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纪录片《留法岁月》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该片讲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陈毅等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
1919年至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其中，由新民学会组织的湖南籍青年成为赴法大军中的一个重要群体。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对勤工俭学运动投入了巨大精力，然而最后他本人却没有成行。在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也是唯一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任何“海外经历”的领导人。当年赴法勤工俭学那么热闹，多次来上海送别湖南朋友前往法国的毛泽东却为何没有去？事实上，青年毛泽东考虑过出国留学。1917年8月，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暑假期间给亦师亦友的黎锦熙写信，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他对中国当时教育制度不满，谈到自己即将毕业，想要组织私塾，但要办这样的私塾，“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如此才能深化教育的内容，达成自己办学目标。当时毛泽东对“出洋求学”拿不定主意，他向黎锦熙谈到了三点担忧：“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毛泽东担心独自出国没有老师朋友，无法迸发思想火花，未必能提高进步；“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留学目的地交通既要便利又不能太嘈杂；“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为难。”最难的还是经费问题，需要举家倾囊而出。这些考量无一不务实。此后，毛泽东并未打消计划留学的想法。根据萧三1918年3月31日的日记，毛泽东曾与之讨论过赴日本留学的计划。近代中国的留学史中，日本是个极度“热门”选项，一来中国的留日学生较多，互帮互助一起进步，不至于“孤陋寡闻”；二来，离开中国距离比较近，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交通”问题；三来，去日本留学的费用与留美留欧相比较为低廉。1918年6月毛泽东从师范毕业，又有鼓吹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到了湖南，因为是有组织的留学行为，大部分参与者能减免费用，大家认为是个好机会，应尽力进行。毛泽东此时便开始积极活动，奋力奔走。正当毛泽东为出国留学奔走联络时，他的人生出现了一次重要机遇：去北京(当时叫北平）学习工作。为筹备留法事宜，新民学会派蔡和森先行去北京打探，蔡到北京后与杨昌济谈话，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能来北京大学，读书工作皆可。蔡和森心情急切，接连写信给毛泽东、萧子升等人，催促其来北大。蔡和森希望毛泽东在北大，乃至在北京站稳脚跟，以图新民学会乃至整个湘人的广阔发展空间。他说：“欲得二三人在家里经营基础，欲得一些人四出觅供给之货物”，言下之意，有些人需要留在国内“经营”团体，有些人需要出国寻觅新事物。蔡和森认为，毛泽东是立足北京的不二人选：“吾辈须有人驻此，自以兄（指毛泽东）在此间为最好。”蔡和森1918年7月的这封长信显然起到了作用。毛泽东同年8月给罗学瓒的信中透露出对于留学一事打了“退堂鼓”。他在信中劝解罗学瓒，如果无法筹到钱款去保定的留法预备学校，还不如留在国内从事小学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此时毛泽东与蔡和森其实已达成共识，不能全部都出国，要分散而为，考虑“后路”。于是，在蔡和森的动员下，毛泽东与萧子升等湖南青年于1918年8月15日启程赴北京，一边继续筹备留法事宜，一边盘算计划着如何在北京立足。毛泽东在当年10月，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来到了北大图书馆工作，虽然薪酬不高，但接近“半工半读”，享有许多自由空间，学习工作都能兼顾，生活渐渐在北京安稳下来。罗章龙的回忆恰似可以印证毛泽东拟在北京扎根的情况：“后来新民学会会员大部分都走了，只有润之和我两人留在北京，为什么呢？开始准备都去，后来详细商量，润之主张不要都去，北京比长沙好，我们留下来是需要的，如果北京没有一、两个人，新民学会在北京就是个空白。”除了杨昌济、蔡和森等师友尽力劝说留京，毛泽东还有家庭方面的考量：母亲。毛泽东在1918年8月去北京时就放不下母亲，给他的舅父们写信，感谢他们照料患病的母亲。1919年3月母亲病情加重，毛泽东决定从北京回湖南侍奉，经过上海时，送别了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朋友。毛泽东与母亲感情笃深，4月到达长沙后“亲侍汤药，未尝废离”，一直到1919年10月母亲去世，毛泽东始终在长沙从事各种政治活动，不曾远离。年少开蒙时“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古训深刻烙印在毛泽东心中，母亲病重期间出国留学显然不合适。母亲去世后，毛泽东安顿一番，1919年12月重返北京，按照新民学会的计划，继续在北京打开局面。此时，对于毛泽东出国留学问题影响较深的另两位关键人物出场了：李大钊与胡适。首先，受李大钊影响，毛泽东改变了曾经向往的留学目的地。自从1918年底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后，李大钊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拥抱俄国十月革命，使毛泽东对这个新生国家充满希望与期待。在1920年2月与陶毅的通信中，毛泽东明确表达留学目的地不应该仅是法国：“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而后，他提出想要留学俄国的计划：“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可见，留俄一事，毛泽东显然与李大钊有过讨论。毛泽东还流露出对留俄生活的憧憬：“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那么，毛泽东后来为何又搁置了他的留俄计划？主要是受到胡适的影响。毛泽东与胡适一直有交流，当年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就寄给了在北京的胡适。而胡适继陈独秀后接管《每周评论》，他在《每周评论》上与毛泽东这位湖南“好兄弟”积极对话，两者交流渐深入。不仅相隔两地有书信、思想交流，毛泽东1919年底回到北京后更是亲自登门拜访胡适。1920年3月，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更是清晰地谈到了胡适对其“留学”观的影响。“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在毛泽东的留学路上，李大钊与胡适相当重要，前者帮助毛泽东找寻到了正“道”，而后者规划了通向正“道”的务实方式：先从研究本国问题开始。之后的历史发展超乎了青年毛泽东的想象。中国随后发生一个接一个大事件，毛泽东在上海又参与到了陈独秀的创党进程中，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来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此后，在日趋激烈的革命事业中，毛泽东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留学梦”。纵观毛泽东未成行的留学之旅，尽管当年没去法国和后来没去苏俄，两次事件的原因并不相同，但在留学一事上的心路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国家、世界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并显现了其个人特质。“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曾经热烈拥抱个人主义，但不久他们就发现，那些所谓的“个体”解放，有其形而无其实，对民族国家的崛起影响微弱，随后纷纷寻找“社群”与“组织”，“抱团取暖”共赴远大前程。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1918年组织了新民学会，之后便不是一个人在奋进，而是一个组织的集体奋进。在毛泽东留法勤工俭学的抉择过程中，蔡和森的一席话、一封信产生关键影响。从新民学会乃至整个湘人群体今后发展来看，需要有人在国内经营，且新民学会中没有人比毛泽东更有能力在北京大展拳脚。毛泽东坦然遵从“组织”的建议，在北京学习工作，暂停赴法计划，始终无怨无悔、甘之若素，足见青年毛泽东的胸襟。毛泽东早年博览西方群书，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到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的著作，浸淫其中的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对“世界”的认知与憧憬，所以他说自己秉承“大留学”观，认为他们这些人都应该“出洋”一回。“开眼看世界”是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的梦想，但当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被迅速点燃，毛泽东思想深处对于本乡本土的关怀亦蓬勃燃烧。当时的中国，身处风雨飘摇之中，探索一条救国救民之路成为有识之士的迫切任务。毛泽东读了胡适所撰《非留学篇》，这篇文章对于当时“留学风”之下国人对本土文化、本土问题的忽视进行了批判。毛泽东也有同感，认为应该少谈那些空洞的“主义”，多研究一些中国的实际问题。1936年毛泽东曾和埃德加·斯诺说，当时很多湖南学生都打算用“勤工俭学”的方式出国，他本人虽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把目光和精力放在中国的土地上，思考复杂的中国问题，这段另类的本土“留学”史，给毛泽东带来了巨大收获。日后，中国的革命实践也证明，毛泽东是同时期的领导人中最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那个人，这也为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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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瑶，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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