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收留”的女人，被否定的人性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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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留”的女人，被否定的人性
文/维舟
一名从小品学兼优的女硕士，毕业后打算继续深造，此时却因为未及时更换二代身份证这样的小事而无法考博，她深受打击，怎么也想不通，陷入精神分裂。在家休学两年多后，离家走失，自此人间蒸发，十四年后当她的亲人再次见到她时，她已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生下了两个孩子，连自己父亲都不认得了，而哥哥发现，“妹妹的病情现在更严重了”。
即便你不了解内情，仅看这样的简述，这位女性的经历也已足够令人震惊、恐惧。但在日前爆出此事的和顺县公安局“警情通报”中，关于她期间的遭遇只有这么短短一句话：
经初步调查，卜某（女）于2011年5月从家中走失，后被山西省和顺县青城镇居民张某收留，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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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通报的好处：信息从源头上就被管控住了，交代事实尽可能地平淡，避免讨论和想象的空间，毕竟言多必失，现在随你怎么解读，还能解读出个什么花来？
确实，由于缺乏深入调查和事件细节，就算你感觉此事蹊跷，也只能围绕着通报抠字眼。这两天，舆论的炮火就集中于这则通报中轻描淡写的“收留”二字，认为这是在“侮辱公众智商”，因为别的不说，这位女性生下两个孩子，很难说是她自主自愿的。根据现行的司法解释，“与无性防卫能力的智障女性或女性精神病患者非法发生性关系的，则无论她们是否‘同意’，都以强奸论处。”
正因此，项栋梁在评论此事时断言：“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收留二字都是绝不可能成立的。”
前来认亲的老父亲为女儿戴上读硕时的眼镜 图源网络
善意的收留有吗？有的。
1945年日本战败后，原侵华日军士兵石田东四郎精神失常，流落中原大地，一年后被河南南召县农民孙邦俊发现并收留。虽然不知其具体身份，但孙家在明知对方是日本人的情况下，即便历经最艰苦的年代都未放弃他，祖孙三代供养他长达47年之久，直至1993年将他送回日本。此事感动了无数日本人，被称誉为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话。
和顺事件显然不一样。卜某的两个孩子现年12岁和8岁，推算下来老大应该是2012年出生的，加上怀胎十月，她2011年5月从山西榆次家中走失后，到120公里外的和顺县，路途中想必也花了点时间，也就是说，张某把她带回家后，必定很快就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实际上，极有可能，他的动机就是把她当作生育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她之所以寻亲成功，是当地一名女子向寻亲志愿者朱玉堂求助，称其婶婶与其叔叔一起生活十多年，但家里不知道婶婶的任何个人身份信息。据朱玉堂说：
在交流中，我发现她识字，而且感觉学历还不低，我就慢慢地引导她，渐渐地，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父母、哥哥名字、还有自己就读的学校等信息，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真假。
寻亲经历极为顺利：11月25日张某亲属发出求助，据警方通报，“派出所民警在山西及周边省市开展了大量核查比对工作”，第二天，也就是11月26日，就与其父亲取得了联系。11月30日，卜女士回到家中与75岁的老父亲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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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她本人记得这些基本身份信息，这么顺利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这也证明所谓“收留”必有隐情：她不像石田东四郎那样，语言不通、连本名都不记得，更无法送其回家，相反，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只要有人稍具善意和耐心，是不难让她回家与亲人团聚的——至少，既然这么快就能找到亲人，就说明本来不是没有办法。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不让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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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在这一事件中，最耐人寻味也最恐怖的地方，是人们的无意识。
张某的亲属发起寻亲，看来只是为了弄清婶婶的身份，而不是为了让张某本人坐牢，因为她强调“当年是叔叔好心收留了婶婶”；期间还报过警，但警察看来没当回事；这次的警情通报，把她十四年的遭遇，以被“收留”一笔带过；而认亲的亲人们，也没控告张某强奸，倒是给她两个孩子带上了见面礼，据报道，“现场的亲人都含泪拥抱了这两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似乎除了义愤的网友，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
这两天想到此事，我总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对劲，后来终于意识到，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这位受苦的女性被当成了一件物品：她被人当作无主之物捡回家，利用完了，由警方负责“失物招领”，最终“物归原主”。这也与她与石田东四郎遭遇的本质区别：她没有被当人来尊重对待，而恰恰被否定了人性。
她明明记得自己的身份信息，但这么多年没能回家，因为没人询问她，何必呢？就像捡到一个无主物品，只要还有用，当事人未必有动力将之归还。不仅如此，这还说明，对张某来说，她的身份信息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自己能占有的女人，就像占有一件无人认领的物品。
卜某的笔记 图源网络
在男权文化下，一个女人，哪怕接受了良好教育，但在男人眼里，她的那些属性都不重要，唯有最原始的工具属性才算数，所以才有那句话：“女人管你是硕士博士，都只是女士。”很少人能有足够的善意收留一个精神失常的男性，但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至少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常有人说，女性“被当作性对象、物品或商品而被抹消了人性”，这种“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也一直被看作是女性主义的核心，但在我们的生活中，“物化”通常是一种普遍但隐蔽的操控，涉及到剥夺女性充分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决定，而在这一个案中，它表现得如此触目惊心却又被熟视无睹。
何谓“物化”？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傲慢的堡垒：性侵犯、问责与和解》一书解释：“物化意味着将原本是人而根本不是物品的存在转化成一件物品，将其当作一件物品来对待。因此，物化也就意味着拒绝承认本来存在的人性，或者更为经常地表现为否认完全的人性。”
她归纳出“物化”的八种方式：
1.工具化：物化者将对象（仅仅）看作实现其目的的工具。
2.否认自主性：物化者将对象看成是缺乏自主性和自我决定性的存在。
3.无生气：物化者认为对象缺乏能动性，或许也缺乏主动性。
4.可替代：物化者认为对象可以和同类型的其他对象互换，而且/或者可以和其他类型的对象互换。
5.可侵犯：物化者认为对象缺乏完整性的边界，是某种可以打破、毁坏和侵入的物品。
6.所有权：物化者将对象看作某种被某人拥有或可以被某人拥有的物品，可以被买卖，或者可以被当作私人财产。
7.否认主体性：物化者将对象看成是某种不需要考虑其经验和感受（如果对象确实具有的话）的物品。
8.噤声：物化者将对象看成是无法言说的物品。
和顺事件中，这位女性的处境几乎满足所有上述条件：她是被用来传宗接代的工具、无法自主、行动受限制、可侵犯、被视为个人所有的物品而唯独不是她自己的、不需要考虑她的感受，她也无法说出自己的感受。在丧失了主体性和自主性之后，她的人性已在事实上被否定，沦入非人的境地。
电影《盲山》中，一位女大学生被拐卖到山村
就算不知道“物化”这种理论概念，中国人也本能地知道“不把人当人看”是对人的贬低——要不然怎么会有“你算什么东西”、“真不是个东西”这种骂人话？
在我老家崇明方言中，加修饰词之后“物事”（东西）还是特定针对女性的骂人话：“小物事”意思是“小贱人”；“老物事”表面意思是“老东西”，但在方言里是专骂老妇人的；“坏物事”不必说了，是比说“坏女人”更恶毒的骂词。
话语常常折射出某种集体无意识，这些话恐怕都不是偶然的。在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底下，女性确实就被视为有待家长支配并随意处置的一件“物品”，而不能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和主体性。反过来，当人被视为“东西”，自然也就是对其极大的蔑视和贬低。
为什么精神失常、智障的女性会被性侵，但这类男性几乎不可能有女性对之感兴趣？谈到这个问题时，有女性朋友不无讽刺地说：“你们男人还真是不挑。”但我想问题也不在“不挑”，而是这些失智失能的女性正符合男权文化的想象：她们是可支配、可侵犯的对象，并且不管怎样，总归是一个女人，反过来，女性在筛选对象时可不会这样。
这提醒我们，女性的生存处境要险恶得多，随时可能陷入被物化的境地，因为她们的性资源本身就是被攫夺的潜在对象。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性”对女性而言不是生而就有的天赋权利，而是需要健全机制加以保护并努力争取的合法权利。
那个女人回家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因为她恢复生而为人的尊严才刚开始。
维舟，书评人、专栏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小说《无岸之岛》、评论集《一只脚踏进后现代》。原载公号“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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