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注一掷》：这一次基本讲清楚了“电诈”产业链｜二湘空间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青艺评 Author 卓别林黛
文艺能超脱，评论是态度
6月以来，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4名记者卧底缅北诈骗集团120天，把资料整理成专题报道《边境“蛇”影》《缅北归来》。节目播出后，引起极大轰动，缅北诈骗组织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6名被困于电信诈骗组织的人员。近日，电诈题材的电影《孤注一掷》上映，将公众对“电诈”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孤注一掷》用较为写实的笔法相对全面地刻画了诈骗者、受害人、受害者家属、警方的群像，相对清晰地勾勒出电诈产业链的雏形，并点到为止地说明了电诈案件在侦办过程中面临的巨大难度和复杂程度。
角色塑造难逃窠臼
片中的受害者颇有代表性：高智商的“码农”潘生及码农群像，欠缺社会经验的硕士毕业生阿天，被朋友做局陷害的模特梁安娜。“码农”是电诈组织中的技术骨干，“码农”潘生也是片中的道德支点，他从头至尾都未违心地认同过电诈组织软硬兼施的洗脑和暴力犯罪，并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抗争、求救与实施逃脱；阿天则和大多数受害者一样，抱着玩玩儿看试试运气的心态点开了电诈组织发来的广告，不想一朝不慎，欲罢不能，积重难返，最终在电诈组织的“套牢”下，从轮盘赌到赌球、炒币，一发不可收拾。在越输越想“上岸”的心理作用下，阿天骗取奶奶积蓄，偷拿传家玉镯，抵押自己名下的汽车、房产，大好的前途和爱情终毁于一旦……阿天家破人亡的凄惨与电诈组织鸣炮庆祝的平行剪辑强化了受害者的痛苦与罪犯的嚣张；而梁安娜的头像因出现在街头色情小广告上导致其失业，进而被朋友以高薪诱骗出国谋职，最终身陷境外电诈组织，难以自拔。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上当原因和受害者类型，均较为典型。
相较于片中的受害者扁平的性格特点，影片对诈骗者形象的塑造更为饱满。王传君饰演的陆秉坤是典型的“笑面虎”，在片中负责“唱白脸”，在笑容满面的请求下，有着不容置疑的暴力威胁。吃饭、吃冰棍、洗脑宣传、带孩子出入电诈组织的日常生活场景，仿佛保护毒蛇的环境配色。正是在这样的戏剧情景和戏剧动作中，王传君完成了对片中头号反派的塑造，让人不寒而栗。
正面角色如潘生和梁安娜始终是扁平的状态，而反派陆秉坤的塑造则相对饱满，这让笔者想起《绝命毒师》的编导文斯·吉利根的一次吐槽，“写一个迷人的好人比写一个迷人的坏人更难”。当年他创作“绝命毒师”这个大反派时，还属于新鲜角色，以反派人物的视角审视世界，“绝命毒师”的性格饱满，富有魅力。如今，这一套路蔚然成风，成为美国影视业的“行活儿”。因此，他表示在下一部剧中，就要塑造“传统的、不处处为自己着想的英雄”。《孤注一掷》在人物塑造上似乎落入了同样的窠臼。
行为逻辑性存在不足
但《孤注一掷》的角色塑造也存在着明显有待商榷之处。潘生凭能力几乎已经成为就职公司的CTO，却因“背影不如背景”与晋升机会失之交臂，负气离职，希望去新加坡谋职，最终导致被骗。在这个逻辑闭环中存在两个漏洞：一是潘生为何不在国内继续求职；二是新加坡的职位似乎并未提供“高就”的吸引力。潘生去新加坡的选择因此并不具有必然性。
而梁安娜因其头像被印在了街头小广告就失去模特工作也缺乏现实的逻辑支撑。如果模特都因为此莫须有的中伤而失去工作，那么，这个行业是否太不讲究证据和维权了？此外，梁安娜在受辱之后，为何不选择报警来自证清白？毕竟在现实生活中，这是大多数公众人物的首选。至于梁安娜为何缺钱，以致于如此紧迫地需要赚钱，影片也是语焉不详。因此，梁安娜的海外谋职也缺乏了其必然性。
其实，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我国警方公布的成功解救人员案例都显示：20多岁，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年轻人，是被骗去缅甸等境外犯罪集团的“主体”。影片对这一群体的忽视让人感到颇为遗憾。从新闻中可以得知，一些农村的年轻人只因为“月薪一万多元的卡车司机”这样的职位描述就被骗了过去；还有被朋友骗过去的普通人，其实并没有《孤注一掷》中这么复杂的“做局”——就是在约定的旅游、求职中，放松了警惕心，喝了对方给的水被迷晕后，就被绑架出境了。《孤注一掷》只将目光聚焦于都市，忽略了农村，只刻意渲染了戏剧性，却忽视了日常性，正是其缺乏地气之处。
更让人不解的是阿才，他对梁安娜的宽仁让人无法理解：在权力绝对不对等的情况下，阿才性侵梁安娜都是很容易的事。从新闻报道中可知，女性在缅甸电诈组织中受到的伤害简直惨无人道。笔者可以理解影片在展现女性在电诈组织中的遭遇时采取“适度”原则，但仍无法理解这一“爱情童话”的设定意欲何为。事实上，这一“爱情童话”伤害了影片所表现的现实残酷性和纪实性。即使现实中有万里无一的此类真事，也应该谨慎呈现，毕竟，九成真实也可能因为另外一成的虚假而轻易地荒腔走板。
社会价值仍值得充分肯定
但难得的是，《孤注一掷》勾勒了电诈产业链脉络，点明互联网和生活中的小广告，正是利用了部分人的单纯或欲望诱人上钩。电诈组织分工明确，影片清晰地呈现了从线上诈骗到线下取钱一条龙的过程。陆秉坤看似在电诈组织中高高在上，其实只是当地政治势力的“白手套”，在更高层面也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也交待了为何电诈案件侦办起来会如此复杂和困难。从影片点到为止的描述中可知，我国警方不仅面临海外执法权的困难，还面临着当地政、警乃至村民严密交织的反侦网络——当地政治势力为电诈组织提供庇护，警察腐败并与电诈组织勾结，村民从电诈组织获得分红。因此，才会在片中出现暴力干涉我国警方调查的画面。
总体而言，《孤注一掷》的社会价值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100年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中国电影的奠基人郑正秋为了孱弱的中国电影业能活下来，提出了“营业主义加一点良心”的主张。100年后，《我不是药神》《孤注一掷》等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走上了商业效应和社会效益兼顾的主流路径。
《孤注一掷》的纪实性片头，让人不禁想起了网飞出品的《毒枭》——《毒枭》等影视剧将同题材的纪录片或新闻事件故事化、艺术化，形成了跨媒体叙事。在剧情片《孤注一掷》之外，笔者更期待同题材的纪实性影像能够更充分地展示这一社会现象，引起公众进一步地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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