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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我的诗篇》导演秦晓宇:我们在改变潮水的方向

2015-12-14 南都副刊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刚刚过去的2015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纪录片《我的诗篇》无疑成了最大赢家。独揽“年度最佳纪录片”及“最佳音效纪录片”两大荣誉。南方都市报作为2015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官方合作媒体,专访了导演秦晓宇。



《我的诗篇》导演秦晓宇




【南都 · 专访】




【南都:《我的诗篇》中的层次非常丰富,比如说有诗歌的维度、现实的维度,你是怎么处理这些线索的?】


秦晓宇:这个评论还是非常到位的。诗歌首先是一个容器,无所不包,内容可以是一切,你可以放进去许多的诉求、不同层次。比如说“为底层群体立言”的层次,他们(工人)确实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哪怕仅仅是书写自己的生活,也是在为自己的群体立言,有“历史证词”的意义;他们所写下的诗,在历史主流书写、学院书写和媒体书写之外,提供了他们基于自己真实人生经历的书写,有时候是对历史的补充,甚至说是校正。如果没有他们的讲述,我们理解的历史只是一面之词,甚至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维度。同时,我觉得他们的诗歌有着启蒙和自我启蒙的意义。因为最初写作可能只是表达自己的苦闷、伤痛,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尤其对于这些优秀的工人诗人,他们总是会在写作中追求一种更有担当和情怀的写作,希望通过写作来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有所追问。在这个意义,(写诗)当然就是一种启蒙。它(诗歌)的层次也很丰富。




纪录片《我的诗篇》剧照



【南都:具体到纪录片的维度,有哪些内容呢?】


秦晓宇:对我们这部纪录片来说,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表达层次的复杂,而是怎么把这六个人的故事结构到一起,因为这六个人的人生彼此没有交集。当时我们举办了一场堪称伟大的朗诵会,就是那场在皮村进行的“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工人诗人第一次聚在一起,一起讨论诗歌。一整天的会议讨论,和北京的诗歌评论家、工友、媒体工作者一起来讨论。晚上有一场特别感人肺腑的诗歌朗诵会。


纪录片《我的诗篇》剧照


在线直播的同时,现场也有很多观众——皮村的这些普普通通的打工者。很多人对他们的朗诵似乎有某种挑剔,说他们(讲话)有口音,表情有些羞怯。所有持这些批评意见的人,都不明白真正的“诗歌朗诵”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在我看来,那种晚会式的朗诵,话剧腔、播音腔的朗诵才真正的可笑。(工人的)朗诵诗带着自己的个性的声音、乡音来诠释自己的作品。当然会有这样一种非演员的因素。


纪录片《我的诗篇》剧照


其实在我们的电影中也会有类似的场景。因为他们不是见了镜头和其他人无动于衷的人。相反,他们习惯了沉默或者不为人所注意,所以他们面对镜头的时候难免会不自然。我觉得这点一点儿也不重要,反而显得格外的真实。通过这次的朗诵会,所有看这个电影的人,好像一开始就进入朗诵会的现场,同时也进入诗人工作的现场。这样两个情境互相生发,我们对诗歌的理解也更深入。


第二个结构性的因素,其实我们这是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一次完整的历险,会经历任何一个农民工和工人在打工的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重要命题:找工作、欠薪,甚至死亡,等等。这些命题都会在历险的过程中暴露出来。我们也会会有相应的重要主题的诗歌来配合。


纪录片《我的诗篇》剧照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就是诗歌。从一开始作为序曲部分的《大雪压境狂想曲》,到开篇部分许立志的《流水线上的兵马俑》,一直到结尾处的一首用顶针的方式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循环系统的《最后》,结束于“梦啊梦,疾驰改变了一切,一切却如未发生一样沉默”。通过这三个结构,我们希望让这三个作品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把这些原本彼此没有交集的人在这部作品中互相映衬、互相激发,然后构成一个真正的整体性作品。这点是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比较大的挑战。好在,我觉得,把它完成了。


【南都:那是不是这部片子的高潮就是“朗诵”?】


秦晓宇:不,在我看来,我们这是有几个高潮的电影。有一幕是我们拍摄的时候几乎快要落泪了,就是拍摄年喜回到家乡。其实我们有一个高潮是在年喜工作的场景。年喜的诗歌、人生都是铁骨深情的。他工作的场景就是他炸裂岩石的过程,那个姿态感,跟大片里特别英雄的场景有点儿类似。但是你别忘了,他的所有工作都是裸脸在操作水钻、风钻,粉尘会直接进入他的体内。后来我问过年喜:“你不担心会得肺病吗?”他作为爆破工工作了十六年,就没有带过那玩意儿(指防尘面具)。看到那一幕,一般会想到两层,一个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这句话在他的劳动场景中体现得特别充分。第二个就是他工作场景对健康影响非常大。



秦晓宇


就在我们拍摄完的那段时间。那一幕算是高潮之一:英雄式的高潮。回到了他的家乡,进入他的小房间,年喜给我们介绍他屋子里面的东西。这里有一个爱情的桥段,有一个小小的结婚照的相框,放在一个心形的梳妆镜旁,里面不仅有被水浸泡过、显得有些沧桑的结婚照,还有一首年喜发表在1997年6月28日的诗,是他写给妻子的一首情诗。他指着床上的枕巾说:“这也是我们结婚时候的枕巾,到现在也有整整十七年了。”看到那一幕,我们的感受是及其强烈的。我们看的所有爱情电影都是虚构出来的。现在这个是真实人生中,在如此艰难的人生中绽放出的爱情与诗意之花。就那短短的几分钟,我觉得“胜却人间电影无数”。这个可以算是我们电影的“爱情高潮”。


到后半段进入许立志的高潮,就是一个“悲剧性高潮”。我从警察那里拿到一段监控录像,是立志最后一段人生道路。当他走到窗前的时候,监控录像已经拍不到他了,但是监控录像可以拍摄到对面有一扇门里的玻璃,影影绰绰地映现出立志矗立在窗前的身影。警方曾经怀疑他打过一个电话,但根据这个镜子显示,他没有打过任何电话。我觉得像年喜、立志的诗歌,像我们这部电影,有点像是幽暗的镜子。它也许本身不是现实,却有助于我们洞察和把握现实。从立志沉默地走出电梯,一直到他海葬,这是整个影片的“悲剧性高潮”。片子不是高潮完了之后结束,是高潮迭起的电影,有不同向度上的高潮,最后收束在立志埋葬的海上有一个小小的轮回。


《我们的诗篇》的结构安排也有轮回之感。在立志去世之后,另外一个诗人乌鸟鸟的女儿诞生。诗人手足无措地面对新生命的诞生。小孩儿特别有意味,当然她是没有意味的,放在影片中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她在那儿睡着,突然一只眼睛睁开了,另一只眼睛还闭着。镜头结束在这里:一开始是一个朗诵会,杨炼主持的,紧接着是一个空荡荡的朗诵会的现场,人都走空了。最后出现一首诗——《最后》:“我沉默的诗篇原来是机器喧哗/机器喧哗原来是金属相撞……”。


【南都:普通观众怎样才能看到完整的纪录片?】


秦晓宇:我们现在另辟蹊径,除了机构包场之外,更看重众筹的方式: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众筹发起人,通过朋友圈等媒介在本地召集四、五十人,能完成一场小型放映会。昨天在南沙举办了这样放映会。广州有真正的纪录片文化,可能跟广州纪录片节有关系。观众对这种充满现实感的片子很感兴趣,同时观影素质也很高,结束后还热烈地讨论各种问题。这就是一个史诗性的文化事件。用另外一个众筹发起人的话说,“我们在改变潮水的方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诗篇”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关于如何发起众筹包场的信息。



采写 | 南都记者 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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