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冯天瑜先生，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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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湘写在前面：在修然老师的群里惊闻冯天瑜先生于2023年1月12日上午在湖北省人民医院仙逝，非常震惊也非常难过。前些天也是在这个群里，修然老师转发冯先生病重急需输血的消息，我很快就转发到我们读者群。后被告知冯先生已经好转，还颇为欣慰，哪知他到底没能渡过这一劫。
修然老师说：“今天九点的时候还没事，清醒状态，10点41冯先生心脏停止了跳动。几年前，先生做过心脏搭桥。感染新冠，据说昏迷了十多天，对心脏压迫很大。未能逢凶化吉。”想到世界杯的时候他还在群里预测比赛结果，谈笑风生，此刻却已溘然长逝，不禁感慨世事无常，新冠实在是太凶险！
我和冯先生并不熟悉，只是2020年的时候就听闻他的大名，知道他是个敢言的人，为李文亮呐喊怒吼，也曾在2020年为武汉积极捐助抗疫物资。
冯天瑜先生曾在一篇访谈中说：”这次大疫给我们指出了让医务和教育这两个系统重回健康的、有尊严的路径一一政府把医教经费兜底，让广大民众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不必把医护人员推到市场上去谋利益。“ 他还说：”确实有必要以这次克服公共卫生危机为契机，开展一次社会启蒙。其一，提高国家和全民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其二，提高信息透明度，需要启蒙的第三点，是端正掌权者与民众的关系。”他还提到“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出发略作前曕，集中起来便是中国要跨越两个陷阱：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冯先生敢于发出诤言，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曾夸赞他说：“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自己时，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勇气。无论是冯天瑜还是方方，尽管他们都说的是一些很平实的话，但所需要的竟然都是一种非凡的勇气。在勇气上，我们，至少是我，还真的应该向冯天瑜先生和方方女士学习，尽管这不一定就能使我从此变得更有勇气，但至少，我会敬佩他们，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修然老师说：”我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编辑，因为和胡新师兄编辑过冯先生的几本书。冯先生对晚学关爱有加。捐赠仪式邀我去了武汉。家藏明清文人字画墨宝包括唐人敦煌写卷等，先生无偿捐赠武大(钱币捐赠湖大)。先生出版新书大著多有相赠，山下出泉公号编辑先生系列文章推文，公益阅读推广活动，冯先生和群里诸位老师热情公益相助。至今感念。
上一届18世界杯，我小赌一下，先生打电话特说拒佞财。把我当自家人一样。先生生前为尹煊先生仗义执言，大秦赋热播，先生著文，通话四十多分钟交流。李文亮一事，先生呐喊怒吼。武汉疫情开始，医疗资源紧张，先生和弟子阎先生积极捐助抗疫物资，往事历历在目。
冯先生一贯秉持守正日新，启蒙，批判，有猷，有为，是当代真儒。
萨特所说：尊重人的尊严，这是一件多么干净、多么美好的事啊！冯先生对待古人，对待师友以及弟子和任何一个接触的人，都能给予应有的尊重，平等的对待，“论古必恕，临文必敬”。一点记忆片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当共三光而永光，冯先生千古！”
这是基维百科上有关冯先生的介绍：“冯天瑜, 1942年3月出生于湖北红安。1964年武汉师范学院本科毕业，任武汉教师进修学院教员至1976年。1976至1979年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79至1984年任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84至1994年任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所长、教授。1994至2000年任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2000年至今，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空间也推送一篇冯先生前不久写的文章做为纪念。
冯先生千古！
我三哥冯天璋1960年春在天津大学三年级时（也即我在华师一附中高中毕业前夕），因与天大、南大同学散步时非议反右斗争和批彭老总的反右倾运动，作为“天津大学一南开大学学生反革命集团”首犯之一被捕，先是在天津坂桥盐场劳改（极艰苦，两次推独轮车运盐包从独木桥摔下，几乎丧命）。62年处分降格，改在天津小站农场劳教。此“小站”即清末袁世凯操练北洋新军的“小站练兵”之处，也是生产专供皇室的小站稻的地方。
62年后，三哥因改判劳教，已允许家人探视。此时我正在大二、大三之际，久有看望三哥之想，经与父母谋划后，于63年暑假，以到北京见大哥二哥的名义，从武汉启程北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到北京后，在大哥二哥处逗留一两天后便赴天津，大哥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往我从家里带来的一篮子食品中添加盐蛋和当时很难买到的罐头。我提着颇夠份量的篮子直奔天津小站农场。
那时的小站已不见袁世凯北洋六镇操场、炮位的痕迹，令我这个有点历史考据癖的人稍稍失望，诺大的劳教农场，所见只有一排排低矮平房（或许是六镇士兵营房的孑遗？当时我也没敢随便询问）。进入劳教房区，三哥见我，喜不自胜，向难友们大声说：“这是老五，我弟弟！这是老五，我弟弟！”我们兄弟不禁挥淚拥抱。三哥逐一介绍围拢来的人们：某某，南开某系；某某，天津大学某系；某某，北大某系；某某，北师大某系；某某，清华某系；某某，人大某系……我在那里几乎见到了京津两地各名牌大学的青年俊才，都有自己的受难史……在此后十天的交往中，领略了他们的聰明才智和淊淊雄辩，记得晚上大家聚在宿舍小屋，竟然纵论反修斗争，评议国际共运格局。我真佩服他们关在这方寸之域，竟有兼济天下的视野和雄心。多年后我与三哥的难友重逢，还忆起1963年暑期的“小站谈兵”，哈哈大笑曰、当年吾辈所议，不乏卓识，若获采纳，以后不致犯大错。 中国不乏人才，但人才去了哪里？遭际若何？需要认真考究。
我在小站劳教农场大约住了十天，每天清晨随”劳教犯”们背着锄头，带上小萝匡、脸盆到水田中耕锄草。多数人田间劳作，有一二人在田边水沟忙碌，我好奇地边除稻田中稗草，边看他们的动作，原来是把小萝匡口朝沟渠的来水方向，然后札紧。待上午十点去检查，各个小萝匡中皆有许多小鱼小蝦，取出置于脸盆中，再将萝匡安装入水渠，待十一点多又可收获一批小鱼小蝦。中午歇工，大家就用两个脸盆熬鱼汤；两个脸盆煮小站稻，十二点左右田边开饭：小鱼小蝦作菜，当年皇上享用的小站米作饭，加之劳作半日，飢肠轰鸣，吃起来分外香甜，又佐以鲜美无比的鱼汤……鲁迅《社戏》说他与乡下小友野外烧制的蚕豆是他平生再也没有吃到过的佳品。而我们小站劳教农场一周间在露天餐厅所食之小鱼小蝦、所喝之鱼汤，绝对是今生再也享用不到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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