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历的反思，才是财富。”｜华东师大战疫讲述㉙

柯政，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4月24日进驻普陀校区。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总体取得阶段性胜利，今天听他分享这段经历。

我是4月24日来到普陀校区的。学部房建军书记觉得我家里任务重，尽量把我往后排。她没说，但我知道。不过，我家俩女儿听说我要住学校一段时间，倒颇有兴高采烈的样子。原因嘛，我也知道。

校外的战疫任务同样艰巨

对我来说，进校就是换了一个“战区”。3月10日起，教育学部教学管理团队就已经进入了战时状态。这个学期教育学部共开设了300门本科生课程，254门研究生课程。500多门课程，一门门联系，制定各种预案。其间，还有为期近一个月的研究生招生工作。这段时间以来，教务条线和招生条线天天紧绷着。

我们的大批教师，也是如此。他们为了让已经在寝室里封控了2个多月、身心俱疲的学生们，学得更愉快一些，学得更扎实一些，也是想尽办法，用尽招数。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课程教学顺利进行，保障大学的“基本盘”“大本营”。除了把课上好，教育学部很多院系所都按照学校要求持续开展“组团指导”。我自己是按照教育学部课程系的要求，跟雷浩老师、石雨晨老师一组，固定在每周三晚上，把各自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约在一起，二三十人，开着摄像头，聊聊天，开开玩笑，讨论讨论学术问题。

每周三开展组团式指导

大家庭中的生活谈不上多辛苦

入校之后，除了做些搬运物资、维持秩序等志愿者服务之外，学校给我安排了一些任务。

先是从4月28日起，跟孙庆、李峰、毛柳笛三位老师一起组建了河西片区4舍的工作小组，先后在河西片区三位片区长潘靓老师、王长波老师、杨艳琴老师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5月7日起，学校又安排我接教育学部开放教育学院书记赵健老师的班，先后在河东片区长方媛老师、房建军老师的领导下，负责文附楼观察点的一些协调管理工作。5月19日，文附楼观察点最后一位学生结束观察回到寝室。

客观地说，就工作本身而言，虽然事情不少，但谈不上有多辛苦。

这首先是因为经过“老兵们”前期的艰苦战斗，整个战疫局面大为好转，各种运行秩序已经建立。作为“新兵”基本上按部就班就行了。

其次也是因为我得到了几个片区和相关工作组，特别是教育学部“兵团”的强有力支持。这两天，教育学部在校参加战疫的教师就有27位，分布在河东、河西、丽娃、白玉路、同普路五大片区。算人次，那就更多啦。

有这样的支持体系，解决我工作中遇到的那点事，真可谓“那都不算事儿”。

河东片区部分教育学部教师工作后合影

困难时期更见真章

学校的危机治理片段

在学校的这段时间，我看见了、听到了、经历过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这些感动是艰苦战斗过程中最温暖人心的东西，激发了很多人战胜疫情的信念和力量。

但战疫的布局，不能靠感动，还是要靠机制，靠治理水平。

所以，我就开始观察这个问题。也是想更全面、更立体地了解学校在面临紧急状态下的治理机制，我这段时间还不断找人聊天（有时候会被自诩为“访谈”）。

找房建军、潘靓、黄瑾等管理经验丰富的老师聊，找沈晔、童愈亮、董盈盈、董镕等经历过“大场面”的“老兵”聊，找姚一洁、柳叶、杨德全、白雪源等最前线老师聊。有的还反复聊。

聊的内容是五花八门的，但我想了解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处理“万一”和“一万”的关系。这可能是最考验领导智慧和责任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最能体现治理水平的一个指标。

对“万一”没有研判，真出现问题，手足无措，这肯定不是好的治理。但同样，为了避免理论上的“万一”，先把现实中的“一万”牺牲掉，也不是好的治理。

有没有提前预判各种“万一”

我因为负责文附楼隔离点，每天都参加了普陀校区的专班工作会议。

在会上，各工作组和各片区会汇报每天情况，各种可能的风险和问题都会被提出来，上海市其他高校的情况也会做一些简单的通报。

有一个小细节我记得很牢：有一天会议，某位老师“冷不丁地”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戴立益副校长马上把问题转给相关负责校领导，这位校领导几乎是在“零延迟”的情况下，马上做出回应。

连续数月，每天开专班会，学校领导保持每时每刻的精神集中，这一方面确实不容易，但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更加放心。

“万一”出现后要能不能及时解决问题

对“万一”的处置越有效，对放开“一万”的自信就越高。

河东片区有一次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万一”，片区内学生体量最大的7舍出现了核酸检测异常的问题。一方面，重点楼层的学生需要紧急转运江苏，另外一方面，学生“足不出户”之后的物资供给保障也要进行。

对于这场“恶战”“遭遇战”，我没有参与，但有多个亲历者从不同侧面给我讲述了其间的惊心动魄，但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学校的应急处置能力。

那天晚上刚好下着滂沱大雨，河东片区刚刚克服各种困难把学生组织好，准备上车，突然传来消息，1辆大巴因突发状况无法执行运送任务，一批学生滞留无法运走。在那个全市运力都紧张的时候，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临时再调来1辆大巴，这是非常考验学校的应急处置能力的。

物资配送也一样， “刚出异常病例，但还要给楼里学生配送物资，我们心里也是有点慌的”，但就是这个时候，在片区的干部、教师们做好严格防护义无反顾地进到7舍，一层层地给学生搬物资。搬完后，很多寝室的窗户都打开了，就是为了说一句“老师，谢谢你们”。

为学生搬运物资上楼的教师队伍

是否努力避免因为“万一”而牺牲“一万”

出现了“万一”的事情，总是让人心烦的，损失很大，自然也是不可避免。但是不是为了避免“万一”，就牺牲现实中的“一万”呢？不同的决策者，不同的情境下，是有不同的选择的。

在我负责的文附楼观察点，但凡学生或者其他老师有提交上来需要我决定的问题，我内心都会权衡一下这个“万一”和“一万”的问题。

在专班会议上，戴立益副校长也是经常请有关部门去研究“这条限制是否可以解除”。在我看来，也是在权衡“万一”和“一万”的关系。

大难兴邦，这不是说灾难能够让国家兴盛，而是对灾难的产生及其应对的全方位反思，才会让国家兴盛。

我在校内、校外两个战区的战疫经历，不是我的财富；能够成为我财富的是，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

我相信学校也是一样的。

来源｜普陀校区河东片区

文｜柯政

图片由讲述者提供

编辑｜吴潇岚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