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开我们三十年，依然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者！

1988年12月1日，陈旭麓先生在上海病逝，终年70岁。整整三十年后的今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举行“陈旭麓先生诞辰百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

陈旭麓先生诞辰百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在办公楼举行

陈旭麓先生

陈旭麓（1918—1988），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人，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

1943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46年起任大夏大学副教授。1949—1952年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1951年参与华东师范大学建校，任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并先后兼任该校历史系副主任、研究生处处长、副教务长、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

此外的学术兼职还有：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上海地方史志研究会副会长等。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其论著以思辨见长，视野宽阔，尤以晚年倡导“新陈代谢”说而著称。

著有《辛亥革命》《近代史思辨录》《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等。其中《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

主编有《中国近代史丛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华民国史词典》《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后三十年》《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等，还参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

今天纪念会现场

陈旭麓先生好友、同事、学生众多，下面已发表的纪念文字分别来自他的同事冯契、莫逆之交王家范以及学生茅海建。

我在读陈旭麓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时，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也颇增感慨。老友的声音笑貌不时浮现，他和我在校园中丽娃河畔边散步边交谈的情景宛在眼前。那种谈天时“相忘于江湖”，而困难时“相濡以沫”的友情，是终生难忘的。

我们的交谈虽总是天南地北，没一定范围，但谈得最多的是学术问题。旭麓搞历史，我搞哲学，两人专业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互相切磋。

我认为哲学演变的根源要到社会史中去找，他认为历史演变的规律要借助哲学的思辨来把握；所以，我们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向对方请教。往往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讨论，得到对方的启发和诘难，便把问题引向了深入。

1943年陈旭麓大夏大学毕业

80年代于家中书房

刘知幾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新陈代谢》一书足以证明这一点。此书把史与论有机结合，通过对精练的史实的分析，以阐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规律，并用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引人入胜，处处显示出作者的“才、学、识” 融为一体的风格。“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旭麓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正因为他有一双敏锐的治史的眼睛，所以能透过史实的种种现象，揭示出其中的本质联系，写成这部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著作。

那么，怎样才能有治史的眼睛？先决条件是要“解蔽”（荀子、戴震用语）。只有解除种种蒙蔽，思想获得解放，才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旭麓说：“解放思想就是对自己实行民主。”这是什么意思呢？民主意味着人人自作主宰。在学术上，只有解放思想，自作主宰，自尊其心，也尊重别人，这才是民主的态度。有了这种民主态度，思想上的束缚解除了，眼睛不受蒙蔽，于是发挥史学家的良知来写信史，说真话，自由讨论，实事求是，史学才能真正成为科学。

而在中国近代史这一研究领域，多年来确实存在着一些蒙蔽眼睛、束缚思想的东西，所以急需做“解蔽”的工作。自50年代开始，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形成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轴心，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主线的构架。这种构架标志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然而积久不变，便成了束缚人的框框。正如旭麓所指出的，按这种框框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

在湖南张家界

70岁时与学生们合影

《新陈代谢》一书，就是作者解放思想，敢于摒弃旧的僵化的框框而代之以新的生动的线索的产物。作者以为，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而出民主主义之新）。所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有其很大的独特性，这需要通过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各方面作具体深入的研究来说明。在本书中，作者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造上的变化等。这样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研究，就使得本书主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展现为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作者杰出的史识也就凭借其深厚的学力和长袖善舞的才能而得到具体生动的体现。

《近代中国八十年》前言手稿（刊发于1983年8月5日《人民日报》）

《戊戌与启蒙》等手稿（1988年《学术月刊》第10期刊发）

作者以“新陈代谢”作书名，当然意味着他要探索中国近代历史的辩证法。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要“借助辩证思维”，“离开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是难以解释其本来意义的”等等，正说明他是一个自觉地运用辩证法作为“治史的眼睛”的史学家。

例如，书中关于“中体西用” 说的分析，关于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研究，关于会党在近代史上的两重作用的考察等等，都充满着辩证法的光辉，并由于其中某些问题先已写成单篇论文在报刊发表，所以早就产生了广泛影响。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本书对所涉及的事件，不论是重大史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新文化运动等），或是和一般人生活有关的事件（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剪辫子、禁缠足、废跪拜等），都能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对所涉及的人物，不论其角色如何，也绝不是简单地扣个政治帽子了事，而是力求通过具体分析，把他写成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譬如说，第六章中对那位“不战不守不和，不死不降不走” 的叶名琛的刻画，对当时处中西折冲之局者三种类型的分析；第十八章中描写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的痛苦心情如何因人而异；这些篇章都写得形象生动，人物具有个性特色，使读者很自然地联想起《史记》《汉书》的列传中所运用的笔法。

作者在第十九章论述新文化运动时写了一段带总结性的话：“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

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吸取营养，而对后继的学者来说，是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的。本书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我相信，它的出版，将会使广大读者得益；同时我也期待着青年史学家将通过它来超过它。

1991年5月

本文写于1998年陈旭麓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际，文章草就，心中仍有诸多感怀，原稿亦不存。今年正值先生诞辰百年，周武发现油印件，现经周武、沈洁代为整理、分段、补注，其他原封未动。

岁月蹉跎，距先生遽然离世已十载，还没有写出像样一点的纪念文字呈献给老师，负疚深重。大学读书时，我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但旭麓师那时已专授研究生，一直没有福分直接聆听老师的授业。工作后，老师不在系上，又专业相隔，与先生的过从不多，记得与老师第一次真正的长谈，是陪着谢天佑到老师临时工作的办公室，就在徐家汇原来的历史所楼上。那时距粉碎“四人帮”大约还差四五个月，正在放映一部关于鲁迅的记录影片。

大家知道，天佑与先生私谊极深，又同被关进过“牛棚”，患难与共，所以谈话也就无所禁忌，属于那个年代不多却也间或有之的“私人密谈”——相互间绝对信赖，“唯天知、你知、我知”一类的朋友间的聊天。谈话是从鲁迅的话题说开去的，很多内容已记不甚清楚了，给我的印象是先生对“四人帮”颇多不满，似乎也预感到“风雨”将至。谈话中，先生心情沉重地两次重复了鲁迅的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先生指的是那时人人噤不能语、“万马齐喑”的时局。这情景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永不能忘怀。

天佑过世后，老师在师大的孤寂更深，有时晚上会从二村跑到一村我局促不安的家里；实在过意不去，我往先生家里跑得也比过去勤快多了。后来，我酝酿着想做“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课题，找过先生。老师鼓励可以尝试，并慨允书成后，我帮你写序，现在已成了永久的遗憾。记得有一次，我和先生同去太仓参观。傍晚，踏着小镇特有的碎石路散步走去，说着说着，我突然发问：“陈先生（我和天佑一直是这样称呼老师的），我搞古代史那么多年，越想越觉得：中国靠自己是走不出中世纪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学糊涂了？”寻思了一会儿，老师没有批评我，却说道：“我看，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的，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

那一个晚上，真的我没有睡好，一直在想着老师的“一字之改”。

这一件事情，后来在先生的《浮想录》中有所记录，这就是现在《文集》所编的“1988年，584条”，并且才得知，过后先生在“619条”又补充了一段：“16世纪后期的中国就有走出中世纪的现象。然而走不出，直到别人的大炮打来才被轰出中世纪。”老师的这一指拨，很像是禅师入门之径的点化，觉豁然而开朗。现今我正沿着老师指引的方向一步步走去，我们却再也不能汇聚在先生席前，燃烟品茗，谈天说地了。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文革”之后，老师的才思如泉涌，像是一日永远打不尽的井（正如《浮想录》中一位朋友说的，那时老师“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先生却答曰：“春蚕到死丝方尽”），妙文迭出，目不暇接，每有深刻之论出焉，学生辈争相传告，情景历历在目，先生过世后，《文集》陆续整理出版，特别是生前绝不示人的《浮想录》正式面世，使我们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全面进入先生的精神世界，得窥全境。其中，我看得最多的是《浮想录》：业务遇到卡壳时，首先想到求救的也是《浮想录》。

据我个人的体会，先生关于近代史的通论、专论固然珍贵，但必得时时对照着《浮想录》互读，方有可能领悟先生学术内在的意境和它们寄兴深微的真义。我相信随着学界阅读的深入，将会发现《浮想录》虽然是以个人思索随感随记的形式出现，没有通常那种称之为“历史哲学”大而无当的构架和语词的艰深晦涩，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足以称之为代表20世纪中国本土历史哲学的标志性专著，它无处不在的那种现代中国一代史家经精神炼狱熬制出来的思辨震撼力和深刻性，时间愈久将愈凸显其光彩。

“通”：意与境的兼得

先生在《浮想录》里说：“要让历史自己说话，但历史学家还要说出历史没有说出的话。”我觉得这对所有将要进入历史学的人，很像是“入门须知”：而对已经入了大门的人，甜酸苦辣尽在其中，唯有境中人方知其意味之深远。显然，先生有感于史学现状，对时弊的针砭尽在不言中，20世纪中国史学占主流地位的是科学主义。不只建国后我们信奉的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当年傅斯年所倡导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也推崇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总言之，均可称“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歪用的结果，精神偏移，不是竞以陈述历史细节争胜，便是以公理公式演绎历史，前者以为“只能让历史自己说话”，史料横陈，结果活生生的历史被分解成碎块断片，历史学成了机械的肢体解剖；后者实际上是代替历史“说自己的话”，却偏要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结果历史成了血肉全无的骷髅，意识形态注释的工具。前者，最近读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70周年纪念文集》，多少也有这类印象。该所荟萃20世纪史学精英，但最有成绩的都以史料（包括地下史料）梳理阐释见长，专题、断代研究擅胜，通史、通论似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庆贺之余，总有几分憾意。高兴的是，此中亦有独醒鹤立者，这就是曾任台大历史系系主任的沈刚伯先生，沈先生与主坛史语所的傅斯年先生为挚友，其史学主张却与傅“和而不同”。他认为史学的内在理路应该是讲“通”与“变”，其外缘则是讲意义和作用。大声疾呼：“我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渎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就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过的新史书。”他强调：“历史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到现在的过去，史家应挟其时代之精神和问题去搜罗古人陈事，把它们融化在心灵中；历史就理论上讲，应该是整体的，因为没有古就没有今，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所以严格而论，只有通史才是真正的历史。”

虽有一海之隔，海峡两岸的学者所想何其相似乃尔？这也印证了老师所思，确实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先生在《浮想录》中一再申述：“历史学看来是探索过去，实际上应该是为了现在与未来，那些食古不化的人，永远只知道历史就是历史。”；“没有未来，谁去写历史？写历史都是为了现在与未来。”与沈先生不同，更令老师有切肤之痛的是后一种“科学主义”，故特为痛陈：“本质深藏于现象之中，人们看到的首先是现象，认识本质则要对现象进行深入的探索，历史学家首先是捉住现象．描写现象，从而透露出本质来，或者让读者去探索本质，如果历史学家不去捉住现象，空谈本质，也就失去了历史学家自身的基本任务。”；“只顾写历史的逻辑，不问逻辑是否合乎历史，所以历史书多公式化。”

老师的这层立意极端重要：历史学应该由“现在”的问题出发，去追溯“过去”，打通“未来”，并且说“政治家看到的是地平线上的东西，哲学家看到了地平线以外的东西，历史学家记下了地平线上的东西，但要把视野从地平线引向地平线以外。”我想“历史学家还要说出历史没有说出的话”，最吃紧的，是历史学内在的理路必须讲求“通”，就像老师所说：“‘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易经语）是著史的旨趣。没有‘智’（史学）不能‘藏往’，没有‘神’（史识）不能知来，两者俱失之的史是断烂朝报。”我理会老师的意思，治史的理想境界是能像《易经》所说，“方以智，圆而神”，即使论一时、一人，也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从地平线引向地下线以外”，获得一种对历史，对人生，对世界的通感。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学，而非断烂朝报、纪事本末。

“通”为历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向为我国史学前贤所共识。太史公首倡治史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说这是“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所能达到的境界，“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吕诚之先生也曾多次感叹“通人之难得”，“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可见“通”确是一种至难的高度。吕先生的《白话中国通史》，当年顾颉刚先生曾赞誉“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半个多世纪后，丽娃河畔再显风光：陈旭麓先生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开出了“中国近代通史”的新天地，诚之先生倡导以“理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两大板块构架“中国古代通史”，而“典章制度”的探赜索隐尤见功力，至今仍无出其右。旭麓师则将此两者浑然融通于百年大变动的时代，以“新陈代谢”四字，尽显近代中国理乱、制度之种种嬗蜕变迁的独有情韵，其真见解、真精神，读此书者无不为之动容，回味无穷。同作为他们的晚辈和学生，我想公允地说，就思辨的广度、深度而言，旭麓师是大大超过了诚之先生的。此乃是因为时代的风云际会所使然，不可苛责于诚之先生，是诚之先生所没有经历的时代成就了旭麓老师。但我觉得还必须补充一句，时代的洗礼，亦并非所有人都像先生那样能够结出思辨的硕果（这一点不用我多举实例）。我以为，惟有具时代赤子之苦心，以练狱般的精神冥思神会，反复咀嚼善善恶恶，是是非非，方能独步时代，文末还会论及，暂且打住。

说到“通”之难，我们这些史学后辈都有深切体验。原因多多。首先必须通博备于一身。博是通的基础，博而后方能通约。综观诸大家，能有通识者，除家学渊源，智商特异外，下面三个条件也是不可或缺的：心力之专致，阅历之凝炼，智慧之风发，方可接近这种学问最高而至难的境界——谓之“通”。只博而不能返约，几等于一架大书柜。书柜式的学者多，有通识者少。准此，我想旭麓老师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然又何谓“通”呢？借用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所说，出其意境者始谓之“通”，静安先生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其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己。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人间词乙稿序》）其实史学也何尝不是如此。本世纪史学，冯友兰、钱穆均称有信古、考古，释古三派，其中信古一派，二先生均不取，若以上面说的意境而分，一为致力于历史的抽象（抽象的程度可以不一样），以“释古”擅胜，犹之于文学的“写意”；一为专攻描述具体的历史，以。“考古”（包括传世的与地下发掘的）争长，可比之于文学的“写实”，然而，所谓“大家”，大抵都能意与境兼得，只是各有所长。“通”的最高目标，应是二者浑然一体；所造之境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则凸显历史之真义，圆融自如而无所隔，能达此境界者，是谓“大师”。我个人认为，20世纪“中国古代通史”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吕、钱二家，其中诚之先生的《呂著中国通史》，以写境取胜，梳理古代制度演进脉络独占鳌头；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则特擅写意，以其凸显的“中国历史精神”，感动过抗战前后一代青年（据严耕望先生所述，这里暂不论其内涵是否妥贴）。假若欲求意与境并茂者，不才以为吕、钱二家尚不足当之，唯寅恪先生能之，读其隋唐史诸论稿，即可体会一二，惜乎胎死腹中，不得而观。

新陈代谢：“中国近代通史”

旭麓老师《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一书所展示的，是富有时代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一部“中国近代通史”。“新陈代谢”四个字，正是先生对中国近代历史整体意境的托出，最传神地表达出了“变”这一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旋律，意象、神韵俱有动感，显示了史学难得的一种活泼泼的生气，誉之为独步时代，恐也不算为过，采纳“新陈代谢”一词，自然需要相当的识力。但自近代以来，面对“天崩地坼”的大变，前贤无不有感而新词迭出，如严复，梁启超的“除旧布新”，“思潮流转”等等；而“新陈代谢”一词，系由借鉴生物有机论而衍变为社会超有机论的范畴，亦是世界性的学术潮流。这些都还不能说完全具原创性的，虽然在中国对此能有如此超乎西人的深刻体验者亦寥若晨星。再者，用某种历史理论的概念框架构建“近代史体系”雄心勃勃者大有人，真成功者可不易，某种即使有一定深度的“哲理”完全有可能被糟蹋，正如先生意味深长地说：“事物是常新的，千变万化的……要变化的事物服从那一二句话，那必然闹到滑稽可笑的地步。”血肉（史料）与灵魂（哲理）分离撕裂，或是史料横陈，或是浮谈无根者，就我们眼力所及的范围内，往往有之。细细体验先生的《新陈代谢》，书中所体现的先生对史料的厚积薄发，史识的圆融自如，以及忠诚于史实，“不美刺，不投赠，不隶事，不粉饰”的良史古风等等，都很感人；但真正赢得“唯一”的，是对近代中国新旧、中西嬗蜕演变过程的演绎，摆脱了流行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机械进化论和阶级论的片面和僵化，以中国特有的体用交叠、递嬗无几的意境，将中国近代“新陈代谢”刻划得一波三折，细致入微，极为传神，这些，在我看来，才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价值所在。

今天是陈旭麓先生逝世20周年忌日，今天的会议（编者注：本文为作者在2008年12月1日召开的陈旭麓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发言）说明了什么是虽死犹生。

一个人去世了20年，大多也都在人们的记忆中消散，即便是当年惊世的誓词，也会在岁月的风雨中淡出。而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在想念他，纪念他，那就不仅是他的学问的高下，也正说明这个人的德行的大小。君子之德是偃草之风。

尽管我会经常地想念陈先生，但每次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都会不知从何说起，从何落笔。在先生身边的两年，交谈甚多也甚久，我却想不起来有什么终生受用的警句哲言。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平常，一切都很自然，而他的思想就这样悄然地进入了我的心中，影响着我的人生。

我今天体会最多的是，陈先生对诸位前辈或同辈的史家那种直接性的评说。初入史学之门，一切史家都会在年轻人的心中变得很大。听了陈先生的话，也就不会有崇拜之感，而是直接从他们的学问进入他们的人生，从他们的人生中理解他们的学问。这也是我现在经常教学生的方法，读一本书，了解一个人，在与作者的直接交往中，理解这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我心中最为温暖的，也是我多次说过的，是我一次去陈先生家，刚入门就听到陈林林在说，爸爸，今天的西瓜太小了，茅海建来就不够了。正好我踏入门内，大家看到我，一屋子的笑声。师生之间在这笑声之中是最为接近的。

然而，我对学生谈到最多的是，我与陈先生之间经常性的争执，特别是他在京西宾馆开史学会时，我和他之间的对吵。当时的我相当激进，主张以西化东，他对此不同意，认为西化不了东。与陈先生同住一房间的先生（我已忘记其姓名）出来为我们师生劝架。现在我的年龄大了，感到了陈先生的正确，西确实也化不了东。夷入夏后，会有多种形态的异化。而我现在的学生却不敢跟我对吵，他们似乎很尊重我，但这种尊重之后，又是我的失落。

我也多次给我的学生讲陈先生的社会变迁与新陈代谢理论，并将这一思想作最大限度的简化：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而是伴随着许多次的后退；前进时多伴有过激，后退时亦相随反动，这种前进与后退都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也正是在此前后进退中逐渐前行。这是中国社会诸多因素的交错作用，也是新旧势力之间的较量。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深奥的学说，也是一种简单的哲理，其中有着陈先生的生命体悟。它不仅是对过去的110年（1840-1949）的精准刻画，也几乎是对此后中国命运的历史谶语。陈先生相信，将来的社会会更好一些。

我进陈门之时，很可能是陈先生脾气最好的时候。1980年，他62岁，副教授；我走的时候，1982年，他64岁，还是副教授。人到了这个年龄，大约对世道不再有更多奇想，而对人与人的关系，却守着一种天然。别人都讲陈先生脾气大，我却看到了他脾气好的一面。陈先生是当年全国独有的三级副教授，我却很少听到他的抱怨。人生悲剧性的经历，化作了精思的“随想录”。而正是如此，每当我遇到不公平或公平的对待时，就会想起他的“副教授”。今天的教授名目已经很多，北大的一些年轻教授也在那里笑谈“长江上游教授”、“长江中游教授”、“长江下游教授”，可又有谁寻思这些教授名目下的学问该是如何？德行又该是如何？

然而，今天我听到更多的，不仅是说陈先生的学问与品行，而是他的弟子。由于不公平的待遇，陈先生不能带博士生，“文革”前的正式研究生不多，“文革”后的硕士生也只有二十几位，然而其中却有一些人已小有成就。

正如谚语所言，看一棵树，不仅要看它的树干，同时也要看看它挂的果实。今天在座的，不少人也是老师，再过十年，他们的学生又会怎么样？现在已有一些教授在那里开宗立派了，陈先生生前并无这一想法，死后也没有人去这么做，但“陈门弟子”已多为史学界所称道。学问之火也正是这样地跨越了人的生命界限，传承下去。

我一直很喜欢陈先生给熊月之师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个人的生命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中，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要回报陈先生，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20年过去了，人生有了许多的重复，我也从丽娃河到了东川路。让我怀念的是当年那种天然的、不夸张的、淡淡的却又无限绵长的师生情谊，这也应当是一种人生的追求……

《陈旭麓文集》出版

纪念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诞辰100周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旭麓文集》。《陈旭麓文集》系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一生文字生涯的结晶，除了收录先生在1949年以后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还汇编了先生早年的作品，比如学士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论当前县立中学的几个问题》《初中本国史》等。

来源｜历史系

图片｜戴琪

编辑｜李静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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