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那年，父母为我定了亲 | 二湘空间
十五岁那年，父母为我定了亲
文/朱子厚
一九七〇年初春，一个阴郁寒冷的下午，江面上一片茫茫。长长的跳板从江中停泊的一条大客轮的船舷，一直伸到江滩。已经有人在上船。中年人个个肩挑背扛，还搀扶着老人。小孩的身上也挂满了书包、挎包。他们在跳板上挪动着，蹒跚着。江上响起了一阵阵招呼声。“慢点，慢点，别摔倒了。”“过来，小心！莫走到边上去。”……平日冷清的武昌平湖门码头，那天到处都是人。一个佝偻的老头子，抓住一个小男孩不松手。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在一旁轻声催促：“爸，船要开了。让我们走吧！”那边，一个十来岁小女孩，抱着一个矮小消瘦正在流泪的老太婆呜咽，另一个稍大的女孩，靠一个中年妇女的肩膀低头哭泣。堤墙边，一个较年青一点的女人，背对着人群，两肩上下耸动，低声抽泣。她一旁的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递给她，“莫难过，想开一点，过几天我和小伢就去看你。”……无论大人小孩，都不敢哭出声来。因为，有几个当官模样的人，一脸漠然地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似乎在清点人员。宽大的江堤闸口上方，悬挂着一条横幅。上面的几个大字尤为醒目：“与工农相结合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
文化大革命中，一千七百多万知识青年，将青春献给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早已载入中国乃至世界的史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与之同时，数以万计的中年知识分子，同知青一样，也曾去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行劳动改造。我的父亲和母亲也在其中。
这些被认定“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城市里的文化、教育、卫生系统中的教师、职员、演员、医护人员等。他们被取消了城市户籍，直接送到人民公社生产队落户，与当地农民一同劳动生活。夫妻双方同在文教卫系统内工作的，相互株连，一起下放。而这些中年知识分子都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祖孙三代举家迁徙。
我姓朱，我的家在武昌蛇山黄鹤楼旧址的南麓，一个以一口井命名的小街巷里。我的祖父生于清代光绪年间，是个秀才。曾在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教经学。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祖父身边只有我父亲这一个儿子，却有哥哥、我、弟弟三个孙子。
那年，祖父已有八十三岁高龄，他和祖母都不愿将一把老骨头葬在异乡。我初中毕业的哥哥已下放农村，祖父祖母就更舍不得让十四岁的我和弟弟跟着父母去农村受苦。于是决定，老的小的都不随我父母走，留在武汉，让两个已出嫁的姑妈轮流回家照顾。
就在那天下午，我的父母和武昌片下放的中小学教师一起，登上了那艘去监利的轮船。
（一）
长江——我们的母亲河，千百年来，滚滚向东川流不息，横穿了整个神州大地，孕育着中华民族。可她似乎特别眷顾荆楚儿女。长江从四川进入湖北境内后，在宜都却突然变了方向，往东南方淌了四百多里。到监利白螺后，又折回东北方，一直流到汉口，才又回到原航向继续向东。江水画出了一个“V”字形，如果把宜都与汉口用一条直线连接起来，封闭“V”的上面的口，就形成了一个倒置的等腰三角形。这个三角区域就是湖北荆州。正是由于倚傍着滔滔长江，水源丰赡，湖北才是千湖之省，荆州才是鱼米之乡。有一首流传几百年的民谣：“楚国大荆州，十年九不收。收了一年了不得，狗子都不吃锅巴粥。”说的是因为江水泛滥，田地被淹，农民颗粒无收。可每当风调雨顺之年，家家丰产，稻谷满仓。家养的狗都随主人鸡鸭鱼肉吃挑了嘴，连大米锅巴粥不愿喝了。白螺位于荆州三角形南边的顶点上，东、南、西三面环水。东北边又有湖北最大的淡水湖——洪湖，得天独厚。当年，我父母插队落户的地方就是，监利县白螺区红旗公社胜利大队熊家墩生产队。
熊家墩生产队位于白螺区的最南端，距长江仅有七、八里路。江对面是湖南岳阳。那时，没有大路，要去三、四十里远的公社，除了绕上江堤，碰运气搭上过路车之外，只有走小道步行。由于交通极为不便，公社、大队的广播喇叭一直都没有牵到熊家墩。就连上级干部检查工作，一年也难得来几次。熊家墩和与它边相距三、四里的刘家墩、马家墩、李家墩，这四个生产队离长江最近。洪水一来，最先淹没；汛期过了，最后退水，农田毁损最多，收成缺口最大。所以他们不接受知识青年。因为这次下放的知识分子太多，公社只好破例，下命令让这几个生产队每队必须接受一户。并保证，以后不再安排任何外来人员进入。当父母知道这些后，抑郁中又多了几分忧惧。
（二）
到公社来接我父母的是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男人。他一声不吭地挑起笨重的箱子、被子、坛子、锅碗瓢盆等走在前头，父母背着较轻的行李紧跟在后面。三、四个小时后，才来到熊家墩生产队。哦！还真是一个五、六米高的巨大的土墩子。墩子上的边缘处种满了树。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稻场。据说，许多年前有一个姓熊的人来到这里，发现雨水丰沛，土地肥沃，就定居下来。他用土石垒起了这个墩子，将房屋和粮仓建在上面。江水满上来，就躲在墩子上养息。待水退下去之后，再下地劳作。年复一年，子子孙孙越来越多，墩子也越来越大。故此就称之为“熊家墩”。想必，刘家墩等，也都是因同样的原因而命名的吧。
熊家墩只有四十多户人家，二百多人。除开两户外姓，全都姓熊。那时，田地是集体的，属人民公社，农民称为社员，由生产队长管理。虽然都是熊家亲戚，但由于派活不公，分配不均等原因，经常发生纠纷。换了几任队长都无济于事。最后，社员们选了一个外姓人当队长。这个队长吃苦耐劳，先人后己，正直果敢，在他的领导下，熊家墩生产队连续数年相安无事。得到了大队、公社的认可和赞赏，还任命他为党支部书记。这个队长姓陈，就是接我父母来的那个男人。另一个外姓人家，是一对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十多年前被熊家墩人收留下来。男的姓胡，夫妇俩没有孩子。到熊家墩后，收养了一个熊姓孤儿。这养子很争气，高中毕业后留在区政府工作，现已成家，每年回来看望养父母几次。这两户外姓人家的房子不与熊家人在一起，建在大稻场的南边，正对着土墩子的入口。
熊家墩人的屋子布局全是一样的。一进大门就是一个大堂屋。右边是一个很大的烧柴的地灶，左边是前厢房。堂屋后墙左边开一个小门。走过小门，左边是后厢房，右边是用来囤积粮食的。屋后是牲口栏。而屋前房檐下，放的是农具和柴草。队长安排我父母到他家隔壁的胡家后厢房住下。
晚上，队长召集每户来一个人开了个短会。他说：这两位老师来这里落户，从今往后就是我们熊家墩人了。他们是来学习种田的。你们大家放心，他们不参加我们的分红。政府每个月发他们工资，吃的用的，他们用钱买。不想给你们熊家人添麻烦，我让他们住在胡家了。你们有意见吗？……会后，队长对我父母说，你们刚到，在屋里清理两天再出工。队长的话，让父母感到了一点宽慰。
（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社会。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必须早出晚归、辛勤耕作。我父母年过四十，只会教书，从未下过农田。尽管队长分派他们的农活并非太重，但不多久，父亲的腰和胳膊都受伤了，母亲一下子就瘦了二十多斤。一次偶然，母亲得知队长的爱人与自己同岁，都是属龙的，十分惊喜。这是跟一个掌握熊家墩人命运的陈队长攀亲道故的极好机会！母亲试探性地向队长夫妇表达了，要与队长爱人认“同庚“的想法，没想到他们欣然应允。
陈队长的爱人是湖北江陵一个富裕人家的独生女，小时候读过几年书。年轻时聪明漂亮，却偏偏爱上了一个勤劳诚实的佃户儿子，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的陈队长。当这对恩爱的恋人发现女方已怀孕后，就双双私奔，为躲避家人的追捕，四处逃窜，最后才在熊家墩定居下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叫陈玉梅，陈玉梅出生十年后，一直颠沛流离的队长妻子才怀上第二胎。算命先生说一定是个儿子。谁知生下来又是女儿，就取名“失望”。到熊家墩安定后，夫妇俩又添了一个孩子，还是女娃。“河里无鱼虾也贵”，女儿也是珍贵的呀，就叫她“虾贵”吧。我父母到熊家墩那年，大女儿玉梅嫁到刘家墩已生了一个孩子了，失望十四岁，虾贵八岁。
我们朱家三个儿子，他们陈家三个女儿。朱家想要姑娘，陈家企盼男丁。这下好了，两家人称心如意认了“同庚”。当地人称父亲为“岈”，母亲为“妈”，儿子叫“仔”，女儿叫“女”——为了区别武汉人叫孩子为“伢”，在这里我用“岈”表示“爸爸”——认了同庚后，我们兄弟仨应称陈队长夫妇为“同年岈”“同年妈”。陈家三个女儿也叫我父母“同年岈”“同年妈”。各自的父母，随孩子相互称呼对方。
母亲送给同年妈一段蓝底有小红碎花的灯芯绒布，送三个“同年女”每人一盒“百雀灵”护手霜。同年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同年仔呀！”母亲说：“能跟你们认同庚，就是我们的福份。”又说：“以后，我会让‘同年仔’来看你们的。”还拿出合影相片，把我们三兄弟一一指给他们看。
当了同年妈的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了同年女失望的名字。“一个女子，叫‘失望’多不雅。改成‘四旺’吧？四季兴旺的意思。”同年妈说：“好啊！当时取名时我就觉得不好。”同年岈也赞同。
打那以后，父亲与妇女们一起干较轻的活儿。母亲不再下地，去队部（办公室）帮助会计算算帐，打打杂，写点什么汇报材料，出去宣传政策，演样板戏等，不再干农活。大同年女王梅懂事孝顺，每次回娘家，带来的东西，总是要分一半给我父母。二同年女四旺聪颖贤惠，常到我父母这边嘘寒问暖，缝补涮洗，很得我父母的怜爱。活泼可爱的小虾贵，给我父母带来了久违的笑容。
熊家墩没有地主长工，都是贫下中农，也就不存在阶级斗争。熊家墩人共一个祖宗，彼此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相互之间比较和睦，更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憎恨知识分子。我父母参加劳动却不分粮食，反倒送他们一些当地紧俏的，如火柴、肥皂、雪花膏、小手绢等东西（当然，善良的熊家墩人也会给我父母一些糯米、黄豆、蔬菜、瓜果等作为回报）。这里空气新鲜，视野开阔，除了没有自来水和电灯之外，生活比城里好。更重要的是，不看白眼，不受训斥，言行自由，受人尊重。很快，父母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甚至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心情逐渐舒畅起来。
（四）
大姑妈的一封来信，打破了暂时的平静，父母再次陷入焦急不安之中。
我们朱家三个孙子中，因为我聪明好学，成绩优秀，祖父最看重我。他不止一次说，他的儿孙中，唯有我最像他，“必定会上最好的高等学府，将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可天不遂人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中小学全部停课了。直到小学初中复课两年后，才盼来了我们七〇届初中毕业生有40%升高中的消息。但必须是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子弟才能上高中，“臭老九”家庭出身的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文革中，专政和改造的对象统统叫做“牛鬼蛇神”。他们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故称其为“臭老九”。
我四岁那年，遇到了大饥荒。得了低血糖症，常常昏倒在地，三天两头去医院输液。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三年，食品和物质供应逐渐恢复，我却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肝病。全家人竭尽全力把我从地狱门口拉了回来，又发现我高度近视。十二岁时，左眼—900°，右眼—1100°，又矮又瘦又弱，眼睛又看不清。用武汉人的话说，我就是个“病秧子”加“睁眼瞎”！
毕业后，我上不了高中，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下放时间不长的父母，亲身体验了农活的繁重和辛劳。像我这种体质和眼睛，到了农村，后果不堪设想。父母他们束手无策。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问父亲：“老二（指我）下放的事，怎么办？”父亲道：“唉！我们这辈子不晓得欠了他几多（多少）债。从小到大，不知为他操了几多（多少）心，费了几多（多少）力。现在我们的状况刚刚好了一点，他又来折磨我们了。”母亲说：“让他投靠我们，到这里来插队落户。”“怎么可能？熊家墩根本就不收知青。”“书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就不能变通吗？”她接着说：“老二这个病秧子，脾气跟你们朱家人一样，又傲气又倔强。再加上我们两个都是臭老九，你觉得以后有女伢跟他谈（交）朋友吗？谁愿意嫁给他呢？总有一天我们死了，谁来照顾他？”父亲应道：“你说么事（什么）鬼话啊！他到农村根本就做不了那么重的活，求老天保佑，他不落下重病，变为残废就阿弥陀佛了！现在，他还不到十五岁，这个时候说么事（什么）恋爱结婚，你是不是疯了？”父亲不再理她。
母亲得意地说：“我倒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她问父亲：“你觉得四旺这姑娘么样（怎样）？”父亲脱口而出：“好啊！长得秀气，又勤快又体贴。可惜，我们只有生儿子的命……”父亲猛地意识到什么：“你不是想让她……”“是！我想让老二与四旺订亲！”“不行！不行！上次你和队长家认同庚，我都不赞成。幸亏他们同意了，不然，多难为情。”母亲争辩道：“要不是认了同庚，你我还在田里干重活，哪有现在这么舒服？我晓得，你是觉得一个书香子弟娶一个乡下女伢当媳妇，有失体面。老二如果独自在农村，没有照应，累病拖垮是迟早的事。有一个贫下中农、共产党员的老亲爷（岳父）做靠山，不用受苦遭罪，这不正是我们当父母所希望的吗？老二的健康平安总比面子重要吧！”父亲沉默了许久，才开口：“真是悲哀啊！我们这一辈都是自由恋爱。可我们的下一代的婚姻反倒沦落到‘父母之命’，我担心老二固执，怕他接受不了。”母亲说：“要不这样，先不告诉他。让他与四旺相处一段时间，慢慢有感情了，再向他挑明。”
这一代农村，一直以来都有订“娃娃亲”的习俗。一个男娃和一个女娃，只要双方父母满意，就可以订下亲事。长大之后，男的必须娶女的为妻。因为订亲的孩子，一般都在十岁以前，故称之为“娃娃亲”。后来，有的父母担心找不到合意的，所以订亲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小，绝大多数小孩在三、四岁就订下了亲。更有甚者，是“指腹为婚”。一大堆小孩在一直玩耍，如果你问一个女孩：“巧莲，你的男人是哪个？”立刻冲出一个虎头虎脑、流着鼻涕的男孩，拍着胸脯大声答道：“是我啰！是我啰！”要是问一个男孩：“大牛，你的堂客（妻子）在哪里？”几个孩子会推出一个拖着细辨子的小姑娘。她低着头，红着脸，捏着衣服的下摆，扭动着腰肢，小声嘟咙：“是我咧，是我咧。”
同年岈一家到熊家墩时，玉梅已有十六岁，错过了订亲的年龄。后来，才与刘家墩的一个也错过了订娃娃亲的男子结了婚。虾贵因在熊家墩出生，不到三岁就同一个大她一岁的熊姓男孩订了亲。这里的婚姻还有“宁可男大一倍，不可女大一岁”的规矩。四旺来墩上时，已经快六岁了，周围比她大的男孩基本上都已订亲。这几年，陈家正忙着帮她找对象，看过几个都不中意。
父母请房东胡爷爷胡奶奶做媒，俩老很乐意。胡爷爷说：“城里人与乡下人订亲的还真不多见。你们想清楚，一旦订了亲，可不能反悔哟！”母亲忙说：“不会！不会！孩子下放后，城里的户口也下了，他就是农村人了。”
一行四人去了陈家，向同年岈同年妈说明了来意。陈家夫妇由惊讶到沉默，然后转为犹豫。同年妈先开口：“我们家四旺的人品和相貌，都是墩子上最好的。她的针线活儿也是这一带都出了名的。现在还未订亲，是想找一个能配得上她，能让她一辈子过舒坦日子的好男人。二同年仔（指我）的像片我看过，长得是蛮娑丽的（当地方言：“漂亮”的意思），可听说他身体不好？”母亲答：“他小时候得过几场病，现在全好了。只是身体虚弱。”父亲补充道：“老二是个聪明本分的乖孩子。他的眼睛很近视，恐怕干不了重活，挣不了多少工分。但是，我和他妈都是有工资的，可以养活他和四旺。”母亲又接过话头：“我有三个儿子，老二可以做陈家的上门女婿。”一直缄口不语的同年岈这时才说话，“如果你们是想要我同年仔到这里来插队落户，我可以向熊家墩的人说情。玉梅婆家有亲戚在公社，也能帮上忙……”父母急忙打断同年岈的话，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真的是喜欢四旺！俗话说，女儿是父母贴心的小棉袄，我们俩只有三个楞头儿子，能有四旺这个儿媳是我们修来的福气。我们一定会对她象亲生女儿一样，保证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同年岈又考虑了一下，说：“我明天一早去刘家墩听听玉梅怎么说。你们把老二的生辰八字报过来，我找人测测。”两天后，玉梅来熊家墩告诉我父母：“他们俩的八字很合。我婆家的那个在公社的亲戚说，在我们这里，有文化又表现好的知识青年还是有前途的。同年岈同年妈，你们也不用为二弟太担心。”
订亲的日子是一九七〇年农历的五月初八。那一年，我十五岁，四旺十四岁。那天，在陈家堂屋里摆了一桌酒，玉梅姐也回来了。除了胡爷爷胡奶奶，还请了一个熊家人——生产队会计，年近三十的年青女人。父母用红包包了二百元钱，加上两瓶酒、两条烟送给同年岈同年妈。胡爷爷高兴地说：“今天是个大喜日子。我们熊家墩文化最高的和为人最好的两家结为亲家，要好好庆祝一下。”熊会计笑道：“先是认同庚，现在又订婚，真是亲上加亲，喜上加喜！”又要四旺，“快拜公公婆婆！”四旺羞红了脸站起来对着我父母低着头小声叫道：“同年岈，同年妈。”熊会计立即说：“不对，不对，应该叫什么呀？”四旺这才甜甜地叫了：“岈！妈！”母亲拿出一条橘红色的羊毛围巾——那是我上海的二姨寄给母亲的，母亲只在头年春节时戴过几天——作为婆婆对未来儿媳的见面礼送到四旺手中。席间，父亲说：“城里好些年，都不兴父母为儿女订亲的事了。我们家老二生性倔强，我想等他明年正式来这里插户时，再告诉他这事。你们看，好吗？”大家答应了，并叮嘱了四旺和虾贵。
当天晚上，母亲写了一封长信给大姑妈。几天后，又去公社邮局打了长途电话，跟大姑妈商量制定了一个周全的计划：将我诓哄到熊家墩。
我去熊家墩，认了这个十四岁的未婚妻吗？
朱子厚，湖北省武汉市人，出生于教师世家。下过农村，当过工人，读过大学。二〇一五年从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分行退休，偶尔写一点回忆录。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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