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慢”,现代社会为何越来越快 | 二湘空间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文/曹金羽
消失的“慢”
一九九五年,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的开头分享了这样的困惑:似乎很难见到慢悠悠闲荡的人了,民歌小调中游手好闲的英雄或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速度,每个人都像跨坐在摩托上,随时准备飞驰而去。缓慢消失,悠闲不再,而慢的乐趣早已失传。
《慢》 [法]米兰·昆德拉著 马振聘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
加速让我们获取了更多的物品、更快的交易、更迅速的成长,但并没有带来真正的丰富性。就像被昆德拉拿来对比的跑步者与摩托车手:跑步的人身上总有自己的存在,他会想到脚上的水泡、口中的喘气、自己的体重和年纪,他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和岁月;而当人把速度与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身体已被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讲故事的人》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方铁译
文津出版社2022年版
于是,在速度提供的乌托邦中,一种奇怪的局面出现了:充实夹杂着空虚,激情伴随着惆怅,紧张中饱含怠惰,好奇却充满厌烦。我们谈论着自由、解放、欲望、爱情——却很难感受到它们。在“真实”的时间中,所有的事情都在加速,直到时间本身消失,直到经验和体验开始贬值,直到我们再也讲不出故事。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曾写道:
乘坐马拉车上学的一代人现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孑立于白云之下,深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
置身于加速的时代,面对瞬息万变的局面,个体似乎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觉得生活不受掌控。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涌入眼帘的各种信息,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与确定感。在这样的时刻,总有人忍不住追问:如果不知道方向,为何要加速向前?
美好的承诺
现代社会至少从一开始是带着美好的承诺开启加速进程的。当第一台珍妮纺纱机在兰开夏郡纺织厂运转时,当史蒂芬逊于一八一四年制造出第一列在铁轨上行驶的蒸汽机车时,当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首飞成功时……世界开始了加速的过程。
加速最初的承诺是自由、高效,是更好的生活,是令我们从僵化的秩序中走出,在技术的加持下获得自主性。正是加速技术让生产不断革命,让社会关系不停动荡,让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让人们直面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如果褪去怀旧浪漫主义的想象,从前的缓慢并不一定等同于美好。缓慢有时也意味着艰难、贫穷、封闭、低效、不便,当车马都慢的时候,个体往往也受制于环境,不能在更大的空间施展才能。
慢,意味着确定性甚至僵化,意味着世界被一种“存在巨链”的世界观所支配,从一粒微尘到人类整体,都被安排在一条具有目的性的等级序列上。此时的世界非常充实,从可感世界到理念世界,每个位置都会被填充,不会为个别事物预留偶然活动的空间。缓慢时代的完满,可能更多是一种强制的善,世间万物在此都要接受既定秩序的安排,这是一个绝对的世界,一个单一的世界。比如古人的生活,岁月随时节而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虽有不同但不会有本质变化,世界稳定束缚在自然与土地之上。
在此背景下,加速意味着一种挣脱,一种告别,一种自由。那个僵化的、没有差异性的“存在巨链”,此刻忽然断开了。得益于交通、能源、通信、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发展,人们真正感受到了世界的差异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业化和火车带来的交通革命。
希弗尔布施在《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中为我们呈现了现代世界加速的画面,借助于火车,人们用时间消灭了空间距离,铁路延伸到遥远的地区,让远方变得触手可及。货物突破产地局限,进入更多市场,商品的集聚堆出了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它将商品从地方关系中扯出,也就此失去其传承之地,失去传统的空间——时间存在。正是在这向外拓展的过程中,人们真正感受到了差异,过去那个坚固的秩序被打破,带着对美好社会的期待,技术为现代性的加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呼啸而行的火车拖曳着社会的整体结构,朝向一个更进步的未来驶去。
《铁道之旅》 [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著 金毅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除去时空的变迁,加速的影响更直接作用于心理。稳定性降低,掌控感丧失,竞争不断强化,在这加速的进程中,个体将体验到一种不断被卷入的状态,而他所能做的是更积极主动地投入“被卷”,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免除恐惧,获得自尊、自信、认同感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人们真切的感受,也是追寻自我价值和美好生活所不得不选择的路径——尽管这样的美好有些迫不得已。
时间至上
当火车从铁轨呼啸而过,时间也开始了标准化、理性化的进程。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英国铁路进行了时间的标准化,这一标准时间在随后的几年一直被称为“铁路时间”。到一八五五年,英国所有公共钟表都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同步,标准化时间及其时间表保证了火车和船舶的安全运行,相应地也提高了生产和流通的速度。自此,时间从缓慢、关联地方的节奏中脱离,进入标准化、抽象化、高效化的进程。时间开始关乎速度,速度也进一步让我们感受时间。
在标准时间诞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用日晷、沙漏或者钟声来标记时间,记录四季的更迭、万物的循环往复。人们存在于时空中,并感受着时空,它作为一种质性的时间语言,有规律地调节着个体之间、世俗与神圣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被铭记或遗忘的关系。科尔班在《大地的钟声》中描述了十九世纪围绕钟声的欢腾、喜悦,钟声一直具有浪漫的能力,为集体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做出贡献。在钟声萦绕的时代,时间是让位于空间和地点的,时钟所在的位置要远比它所标记的时间重要。也正是这种时空坐标的独特性,使得时间成为一种地方时间,真正介入地方的日常生活。换言之,钟声时间有着丰富而真实的生活经验指向,个体在时间中感受到的是共同体内在跳动的命脉。
《大地的钟声》 [法]阿兰·科尔班著 王斌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相比之下,火车时间并不服务于个人,统一的、通用的标准化时间主要是为了避免交通事故,并让各地旅客准时抵达火车站。一旦时间进入标准化、普遍化、均质化的进程,也就意味着它可以不再依赖于经验,可以摆脱个体或共同体的特殊性,从而反向重塑人的形象。比如,像火车一样准时的工厂,要求工人们不再遵循自然的节律,而是遵循机器的逻辑和步调。于是抽象和量化成为标准,质量让位于数量,那些无法被量化、程序化的东西则会被视为不重要,最终被丢弃。生命在加速的时间中被肢解为碎片,正如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写:
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
由此,我们进入了另一种矛盾的局面。尽管标准化的时间提高了效率,带来了时间的富足,但悖谬的是:我们的时间越多,却越没有时间。原因可能在于,时间的真实感、在场感往往来自具体时空坐标所提供的独一性,但在标准时间中,我们急于跟随速度,而失去了自身,也失去了对自然世界的触感。
速度的美学
或许文学和艺术更能让人体会速度带来的消失与湮灭之感。在火车呼啸而过的时代,曾有莫奈的画作《圣拉扎尔火车站》、惠特曼的诗作《致冬天的一个火车头》忠实记录着人们对火车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狄更斯、左拉、霍普特曼等作家的笔下,火车象征着邪恶,象征着一种难以驯服的力量,将人类带向灾难与死亡。
莫奈《圣拉扎尔火车站》,1877年
赞美与恐惧并存,理性与异化相伴,加速的时代中,每个个体都在速度建构的新体制里,感受着现代生活的矛盾与紧张。
《审美教育书简》[德]席勒著 冯至 范大灿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马塞尔·杜尚的代表作《下楼梯的裸体女人》,顾名思义描绘的应是一个赤裸女性下楼梯的画面。但作品实际呈现的是一堆几何形状的碎木片,它们代表着头、手臂、骨盆和腿,穿插叠合,给人一种匆匆下楼的紧张运动感。我们从整幅画作中感受到的,不是人的整体,而是被分解的形状和线条,面容难以辨清,在碎片的急速组合中走向消失湮灭。时间的碎片化带来感觉的碎片化,所有事物在速度的旋涡中都会变得模糊,难以分辨,画作不再呈现人的自然形态的运动,而是表现一种最切身的速度之感。
杜尚《下楼梯的裸体女人》,1912年
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日,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lli)和博乔尼(Umberto Boccioni)在《未来主义宣言》中宣布了一种新的速度的美学:
宏伟的世界被一种新的美赋予了更多色彩,这就是速度之美。一辆汽车吼叫着,就像踏在机枪上奔跑,它们比色雷斯的胜利女神更美。我们要与机器合作,将那些对距离和孤独的歌颂、那些精致的乡愁都摧毁,代之以普遍存在的速度。
马里内蒂的速度崇拜流露出对慢生活的敌意,用速度完成一项实为摧毁的任务。所谓速度的美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破坏性的美学、消失的艺术,甚至是反人道主义的实践。加速追求的是一种极端、彻底、瞬间,它将时间尺度碎片化,并在碎片所形成的急速旋涡中消融物体和事件,正如飞机会迅速跨越洲际,而通信工具更是瞬间贯通全球,在这种状态里,整个地球可以说已经缩减成一个没有延展度的点。速度的美学沉迷于对碎片与整体、裂变与融汇等问题的分析,伴随着加速,人们会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一些孤立的瞬间,强调现实的变动不居,强调对表面、印象、感觉的占领——正是这种对瞬间的欲求,使得加速为求新提供强大的动力,它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但瞬间、碎片、眩晕的文化审美观念,也会带来诸多问题。齐美尔有关“大都会与精神生活”的探讨,让我们看到社会生活加速,为现代人提供了难以承受的刺激,它带来一种腻烦心理,激活个体身上的厌倦之感来实现自我保护,同时也将我们带入了新的异化情境。
从加速到异化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是齐美尔广为传阅的一篇文章。他写到,现代人的性格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带来的紧张之中,大都会的生活瞬息万变,与节奏缓慢惯常的乡村形成了深刻的对比。大都会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时刻呈现光怪陆离的一面,在其中生存,个体面对的是多种文化元素的无限涌现。这种过度的刺激,促使现代人逐渐强化一种器官,以此保护自己不受危险的潮流和令其失去根源的外部环境的威胁——它就是头脑,而非心灵,头脑擅长的是理智优先的知觉与观察,用理智来对抗都市生活的复杂,这种理智的扩展使得他对外在世界的反应显得麻木不仁,毫无个性。简单来说,持续快速的刺激并不会丰富个体的心灵,相反只会让人在理性的计算思维下进入腻烦、厌倦。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收入《时尚的哲学》
[德]齐奥尔格·西美尔著 费用译
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
从加速走向厌倦,在齐美尔看来是因为过度的刺激,而这种刺激正是由加速的社会带来的。我们看到,在加速进程中的个体强调的是效率,是肯定性,是进步,加速略带强迫地将一种自负注入个体。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提到,现代社会是一种功绩社会,它使用一种积极的动词——“我能够”——去打破一切,从而使得功绩主体更高效、更多产。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是自发但又不得不去行动、获得成就,激情地燃烧自己,倦怠自然随之而来,这是一种燃尽自我后的精神梗阻。在加速的时代,个体很多时候被迫投身于一种强制的高效之中,我们接受的是过度的刺激、信息和咨询,注意力从而也变得分散、碎片化,不会再拥有深度时间和深度自我,而是在涣散的注意力中进入表面的无聊。
《倦怠社会》 [德]韩炳哲著 王一力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这种倦怠、无聊是伴随加速而来的异化,而所有的异化都蕴含着一种疏离,疏离于空间,疏离于自我,疏离于行动。在以《加速》为题的著作中,作者罗萨在为我们罗列了多种形式的加速——历史加速、文化加速、社会加速、生活节奏加速等——之后,重点关注了伴随加速而来的异化。在他看来,加速一方面许诺了行动者自主性,但遵守和实践这个承诺的可能性却越来越渺茫,根本原因就在于加速必然会造成异化状态。
最初是与空间的异化。在诸多思想家眼中,它被描述为一种时空“脱嵌”,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关系的人,可能物理距离上离我们很远。这并非必然造成空间异化,但它会让我们失去对空间的熟悉感和耐心,人与空间很难再产生深厚的感情,相反会出现越来越多没有故事、没有回忆、没有认同的“非地点”“沉默的空间”,典型如高速公路、酒店、机场、购物中心等,它们并不会像以往的空间为我们提供相遇和身份,而是在匿名与独行的行动中快速通过,很难找回宾至如归的家乡感。罗萨在书中提到,酒店的经营报告经常会很有趣地指出,有越来越多的客人迷迷糊糊打电话到大厅柜台,询问他现在在哪个城市,或是哪个国家。一次次的移动、迁居、脱嵌,我们与空间的亲密和熟悉感自然也难以真正地建立起来。
其次是与物界的异化。物不再被维修,而是被直接更替,手机、车子、衣服、计算机等都不会再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是遭遇用后即弃的命运,就像我们越来越会在车子、手机、电脑、衣物等还没有坏掉的时候就丢掉、替换它们。物的生产速度远远超过维持和修理的速度,技术的更新也使得我们没有能力去修理坏掉的物,就像手机、电脑越来越智能,但人却变得越来越笨,既有的经验在越来越快的创新之下,越来越没有价值。与此同时,正是由于个体与物没有深厚的连接,物本身的价值也从实用性转化为符号,它更多的是因为外在的、符号性的特征而被我们消费。我们也不会真正去建立与物的熟悉感、连带感——“坏了就坏了,扔了就是了”。
然后是与行动的异化。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好好了解自己所做之事,越来越多地被动接受安排,陷入永无止境的忙碌中,无法专心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事实上,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干脆打消了做“真正想做的事”的念头。其根源在于,一方面是我们要依赖大量新技术与工具来迅速解决任务,而没有真正去学着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信息过载使得行动难以展开,到处都是说明书、指南、声明,个人的行动能力在其中逐渐被弱化,很难真正建立宛若在家的感觉。
再次是与时间的异化。这里的时间更多是指一种时间体验,在加速的进程中我们会拥有越来越多的体验,例如去健身中心,去主题公园,再去餐厅和电影院、动物园,参加研讨会、商务会议,去一趟超市,等等。这些活动之间都是断裂孤立的,无法整合或有意义地联结在一起,到最后人们几乎记不起到过哪里,做过什么事。又或者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花了几个小时转台或刷剧,当关上电视机后,时间并不会在记忆中变长,而是莫名其妙、几乎毫无痕迹“咻”地就不见了。时间在体验中一下就流逝了,相应地记忆也随之缩水了,换言之,我们拥有了很多时间体验,但却并不会增加经验。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著 董璐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最后是与自我的异化。根源在于加速让个体无法将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合并成完整的生活,所有我们认识的人、需要的物、做出的选择,那些可以成为我们身份认同基础的材料,因其碎片而无法被吸收进我们的生命,难以形成确切的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感觉的,都有赖于我们在经历变动时身处的背景,而我们却不再有能力将这些背景整合进我们自己的经验与行动。这也造成了埃伦博格所说的“自我的耗尽”,甚至是过劳或抑郁。
从罗萨为我们呈现的异化来看,加速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值得过的生活。那么,是否恢复缓慢的价值或减速是唯一的出路呢?
减速还是共鸣?
然而,减速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那些未被现代化加速技术影响的绿洲在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少,而减速很多时候是功能失调带来的,那些刻意的减速,如在意识形态上呼吁,或用短暂的休息、节假日来减速,并不会真正改变结构,有时候反而是通过暂时的减速来服务于更好的加速。事实上,单单在速度上思考如何解决异化是不够的,加速或减速并不是根源,异化的本质是我们与时间、空间、世界、自我、他人等构成了一种“无关系的关系”。因此,解决异化、进入美好生活的方式是重新回到真实的关系。加速提供了问题,解决方法自然就是重建关系,而共鸣的方案可能就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寻找共鸣本质上是与世界重建联系,并且是以积极回应的方式建立相互的关联。这个世界包括了自然、宇宙、历史、生命、他人等,是一个被感知的整体。在共鸣的关系中,一种整体性的连接突出的更多是情感的体验、具身的行动,而非认知的理解,就像我们走向山川大海、城堡宫殿的时候,体会的不是与认知相关的需求、经验,而是一种沉浸式的感受,一种完满的丰富之感。罗萨提到,在人类所有的行动、斗争和愿望之中,只是寻求认知、承认、不被忽视的话是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寻找一种共鸣,它关涉的是我们从中流露的对自然、宗教、美学的需求。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共鸣提供了一种“回声定位”,从而在加速的时代中重建了一种同步性。
为了让共鸣变得稳定而持续,罗萨为我们建立了一套“共鸣轴”。一种是水平的社会共鸣轴,例如家庭、友谊、亲密关系、政治等,彼此的真诚沟通会构成共鸣的港湾,语言在其中就像音乐,我们谈论着音调、节奏,谈论着和谐与不和谐,最终构成一首完整的曲子。再有是对角线共鸣轴,它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物、非生命体的关系,如艺术品、护身符、玩具等,这种共鸣更多是一种万物有灵的思考方式,非生命的物也会被视为行动者,被放置在与自我交织的关系中,构成一个童稚的甚至诗意的空间。最后是垂直的存在性共鸣轴,它更多指向宗教、宇宙,把自我放在无限世界的怀抱中,形成一种天人合一的完满之感。借由这三重共鸣轴,我们得以重建共鸣,恢复与世界更为充实的关系,异化所带来的失调、非同步、无关系的关系得以被修正,从而进入一个更理想、更美好也更自由的世界。我们也得以在加速的时代里,享受一种从容之感。
曹金羽,《书城》作者,本文原载《书城》。
平台原创文章均为作者授权微信首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5月18日早6点30-5月20号晚24点整
关注”二湘好物空间“第一时间买好物
更多往期精粹
他们质疑美国登月是假的,正如他们相信太空中可看到长城是真的《庆余年2》开播,世界荒诞险恶,你我如何独善其身?
从娟姨到娟姐到我娟,《我的阿勒泰》是在苦难中另辟路径在日本打黑工15年,为何没有一个人举报他?
在上海,出现一种新的然而真实的生活方式
投稿点击此链接,记得公号加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