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挥刀向幼童?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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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案发现场
他为何挥刀向幼童?
文/维舟
10月1日,一名23岁的中国留学生在瑞士苏黎世的一家日托中心持刀捅伤三名儿童,其中一位5岁的孩子重伤,另两个孩子伤势中等。
虽然我们国内像这样到学校无差别行凶的事例已不止一起,但在欧美,这还是极为罕见的,再凶悍的犯罪分子也不太可能把幼儿作为袭击对象,因为虐童、杀童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就连杀人犯都会觉得在道德上比之优越一等,因而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在监狱里会备受其他犯人排挤、凌辱。
为什么他会挥刀向幼童?目前犯案动机尚未公布,当地媒体The Local Switzerland的报道也说他“行动的确切动机仍然难以捉摸”,不过,从他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多少能窥见他那个扭曲的内心世界。
苏黎世案发现场的儿童日托中心
在这些发言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种炽烈的感情——对一个强大统一的祖国的神往,以及对异性毫不掩饰的爱慕乃至性饥渴。就在行凶当天,他还发了一篇喃喃自语的独白:“你是我最亲爱的团支书,我爱你就像我对党和国家炽热的爱一样。想念我的祖国,也想念你。”
他对那个异性说,“我肯定完全尊重你的”,“我多好啊,我真的特别善良特别温顺特别好的一个人”,然而他转头就羞辱那个他追求而不得的异性:
我爱你,你是我的小甜心。
但我现在因为接触了太多女人,觉得大胸也就那样吧。真没意思。而且感觉你的crush拒绝你也是觉得。你脸盘子真挺大的,然后你不是很白,身材也一般般。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也就那样吧,差不多三千块一晚。
这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一种强烈的自恋、性苦闷和挫败感:“我这么好,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凭什么?其实你也没啥好。”
Elliot Rodger
这种挫败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攻击性,可以说是incel(非自愿独身者)的关键特质。
2014年5月23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Elliot Rodger强杀三名女生,而他的动机就是仇恨那些不爱他的异性,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女生从来不喜欢我,不过你们将为此受到惩罚”。
在他“复仇之日”前夕制作的最后一段视频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是你们让我过着如此痛苦的生活,现在我也要让你们感到痛苦。我已经等了很久,我会让你们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些拒绝我,看低我,然后转投别人怀抱的女孩,还有那些过的比我好的男人。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所有人,我已经等不及让你们受到应有的惩罚,你们将遭到彻底的毁灭。
他为何如此愤恨?因为他觉得那原本都是自己“应得的”。
他是个混血儿(拥有一半华人血统),炫耀自己生活奢华,拥有一辆很豪华的宝马车(“至少超过我们学校90%的人”),还是美国热卖系列电影《饥饿游戏》的助理导演彼得•罗杰的儿子,但是,凭什么像他如此完美却不受女生青睐,一再被拒绝,仍然是处男?
《应得的权利 : 男性特权如何伤害女性》
[澳]凯特·曼恩 著,章艳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22-5 Kate Manne在《应得的权利》(Entitled: How Male Privilege Hurts Women)一书中谈到了这一案例,认为那是一种特殊的厌女症,“她们竟然不爱我这么好的男人,那就必须受惩罚”:
某些男人具有危害性的应得权利感,他们希望别人永远以充满赞赏和爱意的眼神仰视自己——对于那些没有这样做,或者拒绝这样做的人,他们就会进行攻击,甚至将之消灭。最后,我们会看到,这些男人有一个特征: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爱与仰慕,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这个特征也经常存在于实施家庭暴力、恋爱暴力及亲密伴侣暴力的男人中,而且这个群体的人数更多。
他们他们伤害了人,却自认是真正的受害者,常常抱怨不公平,因为他们理解的“公平”乃是指“我值得拥有更好的”。
正是这种执着于男性等级制度的观念,让这些自视“应当享受特权却不可得”的非自愿独身者充满了怨恨:
非自愿独身者并非没有道德标准(虽然他们确实是极不道德的),他们深信某种特殊的道德秩序。他们不仅仅感到气愤,而且满腹委屈;他们不仅仅觉得失望,而且愤愤不平;他们不仅仅认为女人乃至全世界辜负了自己,而且还确信自己遭受了背叛。他们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他们,经常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是受害者,他们很敏感,甚至觉得自己受了创伤。
实际上,他们是自身“有毒的男子气概”的受害者,他们无法跳出来审视自己的怨恨与自卑,总是归罪于他人不能看到自己的“真正价值”,深信男人有权从女人那里获得性,如果得不到,暴力就是他们最终的回应。
郁达夫(1896-1945)
在中国,这种心理扭曲有时还带有某些奇异的特质。1921年,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表达出来的那种求而不得的性苦闷情绪,既像是incel的厌女症,但又和国族的强盛关联起来。
他描写一位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因为被侍女说了一句“别胡闹了,间壁还有客人在那里”,内心就有剧烈的反应:
他听了就立刻发起怒来。他心里骂他们说:
“狗才! 俗物! 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世间那里有真心的女子! 那侍女的负心东西,你竟敢把我丢了么?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
被日本女性拒绝,让这位小说主人公敏感的心灵备受痛苦,“伤心到极点了”,在日记里写:“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文学批评家许子东曾评述说,这背后隐藏着一种强烈的情绪:
男主人公最大的感受,不是害怕被人吃掉(指鲁迅《狂人日记》里的“吃人”),也不是被人关心,而是“怎么没人看我”?特别是没有女人来看我,不受重视,没有得到渴望的爱,这就造成了男主角的另一种孤独、凄清,甚至也是屈辱感。
理解这种心态,有助于我们认识苏黎世这位伤害幼童的嫌犯那扭曲的内心:他看来也抱有某种“应得的权利”所带来的怨恨,孤独、封闭、屈辱,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这么好却无人垂青,他不仅寄望于国族强盛来平衡自己的情感和所受的“轻侮”,而且到最后偏执地认定女人乃至全世界都辜负了自己。
然而,欧美那些厌女的incel,最终是把攻击性发泄到女性头上,但这一位,却发泄在无辜的孩子身上,为什么?
当然,一个简单的答案可能是:他未必打得过欧美女性。在选择受害者时,他清楚地知道孩子力量悬殊,是自己能欺负得起的更弱者,并且能给其亲人造成更大的痛苦。这种怯懦的暴力,暴露出他真实的品格。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因为那乍看是个人的心理病态,但其社会文化根源则基于一种有毒的男性气概。现在,是时候审视、批判进而清除它了。
维舟,书评人、专栏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小说《无岸之岛》、评论集《一只脚踏进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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