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说｜邓飞：跨界合作——我们这样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巅峰人物
邓 飞
♢ 著名公益人，社会企业家
♢ 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发起人
♢ 先后发起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病医保、暖流计划、儿童防侵等乡村儿童项目
【编者按】贫困的家庭成为农产生产者，捐款人变成消费者、分销商，公益变扶贫、输血变成自我造血……这些奇妙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著名公益人、社会企业家邓飞先生在领教工坊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家私人董事会年会上的演讲，为大家分享了“用商业的方法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观点，为我们帮助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正如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肖知兴教授在总结致辞中指出的，经济增长、企业利润不可能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的，真正值得我们永恒追求的肯定是真理、正义、爱、美、自由这些终极价值。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中国变得更美好，让更多的企业家把根深深地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本文根据著名公益人、社会企业家邓飞先生在领教工坊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家私人董事会年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出生在1978年，那一年也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元年。政府打开了市场，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公司，发财致富。这些年来，我们的经济确实是发展了，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很多代价，牺牲了水、空气、环境。国家癌症中心2017年2月的数据显示，我们一分钟就有7人得癌症。在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429万，占全世界新发病例的五分之一，每年死亡281万例。
我做了十年的调查记者，写了一百多篇调查报告，我们也有一些改变，但是我心里面很焦虑，我们改变的太少了，这个国家一方面经济在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一些社会问题越来越严峻。
“免费午餐”的故事
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贵州一个山区，发现当地的孩子没有午餐。很快，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中国的很多山村，孩子都要忍饥挨饿，包括广东的一些地区。
这让我们很惊讶，改革开放这么久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么快，为什么还有孩子要忍饥挨饿呢？很快我们发现，我们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于撤点并校、城市化发展，大批乡村青壮年人流入城市，农村出现大批3861部队——妇女、老人、儿童，孩子们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去上学，但他们没有钱吃饭，只能喝凉水充饥。当地政府没有能力给孩子盖食堂解决他们的午餐问题，政府失灵了。同时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商业也失灵了。为什么？因为企业向乡村的学校提供产品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很少，因为机会成本他们不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市场也失灵了。所以大量的孩子只能忍饥挨饿。
我看到以后特别不忍心，因为我本人来自湖南的乡村，我理解孩子们的处境。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没有午餐，他们就不可能在学校里正常地、安全地学习和成长，他们就不可能和城里的孩子公平竞争，这不公平，这不道德，我们必须要去改变，让孩子们有一顿饱饭，让他们有力气上学。但是无数人开始跟我讲：你疯掉了吧，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但是我想这总要有一个人去做，我解决不了1亿孩子的问题，我能不能解决100个、一个学校的孩子的问题？我想我们是可以的。
但是怎么去改变呢？我是一个记者，最擅长的方法是去写、去批评。但是我知道写一百篇文章可能都无法改变，因为问题太大了。好在我们现在有了微博，有了自己的媒体，有了人和人连接的工具。所以我就在微博上开始倡导，我们要解决孩子的这个问题，让社会看见孩子的困境。我给这个行动取了一个名字，叫“免费午餐”。
免费午餐
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提出一个价值愿景，希望每一个中国乡村的孩子都有免予饥饿的权利，他们都有公平的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还写下了一句口号：行动改变中国。
这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深圳的一个企业家给我们捐了2万块钱。拿着这2万块钱，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开始提供免费午餐。后来越来越多的学校要参与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没有钱，也没有权力，更加没有做公益的知识。这时广州的一个企业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想法，说我们要有产品思维，可以把免费午餐变成一个产品，然后卖给那些愿意帮助孩子的人。所以我们就把免费午餐变成一个标准化的产品：一碗饭，一个鸡蛋，一个肉菜，定价3元，其他人可以来捐款，买了送给孩子们。这样我们就把公益变成了标准化的产品，降低了门槛，鼓励了更多人参与到公益行动里面来，这在公益界是第一次。
随后就有越来越多的挑战，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想参与，越来越多的孩子想得到免费午餐。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变革，做到透明，打开门，把所有事情都摊开，让大家参与监督，让大家可以放心，这个钱捐到这里来是安全的。第二，分权，多中心，我们没有金字塔，没有一个人可以统领全局，没有一个总指挥。各自为战，每个学校自己动手，每个地区，比如湖南人帮助湖南的孩子，江西人帮助江西的孩子。我们把权力交还给人民，包括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交还出去。这样我们让无数的人变成我们的工作伙伴，我们转变关系，把捐款人变成我们的执行者、工作伙伴，这样我们就得到大量的人力资源。
这么多人在一起，我们就把免费午餐做成一款更加严密的产品，做成一个模型。老师、孩子必须一个锅里面吃饭；饭菜一定要安全，食材只能在本地购买，农民不会把打了农药的产品卖给自己的孩子；要求学校开设微博，把自己的财务晒给大家看，提高贪腐的成本和难度。我们通过这4个方法保护了免费午餐，到今天为止我们做了7800多万个盒饭，没有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没有发生一起资金安全事故。所以，我们就可以复制推广。
复制和推广
半年之后，我们影响了国家的公共决策，当时的总理宣布，国家每年投入160亿来改变孩子们的营养问题，到今天中央政府至少投入了1800亿。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够，还有很多孩子需要解决他们的午餐问题。
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个秘密：我们可以不抱怨，我们做给政府看，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参考。
后来我们发现了乡村的学校里孩子们面临的其他问题，我们就把我们成功的事情复制再做一遍。例如，我们发现乡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遭受性侵害，我们就联合当地的女警官女法官女记者女律师给孩子们上课，教会她们自己保护自己。
我们发现孩子被拐卖，就做了一个“微博打拐”，发挥社会化媒体的力量，把丢失的孩子找回来。
我们发现孩子没有宿舍住，就联合建筑界来给孩子们做模块化的房子，然后让企业来认领这些“会飞的盒子”，一个60万。雅戈尔认领了两个，他们还带着员工去给孩子做公益培训。
这个是“暖流计划”，我们联合纺织界和服装界，让企业捐出衣物、帽子、手套送给孩子们。
我们发现乡村的孩子们没有钱治病，得了重病之后只能被抛弃，就做了一个“大病医保”。我们联合中国的保险界，做了一款产品送给孩子。不管这个孩子得的是什么重病，不管他到哪里去治病，都可以得到每年最高30万元的赔付。保险公司的这笔钱如果当年没用完，明年继续给我们用。通过这个大病医保我们救了很多孩子的命。
最后我们发现，乡村里面越来越多的孩子没有爸爸或者没有妈妈。如果是没有爸爸而且没有妈妈，这种全孤会由政府来帮助。但是有些孩子是有爸没妈或者是有妈没爸，这种单孤有很多是事实孤儿，他们是没人管的，但是他们的生活也很困难。我们就联合城市里面的家庭，让一个家庭去认领一个单孤的孩子，每年给孩子2600元，让孩子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最后我们做了“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把这些产品变成一个集群，我们可以全面地、系统地去服务乡村的孩子。现在我们在全国有4000所学校，100万孩子，我们掌握了渠道，就可以去联合其他想做公益的任何组织来一起做公益服务孩子，这样可以帮助大家降低成本。
“爸爸不回家，一切都白搭”
但是我发现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即使我们这么去帮助孩子，还是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他的爸爸妈妈没有在身边，他的爸爸妈妈去哪里了？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打工了。他们来大城市打工，但是他们的孩子不能跟着一起来，因为我们的城市不欢迎他们，我们只需要劳动力。
孩子的父母如果不在身边，孩子没有爱与陪伴，他们心里面孤独、愤怒、怨恨，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孩子和父母聚到一起。
我们发现把孩子送到城里来很难，那能不能让他们的爸爸回到家乡去呢？当地的县委书记担心他们回来之后没有收入，养不活自己，那这个县怎么发展经济？
怎么吸引孩 46 32985 46 15289 0 0 1722 0 0:00:19 0:00:08 0:00:11 2912 46 32985 46 15289 0 0 1547 0 0:00:21 0:00:09 0:00:12 2867 46 32985 46 15289 0 0 1373 0 0:00:24 0:00:11 0:00:13 3207的父母回到家里，跟孩子在一起呢？最后我们发现这些偏远的县虽然贫困，但是往往也有很好的优势。开始的时候县委书记邀请我，邀请我的校友、企业家到他们县里发展工业。结果我告诉县委书记，他们都不愿意来。我们的企业家为什么不愿意去那些偏远贫困县？因为成本太高了。我就跟县委书记说：我们就死了这条心，不要去做工业，鸡不要跟马赛跑，鸡有鸡的活法，我们要用创新的思维。
讨论来讨论去，我们最后找到一条路。我们的贫困县虽然贫困，但是它保护了良好的生态，有很好的空气、水、食材、土壤。例如，湖北鹤峰县，有很好的山水，我们就把游客请进来，把农产品卖出去。
县委书记说，我们想这样做，但是我们一直卖不出去，人家也不愿意去。我们继续调查分析，发现东西卖不出来是因为这些原因，首先人们并不知道你那里有这么好。就算知道了，他们也不信任你，所以也不愿意去。另外他们去你那里还是有点贵，你的产品哪里都有，不稀缺。这就是贫困县虽然有很好的农产品，但是没有办法变现的原因。
那么我们一个做公益的，有什么能力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呢？我们又找到了方法。因为我们是做公益的，我们有很多的捐款人和志愿者，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让这些捐款人和志愿者来到县里面，也就是怎么把公益流量转化成商业流量。
我们最后就告诉这些捐款人，你们的钱捐给湖北那个县，你们想不想去看一下你们的钱有没有被贪污，当地的孩子现在饭吃得怎么样？结果很多人报名。你们想不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一下乡下的孩子是怎么生活的，结果又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报名。我们就带着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去了，去乡下的过程就是教育孩子的过程，孩子跟孩子一起玩，大人去做饭，大家都很快乐。我们带家长去田里看农产品，他们特别开心，走的时候一定要买点东西带回家。
就这样，我们把公益变成教育，把免费午餐学校变成教育场景，为城市家庭创造出新价值。这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贫困的家庭成为农产生产者，捐款人变成消费者、分销商，公益变扶贫、输血变成自我造血……我们把关系全部转化出来了。也是因为这个创新性的成绩，我们两次被副总理接见颁奖，他认为我们的做法是社会扶贫的一种新思路，公益也可以扶贫，精准扶贫、系统扶贫。
用商业的方法，
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
最后我们做了一个电商平台，告诉大家，“购买就是做公益，消费也能帮孩子”。我们通过这种商业的方法，帮助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里的第一张图是帮助留守妇女做生产。我们把乡村的年轻人吸引回家，自己创业，因为市场已经打通了。
很快我们又面对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发现在乡村里面没有年轻人，他们都出来打工了。我们想到，必须要帮助本地人，从帮助孩子的父母到帮助本地的年轻人，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开始在乡村做培训，培训年轻人怎么做公益。因为我们的公益做的还不错。
我们联合中欧的校友，那些企业家，去培训县里做农产品的年轻人，这是不是就类似于一种微型版的、乡村版的领教工坊？市场上的企业培训更多的是关切城里那些有潜力的年轻人，但是大家没有想到，乡村里那些做农业的年轻人，那些企业家也需要帮助，那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但是没有人管，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学费，看不到伟大的前途，没有我们这么好的潜力。所以我们要扎到县里面去，我们带着中欧创业营，把这些做农产品的年轻人横向联合起来，让他们自由生发。这里我还要请教知兴兄和小斌兄，怎么样把领教工坊好的一些好的方法带到县里面去。
我们把这些农村的年轻人培训好之后，他们就可以变成我们的讲师，变成当地的公益志愿者，捐款人，让本地人帮助本地人，让本地人发展本地。因为我们始终是外来人，我们始终不能解决本地的根本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就地化的教育和支持。
2015年我从北京搬到了杭州。空气当然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是我看到一个新的未来。移动互联网是中国人的最大红利，接下来就是高铁了，上海到昆明，上海到成都，上海到乌鲁木齐，这三条高铁都经过杭州。我们可以立足杭州，依托长三角，用长三角的人财物资源支援中部和西部。如果只有东部的发展，没有中部和西部，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老人空巢、儿童留守、土地抛荒，这是没有未来的。
最近我们跟杭州市有一个合作，我们希望拿到一块土地，来做一个公益小镇。这个公益小镇里面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把中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集中起来，变成一个公益产品研发中心；我们在下面做培训，把这些解决方案交给每一个县的公益组织，让他们去付诸实践；我们帮助筹款，支持他们的工作；颁奖。我们把中国的公益产业化、集群化、模块化，最后又实现一体化。
市场/商业、政府、社会必须联合起来，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在我们设想的理想社会里，我们每一方，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就各位、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这个社会关切人，尊重人；引导人，支持人，一切以人为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
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谁凭空创造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这些人一点点、一滴滴连接起来去改变的。我们一起努力，跨界合作起来，让这个社会更好、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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