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守儿童到北京地铁， 我是一对扳手 | 二湘空间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儿时的辽远，今夕的眼帘
文/周玉珍
提起理想主义，人们总会联想到那一句“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记得中学那会儿，这句话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因为引起了共鸣，甚至是热潮。但是，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苟且？什么是诗？什么是远方？眼前的生活一定苟且吗？远方一定充满诗意吗？
大多客居他乡的游子，都会对家乡牵肠挂肚。意寒说：“离开四川，来到北京，写的文字都变得潮湿了。”起初我有一些疑惑，不应该是变得更加干燥吗？后来我回想，即使是在北方，我们笔下的文字还是会偏爱南方，南方的湿润氤氲将我们的生命笼罩。那淅淅沥沥的小雨；那四季分明的温度；那街坊邻居的吆喝声；那冬天的花开得鲜艳，树常青，草长绿；天宇澄澈，每个迎面走来的脸庞都似曾相识般熟悉，没有隔层纱雾的感觉。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一直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身居北方的人。就像杨知寒老师在杭州求学定居多年，但她笔下的人物往往有东北人的影子。生动的东北方言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显现，仿佛是故事的主人从纸张上跃然而出。而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我的回忆与旧梦都与童年与少年脚下的热土息息相关。
阿有给我发过一篇文章——《远方的诗，借我的眼》。其中有提到“大山”的意象。虽然我出生在海岛，但是我大多的生活记忆都是以大山为背景，因此我也是从山里走出的孩子。小时候看电视里播放的《变形记》，里面的孩子也想走出大山，于是节目组为他们制造机会，让他们去体验山外的生活。我想，大多数生于山，长于山的小孩都想到外面去闯闯吧？
初中老师曾经激励我，要做一只金凤凰，振翅高飞，突围被雾气笼罩的迷障，去往更广阔的世界。于是乎，“我想走出去，我要去看看。”成为乡野小孩的第一个可以称之为理想的愿望。大山里是闭塞的环境，山路十八弯，交通不便如同围城，里面的人不出去，外面的人不进来。人们的生活被圈定在山脚下聚集的村落，思想相对保守，但是大多善良淳朴，物质欲望极低。
我爷爷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他一生勤俭节约，除了去市场买米粮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基本上不再有任何开支与花费，因为他认为楼下的那巴掌大块的土地上种些蔬菜就能维持他的生活。而他周围的朋友，也大多是农民，他们有共同话题，暮年时谈论的也无非是年轻时的一些琐事以及近日的镇上发生的事情。爷爷的口头禅是：“这日子又过了一天！”说完之后会长长地叹一口气。这句话像定时闹钟一样贯穿着我的童年。
老师在课上提到中国农民的特性。一方面，他们勤劳朴实，躬身耕耘盼收获，待人接物讲义气，温和守礼；另一方面，他们马虎偏激，愚昧粗鲁，甚至冷漠虚伪，狂妄自大。这是农耕文化影响下的结果，在重德性的同时，可能趋于奴性。小农思想是封闭的，农民如同麻布袋中的土豆，互不干扰。农村的山水是充满自然美的，可并不是所有的人也充满自然美。人性的劣根有时在没有规矩的环境下往往会泛滥与膨胀。
那些留守儿童们，我年幼时的伙伴与同窗，他们的启蒙教育是粗略草率的，朦胧混沌状态之下，他们的行为是令人发指的。那些没有父母管束的男孩子们，整天以捉弄取笑女孩子为乐，甚至平白无故地以各种恶心的词汇去谩骂他人，甚至动手动脚搞恶作剧，情况严重到可以称其为“校园霸凌”，他们的言行举止都体现了对女性的不尊重，这也与家庭教育的缺失密切相关。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小学，初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想“逃离”那座小镇，我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朝一日为家乡做些事，去改变一群孩子的现状，不让他们重蹈覆辙。
“打工”这个词语也是农村孩子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魔咒，有些是孩子自己提出来去打工，有些是孩子想学习却被父母劝说去打工。那时我常听一些大人嘴上对小孩挂念着：“读书读不起走的话就去打工。”我的同龄人中有小学毕业之后就离开校园外出打工，到了初二时，老师跟我说一位彝族的学弟不想读书了，想去外面打工。他叫我写信劝说他，我当时手写了一封信。但是这个故事的后续是，那位学弟坚持自己打工的想法，因为他说读书也读不好，还不如早点打工挣点钱。我在想，他对远方也有渴望吧，所以想如此急切地走出去。对于很多农村的孩子来说，他们在许多方面连选择的权利也没有。
如果他们在学业上无法做到优秀与突出的话，他们也会被家长劝诫早日打工，他们也无法通过补习班来提升自己的成绩，再加之自身的惰性，他们会默认老师或者家长对他们的判定，也就是自我否定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读书的料。而且很多留守儿童一进入叛逆期，他们便会以自己的方式向家长的权威发起“挑战”，独立意识从他们的脑海中生发，但是他们除了打工这条路，几乎别无他法。他们的嘴上也像他们的长辈一样念叨着读书无用论，这种观念无疑是可怕的，因为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如果不重视教育的话，很多固化的思维便会根深蒂固，而他们的下一代人可能也会受其影响，因此农村教育问题任重而道远。但是我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这类信条，并且我相信通过战胜学习上的困难，从而化解生活的困境。书本可以引领我跨越群山之巅，得以在知识殿堂中漫步。我怀念童年阅读的漫漫时光，它构建了我的精神世界。即便我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极大失落与坎坷，也能够将其作为避风港和避难所。
阿有在文中写道：“可贵的关于远方的辩证法”。远方更多指的是地理层面上的空间距离之遥远。比如从北京到我的家乡有两千多公里的路程。北京之于昔日的我是远方，而对于现在身处北京的我来说，家乡又成了远方。食堂里的一顿饭菜，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与家乡在唇舌味蕾上近在咫尺，那香喷喷的川味仿佛从两千多公里以外的远方急速抵达到我的心里，随即忍不住自言自语说几句四川方言，仿佛沉闷许久之后一吐胸中块垒。
我在十八岁那年选择离开家乡，奔赴理想是为了成为优秀的自己，以便更好地回归。但也有人他们会选择不回归。我周围的同学里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思乡心切，决心重回故园；另一派是他们表示目标就是留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诸如来自河南，河北，广西的几位朋友，他们便表示工作不会考虑回乡。人各有志，年轻人无论在哪儿，我们建设的都是未来之中国。我来北方近一年的时光，有不少惶惑苦闷的时刻。但值得庆幸的是，在陌生的环境中结识了熟悉的人，他们也来自异乡，与我感同身受，与我并肩前行，与我一起追逐远方。
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我的感受异常丰富。北京地铁在全国是出名的拥挤，早高峰与晚高峰的浪潮中都有我的身影。我在北京出行几乎离不开地图软件与骑行软件，这里如同迷宫。生长在静谧小镇上的我，三条马路相互交错就是整个镇的主干路线，闭着眼睛都能够走得顺溜。然而，北京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地面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地面下，四通八达的地铁网络。而且不仅是贴合在面上，往上有立交桥，往下有好几层的电梯。初三时到成都第一次坐地铁，上车后还有个位置坐。而在北京，我几乎上地铁后看到的景象都是座无虚席，于是我便习惯地用手握着门前的栏杆，横着站，以防摔倒。我属于会晕车类型的人，大抵是从小就不怎么乘坐汽车，所以不习惯置身于车的颠簸。
地铁上的人群行色匆匆，转站时，楼道走廊间形形色色的人擦肩而过，车门打开时，人们有一窝蜂地挤进车厢，拥挤的空间中空气极度稀薄，人们的距离如此近，却谁也不认识谁。我看到地铁玻璃穿上反射的自己的面影，突然觉得好陌生。周围的人也是，他们大多以不同的姿态面对手机，举着看，抑或低头看，指尖划过一个个小视频；也有闭目养神的年长者和疲惫的年轻人；时间悄然流逝，我仰头目不转睛看着荧光灯闪烁，地图软件上的震动提醒我该下车。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全球各地，操着南腔北调，各国语言在地铁站空灵地环绕回响，在湍急的人流中循环播放。地铁站没有任何停歇的脚步，不同于我从北京西站底层上广场的路途中看到的羁旅之人随处打地铺的景象。
二〇二三年八月初来北京时，我和表哥在朝阳区夜骑至某处写字楼与袁老师会面。北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和白天无异。不像我的小镇，昼夜分明，往回追溯十几二十年，街上还是泥巴路，只有几盏孤零零的路灯落寞地低着头，斜照着漆黑夜空下的树。农人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大自然的昼夜节律保持一致。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夜晚在某种意义上会显得更具活力。举头望天，难得看见几颗稀落的星，低头前行，沥青路上的热气扑面袭来。奔波的路途结束后，我只想找个安静的室内休歇。
明天，这座城市会再次启动，日复一日地运行，我不是流水线上的一颗疲乏被动的螺丝钉，而是整装待发，蕴含能量的一对扳手。儿时的辽远，今夕的眼帘，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周玉珍，2004年11月生于海口，四川人。中文系在读大学生。现任本校编辑部干事，乐山市作家协会会员。射手座，热爱文学，坚持写作，相信明天会更好。作品见于《少百报》《五行》《三江潮》。个人公号“珍桢加油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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