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华东师大首任校长，十三册全集整理出版！

《孟宪承全集》（全13册）

杜成宪 主编

华东师大首任校长

孟宪承

孟宪承

1894－1967

中国教育家。字伯洪。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圣约翰大学毕业。留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硕士学位，转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生院。1921年回国，先后在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光华大学、国立师范学院等校任教。主持江苏北夏区（今无锡市辖内）民众教育实验区。1925年6月，因抗议圣约翰大学校方压制学生爱国行动，率部分中国师生离校，并参与另组光华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上海教育学会会长，上海市第三、四届政协副主席等。于教育理论、西方教育历史和教育心理学著述宏富，涉及诸多领域。晚年致力于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译有《实用主义》（詹姆士著）、《现代教育学说》（波特著），著有《教育概论》《大学教育》等，主编有《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有《孟宪承文集》（12卷）。

上海社科大师文库

《孟宪承全集》

2018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开展“礼赞大师”活动，推出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师”。为激励本市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传承接续大师们的治学精神、学术传统和人格品质，在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启动“上海社科大师文库”出版计划，首批成果包括《徐森玉全集》《吴蕴瑞全集》《熊佛西文集》《施蛰存译文全集》《李平心全集》《陈彪如全集》《吴泽全集》《孟宪承全集》。8位大师的文集共计67卷（册），2600余万字。

其中，华东师大施蛰存、李平心、陈彪如、吴泽、钱谷融、孟宪承6位大师文集在列。

近日，《孟宪承全集》出版。

《孟宪承全集》

（全13册）

全集共十三册，包含著作、编著、译著20多种，各种论文及通信约170篇，按论文（含书评、讲演、译文等）、论著和译著分类编排，其中教育理论三册，教育理论译著三册，中外教育史编著四册，论文及通信三册。

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教育等学科领域，全面地展现孟宪承先生的治学风采。同时，对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 编

杜成宪

杜成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大基教所中国教育传统传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教育；中国考试制度；教育史学理论；中外教育史比较等。

“今天我们向孟宪承学习什么？”

——《全集》前言节选

在孟宪承辞世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将他毕生心血凝聚而成的学术成果加以整理，结集出版，固然是为了纪念他，同时也是为了保存一份珍贵的文化教育遗产，然而更重要的意义却在于：立足于当今时代，面对现实中国教育的发展与变革，通过阅读这一卷卷论著这一篇篇文章，重新学习和思考孟宪承的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和教育人生，以期从中有所思考、有所启示、有所记取。

今天我们向孟宪承学习什么？

孟宪承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思想都足可成为后人的借鉴，他是一位杰出教育家的典范。

由于孟宪承生活的时代去时已远，人们对他的印象通常是一位睿智的学者。然而，在孟宪承身上也体现出中国老一代学者尤其是老一代教育家的风范。生在动荡的年代、危难的中国，孟宪承与诸多同时代的教育家一样，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救国道路和奉献教育的情怀，贯穿着他的整个人生，他一生中的诸多行迹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孟宪承等率中国籍教师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当“国旗事件”发生后，又与钱基博等人一起，愤然率大学和附中部分师生脱离圣约翰大学，表达了对校方及其背后的外国教会势力的强烈抗议。之后又参与筹备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是孟宪承的母校，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母校任教。在母校和祖国之间，孟宪承作出了明确而坚定的选择。发生在圣约翰大学的这一事件足可反映孟宪承的爱国主义思想，而他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一辈子矢志不移，也同样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

孟宪承留美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理论建设，很快成为一流学者中的一员，跻身于胡适、陶行知等教育家的行列——1923年，黄炎培邀请孟宪承共同创办并主持《申报》教育学术专栏“教育与人生”，专栏成为当时著名的教育理论园地。1929年9月孟宪承受聘为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委员，负责制订《实行整顿并发展全国教育之方案》，并与刘大白等人草拟《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语文科的初中部分，与胡适等人草拟高中部分。1933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选举陶行知等15人为理事，孟宪承列名其中。1942年8月教育部公布第一批部聘教授共29人，孟宪承是教育学科唯一入选者……可以说，从20年代起的30年岁月里，在中国教育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频繁可见孟宪承的活跃身影，他始终走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列，与其他教育家一起，共同引领着中国教育发展的潮流，是一位大有作为、很有贡献的教育家。他的所有作为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改变祖国的面貌，尽快赶超先进西方国家。

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合影。前排左四为孟宪承，左八为蔡元培

孟宪承年轻时就已显露出管理和领导才能：留美期间曾担任中国学生监督处秘书，留英期间曾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馆书记。1926年任教清华大学期间曾担任学校第一届评议会会员、训育委员会委员、规则委员会主席。1927年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教授兼秘书长。之后，他在各大学任教，数度担任院长、系主任之职；多次受聘为教育部各种委员会成员乃至负责人，主持全国教育改革方案的制定；多次入选全国性的教育学术组织，成为核心成员。1949年6月杭州市军管会任命孟宪承为浙江大学接管小组成员，后又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从1950年起的几年里，孟宪承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长等。

几十年间，孟宪承有的是从政的机会却始终未走入仕途，而是以教书育人为乐事，最终以大学校长为其职志，甚至身处有职无权的境地也坦然相对，一丝不苟，尽心尽职，乐于做好一个研究生导师，显示了他学者的本色、教师的本色。这里可以说一个小插曲：1931年 2月，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苦于院长频繁更替之累，将已在浙江大学任教授的孟宪承请来担任院长。6月份，由于数月来“京杭分驰，身心交敝”，孟宪承向时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提出辞去院长，引发教育学院学生会代表全体学生致函校长朱家骅，恳请孟宪承继续担任教育学院院长并不再兼任他职。可见孟宪承是如何地受到学生爱戴。学生的爱戴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查到1933年9月20日重新回到中央大学任教的孟宪承写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一封信，信中向王云五推荐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一名学生所译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的一本教育原理教科书，认为可以列入“师范小丛书”出版。如此种种，表明了孟宪承的志向和对学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他已经不是将教育当成一门职业、当成谋生手段，而是当成自己的事业、理想和生活所在。

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仪式暨开学典礼上孟宪承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讲话

作为一位教育理论家，作为一位引领现当代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学者，孟宪承的学术探究和理论思考积极地应对了他所处时代的诸多教育课题，应该说他交出了出色的答卷。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站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高度重温孟宪承，其学术道路和教育思想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其现实意义究竟何在？综观孟宪承学术思想，可以说他的理论和思想把握了教育的精髓，表现出如下特点：

人民性。据学生回忆，孟宪承对同时代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十分谨慎，但对他脱下西装着中装、不穿皮鞋穿草鞋的精神却不吝赞辞。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了苦孩，甘做骆驼”的精神献身于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孟宪承赞颂陶行知，也表达出他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教育信念。孟宪承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使人民大众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如前所述，1929年9月孟宪承来到无锡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暨劳农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前身），投身于培养民众教育师资和社会教育工作者的事业，他放弃了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的职务，这样的选择耐人寻味。之后，他又在杭州创办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并任校长，又主持江苏省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参与民众教育的程度步步深入。而他从事民众教育的指导思想也十分明确，即切合民众的实际，适合民众的需要，符合民众的利益。

不仅他的民众教育探索体现了他教育思想的人民性，可以说人民意识体现在他思想的诸多方面。如，1932年孟宪承的《新中华教育史》出版，在书的扉页上写着他的一段题记：“从古不知有多少‘悲天悯人’的教育家，耗尽了他们的心力，甚至贡献了他们的生命，才把我们的教育史，装点成这样的灿烂庄严。他们平生的故事，更可以净化我们浮躁的精神，鼓舞我们奋争的勇气。教育者精神的食粮，也将从这里得到了。”孟宪承是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作为对历史上教育家进行评价和取舍的标准，同时也希望用这样的精神来教育年轻一代的未来教师。又如20世纪50年代高等师范院校的办学方向、办学质量乃至整个中国师范教育体系面临严重质疑，孟宪承既看到了欧美先进国家师范教育发展趋势——实施开放的师范教育体制，也看到了中国师范大学办学和师范教育体系中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更看到了中国的国情（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师资缺乏、发展教育的迫切需要），因此主张中国仍旧需要保持独立的师范教育体制，但必须通过师范大学内部教学改革去提高办学质量。显然，这是更切合中国教育实际的主张，也是更符合人民利益的主张。

民族性。孟宪承教育思想的民族性，首先体现在他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和弘扬。作为一位外语水平很高，对西方文化和教育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孟宪承始终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注意以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影响和训练年轻一代，也注意不断形成自身扎实的国学根底。1923年孟宪承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国文部主任，矢志于改变教会学校普遍存在的重外文、轻中文现象，从附中入手提高学校的中国语文教学水平；1925年9月孟宪承赴任清华大学教授前，向钱穆表示要认真诵读《十三经注疏》，以加强自己的国学根底；1956年9月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研究生班上，开宗明义地要求学生“为了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熟识古籍，同时还要运用这些材料”……这是由于他认为，学生不打好国文基础，今后要想求大的进步，几乎不可能；学者缺乏深厚的国学基础，要想做好学术研究，几乎不可能。

孟宪承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讲课（1956年）

孟宪承教育思想的民族性，还体现在他自觉地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和教育中的合理成分，形成有民族特色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他关于大学理想的经典概括和表述：“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显示了十足的民族气派，从中既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现代大学三项任务（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含义，也可以体会到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大学》“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精神的影响。可以说，他的大学三理想的表述充满了道德、人文情怀，体现了德智统一，推己及人的中国特色。他关于民众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实验也同样体现了民族化的追求。他认为，民众教育包含了各个年龄段的人而不以成人为限，这当然是不错的，然而它应当首先是指对年长失学者的教育，理由是年长失学者过多，影响社会安定与个人生计者极大，所以应将民众教育的首要目标定位于生计训练而非一般地读书、识字、学文化。他希望通过生计的改善而达到民众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改善，乃至国民经济的改善和民族的复兴。这样的主张表现出与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思想的相通。孟宪承民众教育实验的总体特征是贴近民众，尊重民意民愿，明显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烙印。

专业性。所谓孟宪承教育思想的“专业性”，是指他从事任何一个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工作，都注意从把握这个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基本原理入手，坚持专业地思考和专业地言说；在对问题提出看法之前，先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1929年9月，孟宪承来到无锡初次参与到民众教育事业中。乡村民众教育的开展需要一个怎么样的方案？民众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如何？国外成人补习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能否为我采用？乡村的民众教育与之前的城市民众教育有何不同？……所有这些就成为孟宪承最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所以他首先制定了一年的工作计划，即：（1）材料的征集。搜集国内外有关民众教育、成人教育、乡村教育的理论、历史材料和最新进展；（2）问题的研究。定期举行研究会，由同人提交论文，全体讨论；（3）结果的发表。办刊物，出版译著和试验报告、研究论文集。搜集材料—研究问题—产生结果，这样的过程体现在他所有的学术研究中，早年从事教育哲学、教育学和国文教育研究是如此，晚年进行教育史研究也是如此。

孟宪承编著“师范学校教科书甲种”《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封面

20世纪60年代初孟宪承着手选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整个研究过程充分体现了他专业性的思想特点。他多次强调，研究教育史就应当历史地思考。他举例说：“学龄”概念是专门术语，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入学年龄的过程。古代教育没有这一概念，就不可以说有学龄、学龄前之分；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过庠序、大学、小学等教育机构，很多人往往望文生义，认为它们是多么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实，庠序等于礼堂，太学等于旅馆，府州县学等于文庙。所以，研究历史切忌“历史错觉”。对于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孟宪承曾经给予过尖锐批评。他说，研究中国教育史必须将观点与材料结合起来，观点要从材料出来，而非用理论公式去套。如按照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过程、教学方法、学校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等题目，套用在中国古代教育之上，先有题目，然后去找材料来填充，割裂事物的有机联系，歪曲了古人的思想面貌。孟宪承的这些认识，至今都还是一针见血之论。

现实性。孟宪承教育思想的现实性特点主要体现为：其一，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家，他始终关注着教育实际问题，并积极投身于、致力于教育实际问题的解决。孟宪承涉足了教育学科的诸多领域，他在理论方面的造诣可谓广泛、深入，但他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而是一位十分关注教育实际问题、将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的实践家。他早年在圣约翰大学开展的国文教育改革实验；在江苏无锡和浙江杭州办民众教育学校，通过培养民众教育师资和社会工作人员推行民众教育；主持江苏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致力于全面提高农民的生计能力和精神生活，都体现了孟宪承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家的现实意识和实践精神。建国之初他在浙江大学组织中学教师研究社会主义教育学，又与浙江省教育厅合作举办优秀中小学教师的“教育学”课程培训班，也体现了他对基础教育问题关注。孟宪承可以说是大学专业工作者与中小学教师合作的先行者。

其二，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家，他始终注意用切合实际的方式方法去解决教育的问题。在从事民众教育的探索中，他曾经说过：“我们教成人识字读书，特别要看重他们动机的引起。成人的生活，大部分吸收于劳动的工作中，小部分取得一点休息的娱乐。我们教授识字，要使他们感觉需要，鼓励兴趣，最好就从工作和娱乐的活动出发。呆板的照教科书教，不如先教成年民众看洋钞票上的字，看路上布告招牌的字，教他们记账、写信、开发票，这些都是他们生活上感受的需要，教起来事半功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民众自身感觉的需要”出发，成为他从事民众教育的原则；而一切从现实需要出发，也成为他从事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的特色。

孟宪承（右）与吕思勉

世界性。孟宪承是一位有国际视野的教育家，对外语的熟练掌握、早年的留学经历，使得他对西方主要国家的教育理论、历史与现状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养成了他遇事愿意探寻他山之石而折中取舍的思维习惯。早年他在圣约翰大学进行国文教育实验，就国文教材的选编，曾经认真研究过欧美国家的初中英语教科书，裴柯和桑代克合编的《日用古文》（第8册）按作品种类分单元，并配合以作者介绍、学习指导、问题思考、简要注释的编排方式，成为他提出“混合文典”的思想来源。晚年他在选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过程中，也曾认真研究过法国、英国、苏联的教育文选和德国、美国的教育史资料编纂先例，提出“教育文选的世界通例与我们把握的专业标准”问题。遵循世界通例，意味着遵循国际标准，追求国际水平，如注重文选与教材的配合、注重选文内容的教育原创性、选文须有序文作为导读等；把握我们的专业标准，是指：不重复教育史、不侵犯哲学史、不作考据、不作评论、学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选文题解、精到的注释。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编的《中国古代教育文选》成为精品之作而沿用至今就不奇怪。

孟宪承还注重研究和借鉴当时代最先进的教育理论，反思本民族的教育传统，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孟宪承对杜威思想深有研究，受其影响也很大，但同时又是有肯定、有批评的。他认为，杜威思想之优点在于：对于思想糊涂、拘于文字的中国人是一种针砭；思维清楚而有条理；重视试验，在方法上多所发明。而其缺点则在于：太偏于实用，而学术、文化的高境界不可专问效果；太过强调现时的社会环境，在社会理想方面会切近，不会高远。所以，结论是：对于思想糊涂、行事敷衍的国人，杜威思想是一剂良药。不能再唱培养人格、磨砺德行的高调，务须保存儒家躬行实践、人格感化的传统。

《孟宪承全集》

目录

第一册

教育概论

教育通论

《民本主义与教育》讲义

大学教育

第二册

民众教育

民众教育辞汇

教育社会学讲义

丹麦的民众学校与农村

黑伟人

第三册

教育哲学大意

现代教育学说

教育心理辨歧

第四册

教育方法原论

第五册

实用主义

思维与教学

第六册

孟宪承教育通史稿

第七册

新中华教育史

西洋古代教育

第八册

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

第九册

中国古代教育文选

第十册

孟宪承讲录（一）

孟宪承讲录（二）

孟宪承谈话录

第十一册

论文（一）

第十二册

论文（二）

第十三册

论文（三）

史料是人文社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基础，华东师大教育史学科向来重视历史资料的整理、选编和出版。老一辈学者孟宪承校长、沈灌群先生、张瑞璠先生、朱有瓛先生、李国钧先生、孙培青先生等做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历代教育论著选》《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中华大典·教育典》等。2014年杜成宪教授主编的《民国乡村教育文献丛刊》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共28册，收录文献50余种。

2019年，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传承研究中心成立后，在研究中心主任杜成宪教授的带领下，十分注重传承文脉，继续发扬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整理出版了一系列近代中国教育大转型、大变革所留存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

来源 |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上海社联

编辑 | 吴潇岚

更多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