能想象老天不对他另眼相看，区别对待吗？所以来日无多与长命百岁，对妙人刘灵来说，还在两可之间。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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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不公，并非都能象屈原那样去抗争，但至少可以从善如流
复旦姜文华，如果逃过死刑，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布洛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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