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员自杀事件：从“拜金女”看亲密关系商品化
编者按：
近日，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之死引发了又一轮网络争论。被前妻索要大笔金钱、威胁举报勒索……苏享茂在破产高压之下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由此，一个“单纯程序员”被“蛇蝎拜金女”敲骨吸髓逼迫至死的悲情故事成形，人人声讨这个不知满足的坏女人，想要替受害的老实男人讨回公道。
这真的是彰显人们正义感的时刻吗？苏享茂的自杀固然是一桩悲剧，然而女权主义想要的显然不是通过对一个女人的声讨来巩固道德上性别分化的异性恋制度。翟欣欣是个在商品化的亲密关系中不守规矩的人，然而她的叛离也不过是在既定框架下实施的权力逆转罢了。看到她所代表的时代症候，女从性别入手的批判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声音。
又一次，全网追杀一个害男人的女人。相关信息还在陆续发掘中，很多人已经主张这是一个刑事案件。
这压根不是什么刑事案。在滥刑滥罚已经时刻威胁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相应的一种社会奇观却是对强权加倍崇拜爱慕，动辄呼吁给各种被看不惯的人来个快意解决，这是十分危险的社会病。其间还有一些煽动者，流氓假仗义，消费死者兼消费大众的厌女症。
这个事件里没有有组织犯罪，但有套路。他们双方相识之初曾“交换经济信息”，那一步其实很关键——女方晒出别墅照片暗示自己高价，男方当即表示“我也买得起”，这不仅是在显示经济实力，还是应战一般，承诺可以满足女方的金钱欲。
他们只是当今亲密关系商品化中的世俗一对。所谓亲密关系商品化，就是以金钱来衡量和交换情感的全员节目，其深入人心的历史其实很短。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将金钱协商从谈论嫁扩展到从追求到恋爱的漫长过程。第二，以金钱为情感的载体，通过花钱推进关系及解决矛盾。第三，追寻一系列以浪漫为名，花钱为实的仪式，从过情人节、纪念日到求婚。第四，流通各种浪漫爱专用商品，例如玫瑰，口红，戒指，巴厘岛婚礼。第五，炫耀与比较的文化，“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可以公开展示、公开可见的爱情”，从社交媒体上秀恩爱的日常到结婚仪式所营造的一生一高潮。
“为什么我的男朋友不像别人一样，省吃俭用给我买东西？”最早在微博上看到这样无辜的提问，简直感到揪心，无法理解女生理所当然把享受恋爱建立在对男人的克扣之上。后来我才知道，男人有100块给自己花90块才是真爱，这已经是通行的真理，在各种节日与仪式上慷慨与否更是关键的考验，制造了无数爱与性的陶醉，或者矛盾甚至分手。而且可以直接就是钱，赤裸裸的钱，因为微信和支付宝实在方便。有人说，解决恋爱矛盾的必杀技就是打钱，天天打！
也看到一位男士讲述自己网上相亲遭遇职业骗子，从第一次聊天起，就以各种名目被直接要钱。发现被骗后他说，他并不觉得女生财迷有问题，因为以前谈过的女朋友也是这样，不断要钱。这位男士直言想找个漂亮女朋友，自己个子矮，但有收入高的优势……
苏享茂和翟欣欣玩的不也是这一套？我不是说她与看重口红与玫瑰的小家碧玉们没区别，我是说，她们都在亲密关系商品化的光谱上。其实，这简直是对女性的一种赋值，在男权社会将女性的性与情感视为对象物的前提下，她们将被动的物化翻转成主动要价，由此掌握亲密关系的意义与标准，也预收对被背叛和被抛弃担忧的保障金。在她们短暂的因性魅力而享有的性别红利期内，钱充当了平衡男女权力关系的砝码。
所以，还是如何式凝所说的：没有百分百驯服的主体，每个人都在反抗。但是，若将在亲密关系中要钱视为一种反抗，必须加上一个注解，那就是，绝不是所有的反抗都具有社会变革的意义，反而其中很多也是在既定框架下的权力实施，例如受虐的母亲打孩子，或者“美女硕士”操控一名身高一米六的程序员。
苏享茂的哥哥说他太傻才相信翟欣欣会喜欢他。可是在这个社会的通行规则里，这并没有不可能，只要他用金钱表达的“真情”足够，也未必不可能青蛙变王子。而另一方面，和男人二元对立的，对女性情感表达的期待，是忠贞、绑定和依附的心理和行为。翟欣欣就这样给苏享茂挖了坑，刚认识三天就说出“我愿意给你生孩子”——这是一种女性自我奴化的语法，然而正因如此，它才是最“动情”的表白——表示将为这个男人投身于婚姻制度所安排的女性义务。
如果他们能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在某个价码上最后交易成功，那生活就将开始展开其平庸和令人失望的面向，对女性来说。“进入婚姻关系之中，却因为父权体系的安排与性别意识型态的运作，让‘正常’的已婚‘好’女人逐渐居于下位，受制于僵化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无止尽的情感劳动之付出，让亲密关系逐渐成为一个压迫的牢笼困住了生命的发展活力。”权力关系重新回到男强女弱，男人几乎注定是最后赢家。
但是翟欣欣不一样，她是所谓“坏女人”，不守规矩。她的物欲无止，心理和情感上也不驯服不归属。苏享茂在遗言中说：“一个多月的婚姻期间也无出轨、暴力行为，但我失去了对她喜欢的感觉。关键她爱撒谎，极有心机，让我觉得有种恐怖的感觉，这点跟以前她到我老家时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才知道心机婊有多可恶。”
这里的“极有心机”，实际指的是指她在婚姻中仍保持自我中心。他厌恶是因为她无情，恐怖是因为她强硬，他失望不是因觉察到婚姻的交易真相，而是因为这种交易没有换来他想享受的女性给予。有人用“骑虎难下”形容他的处境，挺准确的，或者他像一个股市暴跌中的散户，那种一次次割肉都无法摆脱困境的惨痛体验可以是十分躯体化的。
在这个男权社会里，他的死绝对是一个意外，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文章，解释程序员这个男性群体为何特别脆弱。被男人骗、打、害得自杀的女人比比皆是，大多也只能得到在某个微博评论里被讲一讲的位置。即使是被同情，那同情的消极伤感腔调也是在暗示：这就是女人命。而男人——真的，男人总是被这个社会关怀痛心，女人比不了的。这么多人因为他而愤怒，要进取地去惩戒坏女人，恢复正义——这个正义不是女人不能要钱！而是要了钱之后要得体相应地用她的女性资源——性、情感、生育、照顾，来回报。
人人都感到翟欣欣十分危险，要阻止她制造新的受害者。“拜金女”如同男权社会中的无名肿毒，艳丽溃烂，必得下狠挖除。然而也许这是挖不掉的，异性恋关系从交易到战争及其难免失控，在恩格斯所说的家庭与私有制起源，妇女遭遇“历史性的失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被交易的女人价值所在只有价格。
但是过往掌握交易权的是双方家庭，所以，亲密关系商品化的前提之一，必须是女性个体自主性的一定提升，她们从父权家庭和贞操观中一定程度地解脱出来，自由地与男人结交周旋。但是，背景还是妇女的失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严重却无人在意的经济平等的丧失和无望。从毕业入职的开始，男女的平均工资就有了区别，然后是持续的分性别遭际：女性遭遇种种性别惩罚，而男性开始逐步兑现性别红利。当然，不是没有女强人和女富二代，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男女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且看似没有停止的可能，这是一个总体性的事实。是男人先占有了做买家的权力，女人才需要发展如何卖得更好的心机——为什么“算计”多是女人对男人，因为女人不拥有资源。
而且如上所述，这是一个被性别规范监管的市场，在不会要价的“傻女人”和要价过高的“坏女人”之间，女人既要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又不能过于贪婪和公然不守贞。须知“坏女人”是会被男人和女人一起讨伐的——当他们一起指出翟欣欣不值那么多钱的时候，他们都为所捍卫的同一个市场“公平”投注了基于性别的利益。这是异性恋制度最可怕的地方：男女相互压迫，又互有欲望和利益共生，这个制度总是在被指望着，有人被遗弃，但几乎没有人能退出。
通过对一个男人的祭奠和对一个女人的声讨，异性恋制度的分性别道德规则再次被伸张，迅速修复了由一个意外的女性胜利个案造成的小小创伤，这是一项自发的集体工程。人们感叹、愤慨和抒发，情感也得到了舒畅。我这样说并非不同情苏享茂或者赞成翟欣欣的举报勒索。异性恋制度正是在无数次对恩爱男女的善良祝福，以及相反对渣男贱女的千夫所指当中，在与美好和正义感的偷偷捆绑中被道德化和自然化的，既然如此，要革命就应当停止从众的道德。
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不站似乎那么明显的道德立场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就是不随手赞助对“拜金女”的谴责。但这还不够，也不是要回避什么问题。敢于将马蓉翟欣欣和那几个男人当作时代症候的承载，女权主义从性别入手的批判一定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声音。
以及，怎么才能终止和挽救所谓妇女的失败？今天女权主义的行动社群在这个课题面前堪称螳臂当车。在这时代的洪流面前，在2017年，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不守规矩的女人——除了翟欣欣那种——的存在就非常重要，说明女人不驯服的力量始终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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