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特殊的春节记忆：1967年“革命化”春节、1979年临战前线的春节
1967年、1979年，两个特殊的春节，两段特殊的回忆。
1967春节记忆：我们曾经历的“革命化”春节
过年，是我们儿时最期盼的日子。因为过年了，就可以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了。
上学以后，“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国家的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好转。我们家因为父亲在厂里连续几年加到工资，母亲白天在“缝纫组”上班、晚上再接些“私活”干干，小日子也大为改观。逢到过年，家人每人一两套新衣服自不必说，所有的计划商品也都悉数买回。此外，母亲还要“悄悄地”跑到彭越浦河边，向外地船民采购一些“黑市”鸡鸭鱼肉蛋和瓜子花生等，为过年的餐桌上增加一些花色品种，也给我们的节日生活增添一些平时难觅的休闲零食。
当年，父母的年纪并不大，可过年的规矩却不少。除了除夕不能摔碎饭碗、初一不能扫地倒垃圾等，印象很深的是年夜饭前的祭祖仪式：饭桌上，中间要放好八大碗荤素菜肴，四周要摆好酒杯倒上好酒、放齐碗筷盛好米饭，还要点蜡烛、烧锡箔，一批批的供奉，一次次的磕头……孩提时并不觉得什么，反正大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就是了。可到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政治气候日趋浓郁，学校老师在放寒假前和节前返校时，都会按照要求，大力宣传“移风易俗、破除迷信，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作为一个视老师讲话百分百正确的少先队大队长，在这样的宣传熏陶下，对繁琐的祭祖仪式就有点抵触了，尤其是对点蜡烛、烧锡箔、跪磕头等，自认为是明显的具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应该坚决“移风易俗”。记得那年祭祖时，当父亲又让我跪下磕头时，我坚决不从，弄得父母很不愉快，年夜饭吃得也很不开心。
1960年春节，江苏南京夫子庙花灯市场上选购花灯的人们
就在这年夏天，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成为最革命的社会风尚。几个月后，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喧嚣声中迎来1967年新年，“过革命化春节”已成必然。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一位名叫章仁兴的工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春节不回家，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倡议。随后，全国各地报纸也纷纷刊登“读者来信”和“倡议书”，要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五十七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发出的“破除旧风俗，春节不休假，开展群众性夺权斗争”的倡议书，提出“围绕春节，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1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通知：“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就这样，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情况下，春节国定假取消了，原有的传统习俗部没人敢坚持了，本来热热闹闹的过年氛围也没有了。那年的2月8日是除夕，上海的街头非常冷清，丝毫没有了以往过年时的喜庆祥和气氛……
其实，所谓的“革命化春节”，在普通老百姓家里，也并没有什么很“革命”的壮举，在我们小孩子的感觉里，就是少了很多禁忌，少了很多热闹，过年与平常的日子差不多了。我们家里原本的那些习俗，父母也不敢再进行了。父亲那时在上海第一钢铁厂的二转炉车间上班，这是一个毛主席曾经视察过的先进单位，为了祖国的“火红事业”，炼钢炉是一年365天不熄火的，工人们也都是“三班倒”，从来没有国定假休息的事儿。这年除夕，父亲正好上中班，吃过午饭就到厂里去了。到吃年夜饭时，父亲不在家，又没有了祭祖仪式，吃饭就很简单了，虽然餐桌上也多了好些菜，但我们不一会就吃好了。当时，母亲还在餐桌上多盛了一碗饭、多摆了一双筷子，我有点不解，但也不敢多问。吃好晚饭，原本还要“守岁”、还要放鞭炮，现在没有了，又没有任何可以娱乐的活动，母亲只是催促我们早点上床睡觉。大年初一早上起来，新衣服倒是给我们准备好了，但“压岁钱”作为“旧习惯”可就没有了。平时，母亲还会时不时地给我们讲讲他们小时候在旧社会的往事，但真到了过年的时候，却不给我们“忆苦思甜”了。
那个年代熟悉的场景——吃忆苦饭
不过，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也不是说破就破得了的。据资料记载，1929年时，国民政府曾试图取消春节，提出以公历12月31日为除夕，1月1日为新年，1月15日为元宵节，要求“废历新年不许放假”。结果，遭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对，被指责为摒弃中国传统文化，民间亦强烈抵制。不几年，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农历正月初一是新年的习俗得以继续延续。同样，1967年开始的“革命化”春节，也没坚持几年，传统习俗便悄悄复苏了。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革命化的春节”渐渐式微，虽然放鞭炮、敬祖宗、燃香点烛烧锡箔等没有了，但除夕家家户户团团圆圆吃年夜饭、正月初一向长辈拜年并开始走亲访友、正月十五做兔子灯庆元宵等都渐渐恢复……那些年，物质虽然不够丰富，但供应居民的“计划年货”却也十分齐全，虽然都要凭票供应，但商品绝对是物美价廉的。年前，买好了所有的计划商品，家家户户杀鸡、剖鱼、做肉圆、包蛋饺，开开心心吃年夜饭，饭后做汤圆、蒸年糕，炒瓜子、备糖果，过年的味道又慢慢回来了……
“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物质极大丰富，大家不再为吃好穿暖操心了。虽然春节仍然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但因为生活好了，每天都像过节一样，我们对过年的那种兴奋、那种期盼就显得淡了许多……
1979春节记忆：在南疆橡胶林枕戈待旦，除夕会餐突然开荤
1979春节记忆：在南疆橡胶林枕戈待旦，除夕会餐突然开荤
今年春节是1月28日，是一个早春。38年前的1979年，春节也是1月28日，可那一年，直到除夕，我都还浑然不觉。
1979年1月初，入滇参加边境作战的我们高炮营开进至云南河口。一日凌晨，车辆火炮停在红河边上一座长满橡胶树的山下。
到达指定位置后，时任连长的我带领班排长穿过橡胶林上山选择射击阵地。太阳升起，站在杂草丛生的山顶上向南俯瞰，一河之隔异国的地貌景物、人员车辆清晰可辨，身处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大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阵地位置确定后，大家先挖好炮位掩体，搬运弹药，然后沿着半山腰用铁锨镐头开辟修筑盘山道路。全连六门炮，一个排为一组，系上大绳，前拉后推，连夜将火炮一门门移入炮位，完成了战斗准备。
对空作战突然性强，为保证师指挥所的空中安全，我们不敢懈怠，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守在阵地上，在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适应性训练的同时，不断完善工事和伪装。
时光在紧张忙碌的备战中一天天流逝。这天傍晚下阵地后，从炊事班方向飘来一股熟悉的烹调猪肉的香味，肚里的馋涎一下子被勾了起来，我下意识地循味而去。进了炊事班帐篷，一个热气腾腾的白菜炒肉片正在出锅，另还有一个做好的荤菜。
“这么多好吃的！”我感到十分意外。
“师后勤发了点年货，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点年夜饭。”司务长介绍。
“年夜饭？”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连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啊！”我这才如梦初醒。
平常，年前半个月迎新春的气氛就挺浓了，文艺演出电影频频……可这些日子以来，从上到下没一点动静，毫无节日到来的迹象，一门心思备战的我早就忘了还有过年这档子事。冷不防与春节牵手相拥，像发现了新大陆，又惊又喜。
开饭哨响，各班陆续来到炊事班集合站成方队等候就餐。我站在队伍前激动地说：“今天是除夕，晚上会餐！”队伍中一片哗然：“都年三十了？这么快！”有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既为突如其来的春节，也为难得的伙食改善。在橡胶林里安营扎寨以来，一天三顿多是清汤寡水，缺油少腥，大伙早就盼着开开荤了。
队伍解散后，以班为单位在橡胶树旁的空地上围成一圈，或蹲或坐。菜肴盛在各自洗净的脸盆里，主食既没有北方人爱吃的水饺，也没有南方人青睐的米线，仍是一成不变的米饭，唯一的亮点是荤菜充足。炊事班长高声承诺：“今天肥肉瘦肉管够，保证供应。”有人小声接着应答：“都吃好喝好啊，说不定这是最后的会餐了。”人们以水当酒庆祝新年，林子里洋溢着愉悦欢快的气氛，我的心却难以平静。
大战在即，这顿年夜饭对谁都有可能是“最后的会餐”！我们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当年入伍的新兵。毕竟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接受的教育相对较少，刚到部队就遇上了战事。此时，他们的情绪还稳定吗？
天色渐暗，冬季的橡胶林入夜后寒意袭人。我随着散去的人流来到主营区，马灯闪烁，其乐融融，战士们有的下棋、打扑克；有的聊天、听广播……
我把来自云南、贵州的两个新战士叫到一起，详细了解了他俩的家庭情况、家乡过年的习俗、当兵的经过。“要打仗了，怕不怕？”我开诚布公地问。“不怕！”满脸稚气的两人摇摇头，回答得很响亮。我感到欣慰，身为军人，畏战怯战是最可耻的。
部队几十年没打仗了，谁都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战争怎么个打法？会发生什么情况？说一点都不怕，那肯定不是事实。刚进入一级战备时，营里召集连队主官开会布置工作，讨论时不知不觉地就扯到了这个话题，战友们都表达了大体相同的意思：自己牺牲了不要紧，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这时，众人都不约而同地看着我，在家庭普遍多子女的时代，作为独生子的我是十足的另类。在他们的目光中，除了担心，我还读出了几分不信任，仿佛我会因家庭情况特殊而胆怯似的。我不甘示弱地作了积极的表态。会后，教导员拍着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老弟，你就不该来当兵。”不动员独生子当兵是当时众所周知的政策，是我出于对军队的热爱才冲破阻力走入军营的。
几天前，上级机关来人宣布了战场纪律，号召我们在作战中创造自己和连队的光荣历史，这激发了我的英雄梦，心里虽有点本能的紧张，但更多的是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战前训练中，我被一个新兵没投出去的手榴弹炸伤，在师医院手术取出弹片后，只住了两天，伤口没拆线就出院了。为确保出现紧急情况后能第一时间到达指挥位置，每天晚上我都到阵地连指挥所的猫耳洞里呆上几个小时，有时在那儿过夜。既然选择了从军，在战争到来的时候就理应以身许国。我相信，只要自己这个一连之长关键时刻冲锋在前，战士们就一定不会当孬种。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依旧在阵地上备战。非常时期，是根本没有节假日这一说的。2月17日，战斗打响，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战友倒在了战场上，20天前的年夜饭果真成了他们最后的会餐。战后，我立了三等功，这既是对我表现的认可，也是对战前一些人担心和怀疑的回应。
当年5月我回家探亲时才知道，从年三十到初六，父母每天都到路上等我回家。虽然几个月没得到我的消息，但他们总抱着儿子会突然出现的侥幸心理徒劳地去等待。春节期间，当别的家庭热热闹闹欢庆团圆的时候，两个老人却冷清相对，终日牵挂和担忧我的安危，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就是这一年，在祖国南疆的橡胶林里，枕戈待旦的我们与春节不期而遇，悄然相逢，一顿简单的野外会餐几乎就是我对那个春节的全部记忆，就连具体日期也是后来才弄清楚的。如今，近40年过去了，我所经历的一个个花团锦簇的春节如同过眼云烟，了无痕迹，唯独那个曾被遗忘的春节刻骨铭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印象在脑海中愈加鲜明清晰。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