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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有声书:大道同行 共襄伟业——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纪事(六)

北京民进 202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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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同行 共襄伟业

从“五一口号”

到协商建国纪事


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

秘密北上(之三)


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

秘密北上(之三)


1948年12月初,悬挂挪威国旗的“华中”号终于驶进渤海湾,大连在望。但是,由于大连处在苏联管辖之下,码头军用,不准外国货船进港卸货,因此要继续驶往接近丹东市的大东沟抛锚。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张闻天前往迎接,送往丹东,转乘专列经沈阳转赴哈尔滨休息和参观。

马叙伦一行到达哈尔滨时,正好遇上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捷报传来,大家欢欣鼓舞。马叙伦更是亲自执笔,以中国民主促进会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表示祝贺。电文说:

“人民解放战争,未及三年,胜利无算;虽由同胞自觉,共起并持;实赖两先生,老谋荩画,领导有方”;“遂使民主之光,焕若朝阳;独裁之焰,微同爝火。全球为之刮目,美帝于焉坠心。行见敌势山崩,吾威海泻;叩秣陵于指愿,得罪人于豫期。凯歌讴遍,大业永昌;作大寰民主之矜式,为世界和平之保障。谨抒庆贺,何任忭欢”。

电文中充分表现了马叙伦对共产党、解放军衷心拥戴之情。

马叙伦等这趟船不能在大连停泊这件事,又一次引起周恩来的关注,他立即致电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冯铉、刘昂,要他们同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今后租用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靠岸;上岸后,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应住单间,并要确保安全。与此同时,周恩来给钱之光发了电报,中称:已经送起了两批客人,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今后行动要更加谨慎。事实充分表明,自从考虑接送民主人士离港北上之日起,周恩来一直要求把保证安全放在首位,做到万无一失。

这里,应该补记一段既离奇又惊险的插曲——关于胡绳、沙千里两人离港北上的经历。

按照原定计划,连贯分别通知了胡绳、沙千里,商定在1948年10月中旬与郭沫若等人一起,乘坐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前往大连。由于该船抵达香港时与另一轮船碰撞而要入坞修理,不知拖延到什么时候才能成行;于是,连贯出了一个“怪招”(这是胡绳在逝世前半年所写文章中的说法,因为在此之前和以后,都没有用同样方泫送人北上);要他们从香港乘坐公开营业的外国客货轮,先到韩国仁川,找到连贯介绍的商人,再从仁川搭走私的机动帆船到大连去。

谁知胡、沙二人1948年10月下旬到达仁川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当地商人害怕国民党的兵船在海上打劫,不敢再冒险走私货物到东北各地了。因此,胡、沙二人不得不滞留在仁川,进退两难。这时,祖国正在进行波澜壮阔的淮海战役,而他们却陷在人地生疏的韩国,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

到了1948年11月底,绝处逢生,胡绳、沙千里终于找到一艘走私布匹的商船,愿意运送他们到大连去。然而,当这只走私船在海上漂流了几天,接近大连的时候,船主用望远镜发现左前方有一艘大船,估计是国民党的船只,于是急急驶往一个荒岛,躲藏了一夜,次日观察清楚,知道大船已经远离,这才继续开往大连。胡绳、沙千里上得岸来,与接待单位接上头,这才知道:他们躲避的那艘大船,其实就是运送马叙伦、郭沫若、丘哲一行的挪威货轮;而两个月前提出要他们自行到仁川这个“怪招”的连贯,也正是同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起抵达大连的。

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是: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曹禺、王芸生、刘尊祺、徐铸成、赵超构,张絅伯、张志让、邓裕志、沈体兰、傅炳然以及柳、叶、曹的夫人,包启亚小姐、邓小箴小姐等27人。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夏衍派了胡绳的夫人吴全衡等陪同,负责接待工作。

这次租用的货船又是挂挪威国旗的“华中”号。1949年2月28日早上开航之前,港英海关人员照例上船检查,他们在马寅初的皮箱中,看到一张他在抗战期间的照片,合照的几个人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同眼前这位货轮“账房先生”的身份很不相称。海关人员怀疑马寅初会不会是被通缉的要犯,当即下令扣船,不准出港。船上的职员上岸交涉,再三解释,又私下塞了200元“茶水钱”,对方才肯签字放行。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才松了口气。

第五批北上的人数最多,共有二百五十多人,既有民主党派名流,又有文化艺术精英。他们是:李达、周鲸文、刘王立明、李伯球、周新民、黄鼎臣 、杨子恒、谭惕吾、阳翰笙、史东山、曾昭抡、费振东、汪金丁、罗文玉、严济慈、沈其震、狄超白、胡耐秋、黎澍、徐伯昕、薛迪畅、臧克家、丁聪、特伟、于伶、李凌、张瑞芳、黎国荃等。还有应邀到北平出席全国妇女代表会议的代表杜君慧、郑坤廉、张启凡、何秋明、杜群玉,以及刚被港英当局封闭的达德学院的同学五十多人。中共香港工委由文委副书记冯乃超陪同,邵荃麟还派了三联书店的曹健飞、郑树惠随船接待。

这次租用的是大兴船务公司挂挪威国旗的“宝通”号货轮,载重四千多吨。早在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香港工委就接到通知,说华北解放区橡胶、西药等多种物资奇缺,希望香港工商界朋友尽量采购,运往天津销售。于是,饶彰风、邵荃麟便通过亚洲贸易公司、京华贸易公司,利用社会关系,大量采购急需的物资运往天津,因而租用这艘较大的远洋轮船,既装货物,也载客人。由于客房不多,特地买了200张帆布床,放在大舱和甲板上。除了少部分人住房间外,大多数人都只好睡帆布床。 

考虑到这船货多人多,为了避免例行检查时出现麻烦,饶彰风同意别人的建议,送了3000元给黄翠微,托他转送有关人员饮茶。果然,海关和水师的检查虽然严格,但是没有故意刁难。3月1日早上,“宝通”轮顺利起锚起航。

经过七天的航行,“宝通”号轮船在1949年3月7日驶抵天津市第二号码头停泊。由于这是天津解放后第一艘外国轮船进入市区,引起众多市民在码头观看。天津市长黄敬、秘书长吴砚农前来迎接,并于次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3月9日的《天津日报》以《津市黄市长欢宴民主人士——文教部昨召开座谈会黄松龄部长席间致词》为题,作了详细的报道。这批北上人士在天津休息了三天,才由北平各有关部门分别接往北平去。


结语

本书素材取自中国民主促进会网站

策划:朱莉

撰稿:徐路

演播:焦建国

制作:民进北京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统战理论与会史研究分会、民进石景山区工委、民进顺义区支部

编辑:王峥峥

本章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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