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为写自传,翻看旧日记。转眼间,当年放弃老家县委大院里已有的副科级实职,抵制唾手可得正科级实职的诱惑而远走他乡当一名普通报人的经历,已过去二十年。白纸黑字加上脑海里的记忆,彼情彼景历历在目。
2003年3月3日,上午大约10点钟,我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审稿,听见同层楼相隔了两个房间的宣传部办公室里,主任操普通话而不是本地方言说:“找XXX?挂5829578啰。”我立刻有一种预感,这是我期待中的电话,我离开家乡外出谋生的愿望马上有可能实现!
电话随即打到我这边,果然是!两年前我应聘工作过的浙南一家县市报办公室主任打来的,她称市人事局已同意调入,当天即给我寄商调函……
1999年初至2001年初,我公私兼顾——学习沿海发达地区县市报办报经验和经营理念等,缓解家庭经济窘迫状况,——经组织批准应聘到那家报社工作两年,先后做过时事版编辑和审读员,或许因认真仔细的作风赢得了报社班子的肯定,也因真诚友善受到了普通员工的欢迎。期限一到,报社上下一致希望我延长在那里的工作时间,我自己也愿意。
之所以愿意,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多年时间里我一直对老家机关里僵化又落后的机制、沉闷又陈腐的风气深恶痛绝,对工资都时常拖欠的财政状况深感悲哀,尤其是报社成立后一直未与宣传部分开,正科级事业单位实际上成了宣传部一个内设机构,没有半点自主权,自1994年2月复刊后一直是四开周一小报,毫无前途与希望可言。在沿海见识了那里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你追我赶的竞争干劲,以及多劳多得、优劳多得的激励机制后,我对老家的政、经环境更加失望,寻找机会离去之意更加坚决。
2001年正月初八刚上班,那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总编给我老家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打电话。通完话后部长告诉我,报社希望让我去多做一年。他答复说那里如能正式把我调过去,这里欢送,否则这里需要我。他还提到报社发来了一个公函。
第二天中午,我在家里意外接到那边报社我原在部室主任的电话,称总编昨天与部长通过电话后即让办公室主任去市人事局打听有关手续,人事局称当年外省调入指标已用尽,报社一名编辑最近拟调往厦门,若得以成行,则为我调入扫除一个障碍。他又问暂时把人事关系放人才交流中心可否,我否决了这样的设想——它存在太多变数与太大风险。
藕虽断,丝相连。此后的日子里,那边报社一直做着聘用我和正式调我两方面的努力,我也一直期待机构改革人员分流后有一些优惠政策助推离开机关与家乡,坚信“心若在,梦就在”。有一回部里的新闻干事向我说起他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和判断——在宣传部、报社岗位职责栏里,已走或要走的人员,其照片都已松开,如已调任广电局长的一名原副部长,已退二线的一名副部长,风传即将升迁的部长,以及早已张扬要外出的我的照片都已大部分与贴面分离。我对此深信不疑。
然而,东部发达地区用人单位想调入中部欠发达地区一个仅有中级职称、年已四十上下的的普通专业人员又谈何容易!直到2002年,那座县级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思想大解放促进XX大发展”的大讨论,一些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条框框被打破,正式调我到“浙”一事也现出了曙光……
绿灯终于亮了固然是好事,我接到电话心情却比较复杂,因为这个时候组织部门已完成一份县管干部调整方案,即将提交常委会讨论,到任不久的新宣传部长及常务副部长兼任的总编已明确告知我将接任总编。我虽然从未去争取过提拔,但若说丝毫不在乎这一职位也不是真话,毕竟这至少是对自己多年来工作能力与工作实绩的一种肯定,何况我也想把在那家报社学到的管理经验、经营理念等灵活运用于自己的报社,在新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
我一边向主任告知即将被提拔的情况,坦陈矛盾心理,一边快速权衡利弊,终究还是干脆地表示愿意去。主任则表示函件等马上寄过来。
我挂了电话马上向部长汇报,虽然此前从未向他透露过我的“外调计划”,但前任肯定向他交过底,总编也向他透过风的,所以他一点也不意外,并表示尊重我的想法。我按他所嘱写出一份报告,强调申请外调的原因主要是在国企工作的妻子即将买断工龄下岗,孩子上学开支较大,家庭经济面临现实困难。
11点45分,我赶到组织部,一位熟识的副部长似乎以为我为自己提拔之事找部长,调侃说正等我谈话。待我把报告一亮,他有些发呆,随即也跟我进了部长办公室。
比我小五岁的女部长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对于我的名字她肯定已是很熟悉了,对我的面孔却不熟。我的报告让她深感意外,她说很多人都反映我不错,“县委准备重用你,我们打算用事业留人,用待遇留人,看来还是留不住人才!”她似乎有些惋惜,我一时五味杂陈,讪讪说自己不是什么人才……
女部长收下了报告,表示商调函到了以后再找她。
中午我又给那家报社的总编打电话,谈了自己的现实情况与纠结心理。他表示尊重我的选择,但我表示愿接受那边抛过来的橄榄枝他很高兴。我说如果商调函没寄的话最好以特快专递寄。随后不久他主动回过来电话,主任告诉他,商调函上午下班前已用挂号信寄出,他要主任下午去看看,如还未送走,则改为特快专递寄来。
我请求调动一事成了部社乃至县委大院的热门话题。在大部分人看来,舍弃一个近在咫尺的正科级职位而去他乡打工,实在不可思议。若讲政治待遇,在异乡不可能达到如今的程度;讲经济待遇,若部社分开,则报社待遇亦可有较大提高,或者下次调整干部时凭借正科实职要求到有油水的政府部门任职也不错……
5日,一同事告诉我,曾到领导面前和组织部门活动,希望到报社当总编的一名政府部门副职闻知我要调走,又到组织部活动,尽管上月他才由县委中枢部门调过去……
那天下午,收到报社紧急改特快专递寄来的商调函后我当即向部长汇报,部长看过后要我赶快向主管宣传的副书记、主管干部的副书记及书记汇报,说8日书记会带乡镇书记外出考察,此前会确定一次人事方案。
当天没联系上管宣传的副书记,管干部的副书记接到电话,很爽快地表示同意我走,并说当了九年副总编了,总编接任不成正科待遇还是要解决的。他让我写一份报告塞进其办公室。
6日下午下班后如约赶到书记办公室,差不多比我小一岁的书记询问了我的一些个人情况又问那座县级市的情况,我一一介绍。书记很干脆地表示同意我调走,至于我的政治待遇也可以考虑。末了他又问如今的几个编辑中谁的文字能力强一些,我提到了一位女编辑,说一位在外地当过学区主任的男编辑策划意识和社会活动能力强,但文字功夫稍差一点,文字基本功及改稿的仔细程度,女编辑强一些。他听得很认真,并不时在本子上记点什么。
从书记办公室所在的二楼下楼来,路过主管宣传副书记的办公室,正好他也在,于是进去简单汇报。副书记很客气地表示对我调走感到惋惜,却也很明确地支持我的选择,同时对我要求解决正科待遇表示理解与支持。
7日下午,一位副部长参加了全县反腐败工作会议后告诉我,县委书记在会上明确指出我调走这样的事要支持,公开表态同意我调走,我跟他所讲的那座城市的GDP及财政收入、报社的广告收入也被他提到,并要求大家反思我们为什么与沿海地区差距这么大。
当天夜晚,常委会研究人事,一批县直机关或乡镇干部得到提拔和调整。除了我的副总编职务被免去,改任宣传部主任科员,部里与报社原定的方案没有出现变故,我向书记提到的那名男编辑任副总编,部新闻干事任新闻办主任。
10日下午到组织部,女部长同意放档并在我的报告上签字。宣传部长让我迟一点寄档案,因为明确我为主任科员的文件还没下,要等公示期满后统一下文。
4月6日,我收到那边市人事局寄出的“干部调动通知”,随后移交工作,按部就班办理系列手续,23日只身重返那个“我人生中的重要驿站”,三个多月后又把妻子和女儿接了过去,把家接过去。
在熟悉的新单位,我只字未提政治待遇,即便后来领导暗示我竞争部室副主任,我也是一笑婉拒,表示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偶尔我也跟同事开玩笑——我好像一个越南商贩到中国来做生意,背着一麻袋越南盾,貌似也有一点资本,可惜不流通……
在熟门熟路又做了12年审读员后,我主动要求到更靠前的采编一线,做了头版编辑,直到2019年7月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两个月后,我与妻子像徐志摩再别康桥一样再别那座我前后生活了18年的城市——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前年3月,我在网上看到《在峡江的转弯处》,颇为感慨——当年自己扔掉“乌纱帽“,又何尝不是在人生的峡江自设了一个急转弯呢?虽然自己的“官职”与权力远不能与陈行甲相比,影响力更是望尘莫及,但在他身上找得到自己的许多影子,我也太理解他的辞官抉择了,思维与情绪俱激之下写下一篇网文《黑色幽默:政治不及格者成了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发在自己的个人公众号上,居然获得了”10万+“的阅读量及近千的点赞,足可见,社会有多么渴望多一些像陈行甲这样有自知之明,激流勇退的人啊……
网文的结尾部分,我把诗仙名句改动两字,假借陈行甲之口,以与诗仙截然相反的志向抒发同样的豪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愿作蓬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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