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期，中国拐了个大弯，彻底浪费了三百年｜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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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三百年》节选
文/郭建龙

历史只是谈资，无人吸取教训。

关于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的社会，有着太多错误的说法。当前人们的普遍认知是：这时的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社会，没有人对外界有所了解，也没有人生活在海外，整个国家都处于极端的信息匮乏之中。

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沿海社会并非如此封闭。人们忽视了当时已经有数百万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他们与中国内陆依然有着紧密的联系。沿海的人们对海外世界和西方人并不陌生，也知道他们的坚船利炮有多么先进。

就算是清政府的地方官员，也并非全然无知。历任两广总督和位于广州的海关监督对西洋世界都有所了解，与洋人打交道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在嘉庆七年至十四年（1802—1809）之间的澳门危机期间，广东各级官员也见识了英国人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同时段的南方海盗潮时期，广东官员也尝试着与西方人联合去解决海盗问题。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如西方国家甚至海盗的。对于西洋的先进武器，这些官员也大都有所认知。可以说，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官员们的消息并不算闭塞。林则徐也绝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许多官员，如吉庆、百龄等人都曾经主动与西洋人打交道，去了解他们，他们的和平姿态甚至比林则徐的咄咄逼人更可取。

在中国民间，也有着一个以行商为代表的与洋人做生意的阶层，他们会说西语，对海外的产品和技术更加推崇，对西洋贸易规则也越来越熟稔。

因此，海外的华人、国内与海外有联系的沿海居民、国内沿海地区的官员和商人，他们都拥有丰富的西洋信息，这让那种认为中国在道光二十年（1840）时是铁板一块的无知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可是，我们又无法否认，虽然已经存在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群体，但在国家层面上，中国仍显得如此无知。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明清的封建集权制度说起。这个制度的最核心任务是保证社会稳定，并以一人为中心来格式化整个社会。

虽然有大量沿海地区的华人身处海外，但他们在皇帝的眼里并不是有益的阶层，而是不肖的臣民。皇帝对他们不仅不帮助，而且首先想到的是打击，甚至杀害。对那些身在海外的人，皇帝也想方设法地把他们与国内的亲戚隔离开，避免“有害的”（却往往是真实的）信息传入国内影响稳定。因此，海外华人虽多，但他们对国内的影响几近于零。

沿海的官员虽然也知道真相，但他们如果说出真相，不仅不会得到表彰，反而有可能在错综复杂的官场斗争中被清算，于是他们选择将有效信息过滤掉，只说皇帝喜欢的、抓不住把柄的话。最终，皇帝无法从官员处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沿海的商人阶层更了解西洋世界，青睐西洋产品，甚至采取西洋式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在帝国的链条末端，只能扮演帮助帝国榨取洋人财富的角色。我们通常认为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商人阶层是富裕的寻租阶层，却不知道，他们为了完成帝国的任务，大都被压弯了腰，且大规模地破产，有的甚至赔上了性命都无法满足皇帝的榨取。帝国甚至长时间无法凑够足够的行商与外国人做生意。长期处于这样低下的地位，于是没有商人能够说出真相，也没有人敢提意见。

所以，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的实质是：不是没有人知道真相，特别是19世纪之后，帝国的军事实力之孱弱，在沿海的精英阶层中已经是共识了，但这真相在集权制度之下却无法传递给皇帝，供他决策。也就是说，皇帝预设了立场（华夷秩序），只有符合这个立场的信息才能回馈给他，而当这个立场已经与真实世界严重不符时，哪怕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真相，皇帝的决策也依然不会改变。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苛责皇帝（具体来说，是当时的道光皇帝），因为在封闭环境中接受教育和长大的人，是学不会开放思维，也不会接受新知识的。大权在握的皇帝所接收的信息就足以支撑他决策的正确性——最终的问题在于封建集权式制度而不是个人。

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集权制度与英国制度做个对比，来说明信息收集方面的差别。在大英帝国时期，整个决策阶层对任何有效信息都是渴求的，任何一位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险家或者旅行者，任何一位活跃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商人，他们获取的信息几乎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传回国内，让每一个政治家都在充分开放和透明的信息流中做出最有利的判断。正是解决了整个社会的信息沟通问题，使得这个海岛小国越发强大。而在中国，皇帝管制信息的行为最终伤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因为他完全被自己制造的预设立场封闭了。但不幸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完全被封闭起来的皇帝之手。

另一个现代人充满了误解的问题是关于“改革开放”。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改革时期，也不缺乏开放时期。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人错误地将改革与历史上的变法对应起来。虽然“改革”与“变法”在字面上接近，在内容上却是南辕北辙的。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松管制、减少干预，目的是赋予民间经济更多自由；而历史上的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汉武帝变法、唐朝的两税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却大都以收紧权力、加强干预、增加财政为目的。因此，几乎所有的变法都产生了挤出民间财富、达到普遍贫穷的结果。古代历史上真正的改革时期，对应的是以汉朝的文景之治为代表的休养生息的时期，几乎在每个朝代初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宽松时期，减少权力的任性、强化民间的自治，从而达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

而在中国古代，大的开放时期也至少出现过四次，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佛教和西域知识的大量引入，唐宋时期所代表的开放精神和面向海洋，元代的世界思维，以及明末的西学运动。这四次的开放并不比现代这一次弱。

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困扰了两千年的问题是：不管一个时代采取了多少改革和开放的措施，但到最后，集权主义所产生的稳定需求，最后都会导致权力重归闭塞，将之前的所有成果尽数推翻。

以本书所描写的时段为例，当人们谈论起晚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闭锁政策恰好是从明末的大开放逐渐演化来的。

明末的大开放时期曾经充满了希望，本书也详细地追寻了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史上，任何一个文明在发展到高峰之前，往往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引进，将其他文明的先进知识引入本土文明，而引入的方式，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不管是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还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都能看到明显的大翻译运动的痕迹。而在明末也有这样一次大翻译运动，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次大翻译运动之一（另一次是佛教翻译运动）。这次运动中，人们几乎将西方科学所有的学科都翻译成中文并引入国内，这既包括几何、算术、天文、地理、力学等自然科学，也包括信仰和哲学。在当时，西方科学从发现到引入中国的时间差往往只有几年到十几年，在只能依靠航海沟通的时代里，这样的时间差已经是奇迹。

在明末，还有一群高官显贵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当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等人迅速将他们介绍到中国的智识阶层当中，形成了一次西学运动。这些代表人物既有内阁的首辅、次辅，也有地方上的乡绅阶层，甚至包括宫廷内的皇室成员和太监。这些人大部分并不是为了宗教而与传教士接触，而是带着明确的学习和实用主义态度，他们看到了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也意识到这些知识可以为我所用，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试图在军事、水利、天文等各个领域，将这些先进的知识与中国古老的体系完成对接。

而在经济层面上，随着隆庆开关的进行，中国和世界的贸易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拥有世界眼光的对外人才。另外，东南沿海地区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也是最能和西方打交道、最懂得在近代规则下博弈的力量。当明朝变成了南明，郑氏与南明朝廷合作，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充满了贸易精神和开放心态、懂得贸易规则的政权，可惜的是这个政权最终没有维持下去，而是被北方更加保守的政权所取代。

即便到了清朝，中国依然继续享受着这次开放的成果。康熙皇帝是清朝最懂得利用西方科学知识的统治者，虽然现代人谈起他来，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民族精神”和强大武力，忽略了他与世界的接触。

在康熙时代，清朝拥有最强大的西洋大炮部队，装配着最先进的西洋式武器，对整个亚洲地区形成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就连皇帝本人也对西洋的数学、几何、天文学、地理学知识充满了兴趣，不断地找北京的传教士给自己讲解，甚至自己做题巩固知识。他还擅长利用西洋知识来解决工程问题。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皇帝的谈判队伍中就有会拉丁语的西洋人士，而与俄国人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用的竟然是拉丁文。为了获得最科学的地图，他将西洋人士派往全国测量地理，获得了精确的中国全图。

康熙皇帝对西洋事物也很痴迷，他知道西方的药品更能治病，使得宫人也以拥有西洋药材而自豪。他的宫廷里充满了西洋的器具。他本人甚至提倡皇室成员学习西洋语言。

而在贸易上，康熙皇帝在灭亡了郑氏集团后，毅然选择重启海外贸易，建立了比之后的一口通商要先进的四口通商体制。当人们对贸易政策依然有疑虑时，他又出台措施，鼓励海外贸易。当日本决定闭关锁国时，康熙皇帝甚至鼓励中国商人与日本交流。

中国皇帝对西洋知识和西洋物品的利用，在康熙时期达到巅峰。但我们也要看到，清朝对西洋知识的利用，已经与明朝有了重大的区别。

人们普遍认为明清都属于中国封建集权的高峰期，但明朝的官员、文人和社会相对于清朝，依然有更大的独立性。这使得明朝时对西学感兴趣的人群是庞大的，正是他们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大翻译运动。而他们的兴趣又通过对政策的影响，使得明朝政治上对西学的接纳程度远高于清朝，这一点正是带给我们希望的地方。

到了清朝，随着密折制度的建立，集权的加强，大臣们已经失去了独立决策的机会，都以当皇帝的奴才为荣。因此，即便是康熙时期，对西学感兴趣的也只有皇帝一人而已，在大臣和社会群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独立思考、接纳西学的人群。

康熙皇帝本人虽然推崇西方传教士的学问，却只是让传教士和西方技术为自己服务，他并不想推广西学，甚至害怕人们在西学的影响下产生抗拒权力的手段和思想。他对西学的态度，是禁止人民学习，只准自己利用。这就锁死了西学，使之无法在全国产生影响，将西学变成了皇帝圈养的金丝雀。他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还会一次次重演，那就是统治者只想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官营事业，对百姓却充满了警惕，将他们获取先进知识的通道全部堵死。

在清朝，随着开明皇帝的去世，西学的圈养化产生了最坏的结果：当一个对西方知识更加无知、思想上更保守的皇帝上台时，就轻而易举地结束了中国的开放之路。而恰在同时，科学在西方产生了爆炸式的进化。在明朝，西方科学传播到中国的时间差只有几年，但在清朝，任何的新知识都不会再传入中国。中国在皇帝的挟持下彻底扭过了头，再也不学习海外的先进知识了。

清政府对社会的超强控制，对海外贸易也产生了最坏的结果，从四口通商退回到一口通商，而这一口，也成了敛财的工具——清政府和官员不断地从外贸中榨取收入，直到连官方指定的商人（行商）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破产。

从明朝后期打开国门迎接西方贸易，到一群承认西学先进性、主动引入西方知识的文人和官员阶层出现，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机。但不幸的是，明朝打开国门的时候，已经是国内政治和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它无力调整统治秩序，这个衰老的政权也在国内反叛和对清战争的双重压迫下走向灭亡。

但明朝文人所主导的西学精神即便到了南明政权以及郑成功时期，依然保留了下来。在这些南方政权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西学知识的倚重，加上形势的逼迫，让他们必须开放国门，接受西方的武器和商品。但他们最终无力抵抗更加强大的北方政权，被纳入了集权体制中。

清政府在早期为了扩张，也必须利用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其他科学，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手中，依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性。只是这个皇帝也有着巨大的维持稳定的需求，不允许西学流向民间。当帝国结束了扩张期，进入稳定期，就关闭了所有窗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僵化的闭锁。

从大航海时代到海通的三百年时间里，中国曾经带着希望迎接西学的到来。在第一个百年里，它充满了好奇和试探，并接纳了更加先进的知识；在第二个百年里，随着明清的改朝换代，西学知识在颠簸中继续传播，直到被一个聪明的皇帝利用，但最终在另一个保守的皇帝手中落下了帷幕；到第三个百年，中国已经没有了西学知识，只有自大，但即便这样，知道西方、了解西方的中国人并不少，只是制度将他们的消息全部过滤，留给皇帝的，只有他心目中那个万年永驻的中央体制。当西方人从大航海走向工业革命，最终铺向世界的时候，中国却拐了个巨大的弯，最终彻底浪费了这三百年的机会。

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不想让这宝贵的三百年淹没在一句“闭关锁国”之下，而是要让读者看到，中国也曾经有机会去学习西方、向世界开放，不管是在技术、商业、资金还是制度上。也让现代读者明白，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对外开放，但如果不吸取历史的教训，就会回归封闭的原点。

作者郭建龙

那么，到底什么是所谓的“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并不是硬性地将所有的贸易断掉，而是在保留了部分对外贸易的名义下，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出台各种互相抵触的政策，在官僚执行过程中，让对外贸易变得困难重重，直至无法顺利地进行，从事实上将国门关闭。

闭关锁国也不是被迫的，而是一个制度性的自主选择。由于集权式制度对开放性的天然恐惧，皇帝更倾向于禁止百姓接触海外新事物、学习新知识，从而利用制度和舆论的力量，将百姓闭锁在信息大坝之内，最终产生对世界的厌恶和轻视。

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明时期的开放已经“制造”了一批开眼向洋的人，即便到了清朝，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广州一带依然有人是知道海外世界的，但整个社会的舆论场已经故意去排斥他们、不去了解海外世界了。

我们可以说，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也曾经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但中国的皇帝却花了三百年将大门重新关上。只是他们不知道，随着大门的关闭与新技术的断绝，政权最终也必将在外部的冲击下倒塌。从这个角度说，鸦片只是一个契机，它的非正义性给了清朝的溃退一个借口，即便没有鸦片，这个封闭的政权也必将在其他的契机下轰然崩塌。

作者简介

郭建龙，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来，实地探访几乎整个中国以及非洲、欧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数十个国家，用游走的方式观察和记录世界。善于从不同的宗教、文化根源入手，多视角叩问地域文化，带领读者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透视千年文明的兴衰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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