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研究中心｜周利群：圣彼得堡藏西域梵文写本释读新进展
原载于CSSCI来源期刊《文献》2017年02期
作者：周利群（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圣彼得堡藏西域梵文写本
释读新进展
[摘 要] 圣彼得堡藏敦煌写卷是散落在全世界的敦煌文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陆上丝绸之路研究或称西域研究也成为一个历时弥久的国际项目。当来自古代西域的其他语种文本得到广泛研究之时，保存在圣彼得堡的梵文写卷在过去一百年间几乎一直在沉睡。《中亚出土佛教写本：圣彼得堡所藏梵文残片》是辛岛静志教授与玛格丽塔·沃罗比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博士领衔的日俄中等国学者共同努力十多年的结果。此卷刊布有：中亚来的《虎耳譬喻经》，中亚和吉尔吉特来的《无胜军长者授记》，土库曼斯坦木鹿城的譬喻经选集，彼得罗夫斯基藏品中的《大涅槃经》。除了平行文本的转写，本卷同时提供了前述写本的清晰彩印照片。以《虎耳譬喻经》圣彼得堡梵本对尼泊尔梵文精校本的多处修订为例，说明此卷诸多中亚写本在修订其他传世本，以及探明文本源流，廓清文本传播路径等诸多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 圣彼得堡 梵文写本 《虎耳譬喻经》 两分两至 望日时分
一、项目简介
2015年4月，准备多年的《中亚出土佛教写本：圣彼得堡所藏梵文残片》（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St. Petersburg Sanskrit Fragments）第一卷终于得以正式出版。此卷由日本创价大学的辛岛静志（KARASHIMA Seishi）教授与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前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玛格丽塔·沃罗比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Margarita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博士共同主编，系日俄中等国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辛岛静志先生，日本创价大学高等佛教研究所所长、教授。1976－1994年先后在东京大学、剑桥大学、北京大学（博士）以及德国弗来堡大学（博士后）学习，研究佛教学、印度学与汉学。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瑞典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兼职教授、客座研究员。2012年于法兰西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做报告。2013年获德国萨克森学士院Weller奖。数十年来勤于治学，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长阿含经〉译注》六册（合著）、《汉译〈法华经〉文本研究》、《〈长阿含经〉原语之研究》、《正法华经词典》、《妙法莲华经词典》、《道行般若经词典》、《道行般若经校注》、《中亚出土佛教写本：大英图书馆藏梵文断简》（第一册、第二册）、《大众部出世间部律〈威仪法〉研究》。近年来他主持出版《中亚出土佛教写本：大英图书馆藏梵文断简》一二三册，在新出土材料缺乏的文史学界引起重大反响。其研究所年报，也成为日本佛学研究的重要刊物。1998年11月，在东京展出的圣彼得堡藏梵文写本使辛岛静志教授意识到此类写本对于佛学研究的重要性，发愿从事此方面的出版研究工作。
玛格丽塔·沃罗比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博士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自19世纪末起，俄罗斯驻喀什等地的外交人员、军队官员以及学者广泛在新疆和中亚地区搜集各种语言文字的写本，这些写本最后都汇集到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所，即现今的东方文献研究所。该所以其珍贵的馆藏文献和文物闻名于世，圣彼得堡也因此与北京、伦敦、巴黎一起，成为世界上敦煌文献收藏的四大中心。因为语言及其他原因，圣彼得堡梵文写本的释读研究一直局限于该所内部人员，其研究成果也多半用俄语书写，未能广泛传播，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学者利用。玛格丽塔·沃罗比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博士自2002年开始与辛岛静志教授合作，参与了大英博物馆梵文写本的释读工作。2006年，他们萌生了出版圣彼得堡梵文系列写本的想法。通过双方努力，俄方授权辛岛教授及其团队研究出版圣彼得堡藏梵文写本，此项目得以在2011年正式启动。由资深的梵文写本研究者对写本进行释读转写后，在辛岛教授组织的读书班“Brahmi Club”中，依次讨论了梵文写本的拉丁转写及平行文本，于2015年春完成最终修订，结集出版。
此卷刊布的是圣彼得堡所藏梵文写本中，篇幅比较大的残本。对几个写本处理的体例基本相同，首先是对于写本内容和特点的简介，其次是参考文献和缩略语，再次是转写中所用符号的说明，最后是以写本每页为中心囊括的梵藏汉平行文本的对勘。“中亚地区来的《虎耳譬喻经》”（The Śārdūlakarṇāvadāna from Central Asia），就包含了前述四个完整的部分。“中亚和吉尔吉特来的《无胜军长者授记》”（The Ajitasenavyākaraṇa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and Gilgit ），仅一个来自吉尔吉特梵文全本对照，加上了英文翻译，后附该写本的字母表。“土库曼斯坦木鹿城的譬喻经选集”（The Avadāna Anthology from Merv, Turkmenistan），由简介、譬喻经标题列表、每页转写及英译、参考文献和缩略语、转写中的符号说明、该本出现的混合梵语语法和词汇、平行文本统计表、该本字母表等八个部分组成，内容丰富。其中给出的混合梵语语法，对于其他学者了解研究中亚写本非常重要。字母表也为有其他解读中亚梵本的写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彼得罗夫斯基藏品中的《大涅槃经》”（The Mahāparinirvāṇa-mahāsūtra Fragments in the Petrovsky Collection），由介绍、转写、符号、参考文献与缩略语等四部分组成。除了平行文本的转写，本卷同时提供了前述写本的彩印照片，清晰易读。由两位主编及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撰写的序言、前言、后记，让读者明白了圣彼得堡藏梵文写本的由来、合作研究出版的契机、写本的内容与价值、写本研究背景、目前研究队伍的组成等等。
二、释读新进展
下面以笔者参与的《虎耳譬喻经》为例，来介绍圣彼得堡藏梵文写本的释读新进展。
《虎耳譬喻经》，是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一个梵文残本，首尾的譬喻故事框架部分已经残缺，仅剩其中的星占知识部分。这一组残片，纸质，长约18厘米，右端残缺，四世纪左右丝路北道婆罗谜字体。目前所见共有22个贝叶，皆有正反面。前面大部分贝页，每页8行，字体清楚，书写统一。后面部分字体逐渐潦草，行数也最多到11行。首尾有残，行内亦常有墨迹漫灭不清之处。此本乃目前发现的《虎耳譬喻经》诸梵本中最早的文本。当与17世纪后的梵文精校本及9世纪左右的藏文版对照，发现此本的诸多读法是最早的形式。
《虎耳譬喻经》的梵文转写是由玉井达士博士准备，之后宫崎展昌博士附上了与梵文残本对应的汉文本，笔者准备了北京版《虎耳经》的藏译，长岛润道博士对所有版本进行了比较、修订。以辛岛静志、玉井达士、长岛润道为主要成员的婆罗谜研修班（Brahmi Club）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此文本进行了讨论、修订，其成果通过辛岛在文本中所作的注释表现出来，如此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平行文本。出版之前，笔者与长岛润道博士共同多次核对了梵藏汉平行文本，并撰写了英文简介。
之前并非无人对圣彼得堡藏《虎耳譬喻经》做过释读与研究。1990年，G·M·学者榜迦德-列文（Gregory M. Bongard-Levin）与玛格丽塔·沃罗比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Margarita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共同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亚发现的古印度文书第2辑》，古代东方文献73，佛教文库34。书中首次刊布了圣彼得堡藏《虎耳譬喻经》写本的内容，并且在转写的前面加上了霍恩勒教授的转写，因为他们认定牛津大学包德雷恩（Bodleian）图书馆所藏的那部分梵本正是圣彼得堡的前面一部分。霍恩勒转写了写本的一部分，第13个贝叶到第15个贝叶，圣彼得堡从16a开始编号，一直到36b，转写了比较清晰的21个贝叶。他们还做了一些研究。由于研究部分用俄语写成，转写又没有参照1954年版Sujitkumar Mukhopadhyaya的精校本（简称穆阔精校本），所以引用这个文献的人非常少。
关于霍恩勒教授对《虎耳譬喻经》的转写情况，在此略做一个补充。1893年霍恩勒教授介绍了刚从韦伯（Weber）教授那边来自新疆Kugiar的梵语写本情况，其中第一部分是关于二十八星宿的文献。此时距考威尔（Cowell）和内尔（Neil）出版《天譬喻经》已经有七年，但是显然霍恩勒没有仔细研究这本书，以至于他未能识别出来第一部分正是《天譬喻经》的第33个故事《虎耳譬喻经》，当时考威尔和内尔把这部经作为《天譬喻经》文本的第一个附录。然而霍恩勒教授读了许多写本，转写准确率是非常高的。他转写的13r~15v对应《虎耳经》穆阔精校本中的M46.9~52.5，粗略估计7r~12v等于M的12页，大概可以推到M.34的内容。现在这部分写本藏在牛津大学包德雷恩（Bodleian）图书馆。根据霍恩勒的描述，写本来自中亚，具体是在今新疆南边境上的柯克亚，纸质，长约18厘米，右端残缺，目前所见共有9个贝叶，ff. 7-15，皆有正反面，每页8行。字体由霍恩勒断定为西北笈多变体（North-Western Gupta Variety），但是又混同于他所说的Central Asian Nāgarī。
1954年，穆阔（Sujitkumar Mukhopadhyaya）在泰戈尔建立的印度国际大学出版了《虎耳经》精校本。此精校本基于梵语写本的释读而整理，结合藏汉文本进行了修订。所依据的梵本一个来自于孟加拉亚洲学会，一个是来自于巴黎亚洲学会。孟加拉学会写本，命名为“虎耳譬喻经写本”（Ms. of the Śārdūlakarṇāvadāna），纸质，10*4，87个贝叶，每页十行。天城体，年代1886年。外观残破。编入密特罗（R. L. Mitra）的《尼泊尔梵语佛教文献》（The Sanskrit Buddhist Literature of Nepal），编号是B, 17 Vide。巴黎写本，名为《天譬喻经》，337个贝叶，每页9行，《虎耳譬喻经》在216-274叶上，编号是Soc. As C5，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是29862。这是个后期的复制品，尼泊尔的何德逊教授在1837年把它送给了巴黎的亚洲学会。穆阔有着很好的梵语功底，汉译本的释读则是借助了汉语教授谭云山的力量，纳入对勘的藏文本是德格版和纳塘版大藏经中的《虎耳譬喻经》藏译本。这个版本错误甚少，自诞生起便成为了一部典范之作。
圣彼得堡藏《虎耳譬喻经》梵本的价值，在于其对尼泊尔梵文精校本的修订。从字体上来判断，《虎耳经》的中亚梵文残本是公元四世纪左右的作品。从完整程度上来统计，在《虎耳经》众现存版本中，它是包含星占内容的全本中第二古老的作品。与十七世纪后的尼泊尔梵文精校本相比，早了一千多年。中亚梵文残本就如同尼泊尔梵文精校本的远亲，有共同的基因——《虎耳经》，流淌着共同的血液——故事与星占知识。从十九世纪末发现至今，中亚梵文残本很少被人使用在研究当中。
所谓平行文本，就是从一个源头而来的不同版本和译本。在内容体例上，平行文本基本上是相似的，只有长短的差别。在行文中，平行文本也大体一致，只有遣词造句上细微的差别。从平行文本中找出的区别，大多是细微的文字上的区别，很少有大的发现。但是通过认真对勘22个贝叶组成的《虎耳譬喻经》圣彼得堡梵本，有如下三处差异值得一提：
1．两分两至
《虎耳譬喻经》中记载了一年之中黑夜最长的日子、白昼最长的日子与昼夜等分的日子，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即冬至、夏至、春秋分。将不同文本的记载列举在一张表上如下：
表 不同版本中的两分两至
同样昼夜比下的不同文本两分两至记载 | |
夜/昼：18/12 | |
圣彼得堡本 | 冬季的第三个月，dohita，第八pakṣa |
《舍头谏经》 | 冬時十二月八日 |
尼泊尔本 | 冬季的第二个月的第八日，日在毕宿 |
藏译本 | 冬季的第二个月的第八日，日在毕宿 |
《摩登伽经》 | 冬十一月 |
夜/昼：12/18 | |
圣彼得堡本 | 夏季的第三个月，dohita，第八pakṣa |
《舍头谏经》 | 春四月八日 |
尼泊尔本 | 夏季的最后一个月的第八日，日在毕宿 |
藏译本 | 春季的最后一个月的第八日，日在毕宿 |
《摩登伽经》 | 五月夏至日 |
夜/昼：15/15 | |
圣彼得堡本 | |
《舍头谏经》 | 計夏七日，當其八日。 |
尼泊尔本 | 雨季的最后一个月的第八日，日在毕宿 |
藏译本 | 夏季的最后一个月的第八日，日在毕宿 |
《摩登伽经》 | 八月、二月 |
中亚梵本：加粗下划线 尼泊尔梵本：斜体
汉译Ch2竺法护译本：加粗 汉译本Ch1：下划线
藏译本：斜体加粗
从上表可知，十七世纪后的尼泊尔精校本与九世纪的藏本文本几乎一模一样，四世纪左右的梵本和四五世纪汉译本的陈述则较为接近。本文打算集中讨论的是“第八日，日在毕宿”的问题。
印度的历法，每个月28（或27）个星宿轮值，每个月的第十五日所在的星宿决定了这个月的月名，这是自吠陀时代就有的命名法则。确定了第十五日的星宿后，以此为中心按照二十八星宿的先后顺序排列。比如说角月，是十五满月日宿值为角宿而命名的，十四日的宿值必然就是二十八宿中排在角宿前一位的轸宿，十六日的宿值必然是二十八宿排在角宿后一位的亢宿；一个月从一到三十，依次排列宿值如下：奎宿日（一日）、娄宿日、胃宿日、昴宿日、毕宿日、觜宿日、参宿日、井宿日、鬼宿日、柳宿日、星宿日、張宿日、翼宿日、軫宿日（十四）、角宿日（十五）、亢宿日（十六）、氐宿日、房宿日、心宿日、尾宿日、箕宿日、斗宿日、女宿日、虛宿日、危宿日、室宿日、壁宿日、奎宿日、婁宿日、胃宿日（三十）。
宿有28（或27）个，月只有12个月，所以一年排下来，每个月的同一天，不会有相同的宿出现。据矢野道雄提供的《月宿傍通历》，十二个月的第八日分别有如下宿日：井宿日、柳宿日、张宿日、轸宿日、亢宿日、心宿日、斗宿日、虚宿日、室宿日、娄宿日、昴宿日、觜宿日，其中根本没有毕宿日。相邻的第六日呢，也是全年十二个月皆无毕宿日。十二个月的第七日分别为如下宿日：参宿日、龟宿日、星宿日、翼宿日、角宿日、房宿日、箕宿日、女宿日、危宿日、奎宿日、胃宿日、毕宿日。第七日呢，唯有正月有毕宿日。故第六日、第七日、第八日全年宿日排列表中，并无三个月皆出现毕宿日的情形。另全年毕宿日总共有十四个，分别是四月一日，三月三日，二月五日，正月七日，十二月九日，十一月十一日，十月十四日，九月十六日，八月十八日，七月二十一日，六月二十四日，五月二十六日，四月二十八日，三月三十日。全年统计的毕宿日中，也没有三个月在同一日有毕宿日。从固定的六七八日对应的星宿与毕宿日的日期两方面考察，都无法在历表上找到尼泊尔精校本中一年中三个月“第八日日在毕宿”的对应关系
前论可见，尼泊尔精校本与藏译本北京版中出现的三个月同样的叙述“第八日，日在毕宿”，从印度历法的逻辑来推理，即“每个月的同一天，不会有相同的宿出现”，一年有三个毕宿日在第八日，这是不可能的情况。甚至可以判断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记载。尼泊尔精校本与藏译本，在此问题上错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从年代上来讲，藏译本在前，约九世纪前期，尼泊尔梵文本在后，约十七世纪之后。错误的出现，推测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种，梵本错了，藏文本翻译梵本没有甄别，也随之错误，这是很有可能的，但藏文依据的梵本不一定与今天所见的十七世纪后的尼泊尔梵本一模一样；第二种，藏文本错了，尼泊尔梵本翻译藏文本没有甄别，也随之错误，这是极其少有的情况，因为传统上来说都是藏文本翻译自梵文本；第三种，藏文本和尼泊尔梵本有同样的错误来源，藏文本所翻译的梵文原本，与尼泊尔梵本的抄写原本，都有这个错误存在。观之全经，这是很个别的错误，可以看出抄手不是非常明白印度星宿和月份的关系，或更进一步说，抄手的星占方面的知识不是很扎实。
相较而言，而圣彼得堡中亚梵本与汉译本，没有直接点名宿值为何，避免了尼泊尔精校本与藏译本中的这个错误。
2． 望日时分
历法是古人用来计时的系统，其年月日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藉由这种规律性，可以判断古代文献记载的正误。《虎耳譬喻经》中关于朔望时分的记载，即有印度历法的性质。其记载十二个月的望日，日出日落时刻，昼夜时分比，资料详实。印度十二个月排列，依次如下：女月第1个月、室月2、娄月3、氐月4、觜月5、鬼月6、星月7、箕月8、角月9、昴月10、心月11、箕月12。
然而通过对比不同文本，发现圣彼得堡梵本残片有女宿月、室宿月、娄宿月、昴宿月这四个月的时分记录，而尼泊尔精校本则没有。如此大面积的文本不对应，值得考察，也说明中亚本是一个别于尼泊尔精校本的文本。
圣彼得堡本本总是右边末尾部分残缺，文中字体红色、单词加*的部分是文本中没有的。但是这些月份是按规则排列的，所以进行了构拟。
从中亚残本可知，尼泊尔梵文精校本在这段文献中没有列出整十二个月，而是仅仅八个，余下的四个就省略了。梵文原文如下：
yathā Śrāvaṇe tathā māghe/ yathā bhādrapade tathā phālgune/ yathā aśvayuje tathā caitra/ yathā kārttike tathā vaiśākhe/ yathā mārgaśīrṣe tathā jyaiṣṭhe/ yathā pauṣe tathā āṣāḍhe/ evam eteṣāṃ nakṣatrāṇāṃ muhūrtānAṃ caritaṃ vicaritaṃ ca jñātavyaṃ/ nakṣatravicaraṇaṃ nāma prathamo adhyāyāḥ/
译：星月正如女月所说，翼月正如室月所说，角月正如娄月所说，氐月正如昴月所说，心月正如觜月所说，箕月正如鬼月所说。这样，这些星宿的时分的运行和停止知道了。这就是名为星宿行的第一章。
根据这段文本，在满月日的时分名称上，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组等式：
女月1=星月7
室月2=箕月8
娄月3=角月9
氐月4=昴月10
觜月5=心月11
鬼月6=箕月12
根据实际的昼夜时分全年运行，上面的这组昼夜比等式是不成立的，正确的是下面一组的等式：
女月1=星月7
室月2=箕月12
娄月3=心月11
氐月4=昴月19
觜月5=角月9
鬼月6=翼月8
尼泊尔精校本中，氐月=昴月，女月=星月两组日夜比没有错，但是其他的四组则对应错了。尼泊尔本是简单粗略地对应关系：1=7, 2=8, 3=9, 4=10, 5=11, 6=12，但是中亚本对应关系是1=7, 2=12, 3=11, 4=10, 5=9, 6=8，后者是一个更加符合昼夜交替规律的一个组合。
至于朔望时分的这个对应错误，是一个知识性的错误，还是一个抄手的错误，就不得而知了。圣彼得堡中亚梵本记载能够纠正尼泊尔梵文精校本的错误，可见该本的价值。
3．醍醐天、名称宿、百毒宿
竺法护所译《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中，主导柳宿的天神称为“醍醐天”。醍醐是指从酥酪中提制出来的油，佛教用以比喻佛性，引申出来也可以比喻美酒的词，却从不知道与天神有何联系。
比较各个版本中的记载，可知对于柳宿（āśleṣā），主导的神，尼泊尔梵文精校本为sarpa，牛津中亚本为sarpi，圣彼得堡本为sarpi，《摩登伽经》为龙神，《舍头谏经》为醍醐天。比较在不同版本中出现的柳宿的主神，尼泊尔梵文精校本两次出现都是sarpa，译作大蛇、蛇神、小龙；《占星吠陀支》的相应部分也是sarpa；《摩登伽经》是龙神，是比较贴近sarpa的翻译；唯一有差别的是来自中亚的牛津本与圣彼得堡本在此处都写作Sarpi。如果把牛津本与圣彼得堡视为一个写本的话，那么中亚本中出现了两次，可见这不是一个笔误，而是抄手有意而为。
sarpi，是sarpis在复合词的写法。sarpis汉译为酥油，《梵和大辞典》中给出的汉译有酥、醍醐、新酥油、纯乳微妙乳，其中酥与醍醐较为常见。
《大般涅槃经》卷13〈19 圣行品〉有：
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众病皆除，所有诸药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从佛出生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醍醐。言醍醐者，喻於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从上述材料可知，sarpi翻译成为醍醐是理所当然的。但将柳宿对应的主导神祇sarpi-daivata翻译为醍醐天，则是创造出了一个印度没有的天神。从sarpa到sarpi再到醍醐天，笔者试推其变迁的原因：中亚写本的抄手在抄经时，对写本内容不熟，或写手粗心大意，将婆罗谜字体下的sarpa看成了sarpi，于是就写成了sarpi；《舍头谏经》的译者竺法护看到类似的写本时，可能也不是很熟悉经文内容于是就自然地翻译了，或者虽不能理解但仍坚持直译，于是就把sarpi-daivata翻译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醍醐天。
竺法护在《舍头谏经》中秉笔直译的作风，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醍醐天”，还有“名称宿”。关于名称宿的记录，经中总共有五处，取相处与其平行文本分析。
此经中的“名称宿”对应的是尼泊尔梵文精校本中的Kṛttikā，《摩登伽经》中对应的中国二十八宿中的昴宿。但是圣彼得堡中亚梵本中改出现的是Kīrtikā。取《舍头谏经》中的一例来进行平行文本的分析：
例1 名称宿者，主加邻国及摩竭国。
圣彼得堡本：Kīrtikā Kaliṅgadeśāṇāṃ Rohiṇī sarva[p]r[ā] ///
尼泊尔精校本：kṛttikā bhoḥ Puṣkarasārin! nakṣatraṃ kaliṅgamagadhānām |
名称宿=Kīrtikā= Kṛttikā，这是写本中出现的大多数对应情况。因为Kīrtikā是从kīrti（意为名称、名誉等），Kīrtikā直译成为“名称宿”也说得通。Kṛttikā是从Kṛt而来，是做，或者砍削的意思，不可能与名称、名誉有关系。
例2 名称宿日生，名闻远达。
圣彼得堡本：bhavan nakṣatravyākaraṇaṃ atha kiṃ kathayatu bhavān nakṣatravyākaraṇaṃ kirtikāsu jāto [ya] ///
尼泊尔精校本：Kṛttikāsu jāto mānavo yaśasvī bhavati |
名称宿=Kirtikā=Kṛttikā，这是写本中出现的少数案例。Kīrtikā与Kirtikā对应昴宿（Kṛttikā）的情形，只能在佛教混合梵语中找到。一般认为中亚文本中，混合梵语词汇Kirtikā从Kīrtikā而来，Kīrtikā则是取代了Kṛttikā。在《佛教混合梵语辞典》中有解释如下：半梵语化词Kirttiya(中世印度语kittiyā=梵语Kṛttikā; 参Kīrtika), 一个星宿的名称，参Thomas ap. Hoernle MR 122.7。Kīrtika(阳性或中性的混合梵语词汇，AMg.kittiā=梵语Kṛttikā; 巴利语（Pali）中仅有kattikā, kattika)，一个星宿的名称(梵语kṛttikā): Mv iii.303.7 eko sujātāye nakṣatre jātako, aparo kīrtike. 从混合梵语词典的两个词条可见，Kīrtikā与Kirtikā都是昴宿Kṛttik对应的词汇。在中亚梵本中，Kīrtikā出现频率更高，Kīrti乃名称名声之义，故竺法护据此而译“名称宿”。
总结来说，竺法护翻译的“名称宿” (nakṣatra of fame) -《舍头谏经》<<Kirttika& Kīrtika-圣彼得堡本<< Kīrtika-佛教混合梵语词典BHSD<< Kṛttikā 经典梵语词汇。
又一处公案是“百毒宿”。《舍头谏经》中将危宿译为百毒宿，相应的藏译为mon gru，尼泊尔精校本中为śatabhiṣā。圣彼得堡写本中则出现了两种读法，śatabhiṣā和śataviṣa。分析这个词，śata译为百绝对没有问题，bhiṣa是药，viṣa是毒，一个是百药，一个是百毒，意义差别不小。查阅《梵和大辞典》， śatabhiṣā，阴性词，汉译作百毒、危，出自《天譬喻经》。查阅藏汉大词典：mon gru，危宿，二十八宿之一，宿不同的名称中藏语转写梵语就是śatabhiṣa，而非śataviṣa。
翻检大正藏，唯有《舍头谏经》文献中出现的“百毒”是指星宿名字。《摩登伽經》中是译作危宿。其他涉及星宿名称的文献也都是称为危宿，如《大方等大集经》、《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宝星陀罗尼经》《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摩登伽经》、《七曜星辰别行法》、《大智度论》、《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抄》、《释槛稽古略续集》、《法苑珠林》。
故而，从平行文本的对勘和在其他文献中的义项两方面而言，名为“百毒”的星宿应该是śataviṣā。关于百毒的来源，推测有如下几种可能：
可能性1.竺法护译《舍头谏经》中的百宿毒，对应的是梵文本的śataviṣā。据此推测《舍头谏经》所依据的梵本是与现存中亚本有着亲缘关系的文本。
可能性2.可能为混合梵语问题，因为俗语中v与bh之间的互换比较普遍。
可能性3.抄手之误。现今尼泊尔人发音把v发成bh，由于抄手个人发音问题而导致书写有误的情况比较普遍。
可能性4. 李零《药毒一家》一文中论证了中国古代药毒不分的情况，中世纪的欧洲炼金术也有相似之处，是否印度也是一样呢？药bhiṣaj和毒viṣa不分，变成复合词的时候，bhiṣaj的末尾辅音j脱去。现代意义上的毒药，其实是汉语发展中一种常见现象，即词义偏移到一个字上，如睡觉，《长恨歌》里还表示醒来，现代已经完全偏到睡了。不知道古代印度人是否跟古代中国人一样，认为药也是毒。
以上就是关于醍醐天、名称宿、百毒宿的讨论，这些名词跟前面的两节一样，都是《舍头谏经》通过中亚而来的证据。中亚本断代是在公元四世纪左右，相比起十七世纪之后的尼泊尔梵文精校本早了至少一千年。中亚保留了文本早期的原貌，对于更准确地理解精校，追溯千年之间的文本流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 写本新释读的价值
上述《虎耳譬喻经》三个案例中，第一个两分两至时分的文本，尼泊尔精校本、藏译本皆误，圣彼得堡中亚梵本与汉译本正确；第二个望日时分的文本，残留着正确痕迹的圣彼得堡梵文残本纠正了尼泊尔精校本讹误；第三个关于星宿的名称，竺法护的直译与中亚梵本的对应，说明竺法护译本的原本来自中亚。由此可知，圣彼得堡梵文残本能够纠正尼泊尔梵文精校本的及其他本的错误，是很难得的一手材料。同时中亚梵本能够与早期的汉译本对应，显示出汉译本的到来途径，即沙漠丝绸之路。
同集刊出的“土库曼斯坦木鹿城的譬喻经选集”，作为说法僧的草稿，囊括了近两百个譬喻故事的大纲，为譬喻经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前文中的《虎耳譬喻经》故事概要也在其中，分别以kālikā和Ānanda为名。故事情节皆是，一个低种姓的摩登伽女子爱上阿难，用咒术将阿难困住，佛陀解救了阿难。女子咒术失败后，亦步亦趋地跟着阿难。最后女子为佛陀所度化，进入僧团生活，并获得了阿罗汉果。说法僧为教化百姓，借佛陀之口解释女子的业道，前五百世女子为尊者阿难的妻子，在迦叶佛时，二人共同离家进入僧团生活。这些故事拥有不同的名字，其实不过是取了故事中不同的人物角色的名字来作为故事标题而已。譬喻故事不只是十二分教中的一种佛经题材，也广泛应用于佛教戒律中来说明制戒因缘。如《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百业经》、《天譬喻经》都展现了说一切有部文献的梵文化过程。而“土库曼斯坦木鹿城的譬喻经选集”中使用的俗语，体现了公元四世纪的时代特色，如时空胶囊一般将说一切有部的早期传播展现出来。
“中亚和吉尔吉特来的《无胜军长者授记》”是存世的两个梵文写本之一，它与出土在吉尔吉特的全本完全对应。由其不甚成熟的梵文语法特征推测，此本书写于古代于阗。研究表明，《无胜军长者授记》是早期大乘佛教的文本，而此中亚本的抄写比较晚近才完成的。“彼得罗夫斯基藏品中的《大涅槃经》”，作为学界比较少接触到的文本，为《大涅槃经》存世写本提供了新鲜血液。
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著名汉学家伊莉娜·波波娃（Irina Popova）为本书撰写的前言中，她回顾了圣彼得堡藏品的由来。自19世纪末开始，彼得罗夫斯基为首的德国领事官员、军队官员、学者源源不断地中亚搜集写本及其他文物。彼得罗夫斯基藏品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数量最多的是金刚乘文本符咒——陀罗尼(dhāraṇī)或者咒语（mantra）；27个版本的正法华经写本；24 个版本的般若经写本。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使收藏这些文物的圣彼得堡成为举世闻名的敦煌文献收藏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学者，一代一代地为这些藏品贡献着青春。
自1899年在罗马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之后，以奥登堡为首的各国学者纷纷进入到中亚写本研究的领域中。在俄国，继捷足先登的奥登堡之后，沃罗巴耶夫─吉斯雅托夫斯基 (V. S. Vorobyev-Desyatovsky) 继承、榜迦德-列文 (G. M. Bongard-Levin)、托姆金 (E. N. Tyomkin) 和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 (M. I. Vorobyeva-Desyatovskaya) 相继投入到中亚写本的研究中，之后承担这个重担的就是本次出版的主编之一玛格丽塔·沃罗比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学者榜迦德-列文出版了《列宁格勒所藏新大乘梵文残本》、《彼得罗夫斯基的波罗蜜写本》、《中亚发现的古印度文书》、《正法华经》研究等等，涉及前述彼得罗夫斯基藏品的陀罗尼、正法华经、般若经等三个部类。研究圣彼得堡藏梵文写本，必离不开对俄罗斯学者成果的参考。
数据技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成为可能，使学者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藏在伦敦、巴黎的写本照片，也使圣彼得堡藏写本的国际合作研究成为可能。开放、共享，必然会让珍藏的文物得到解读，展现其可贵价值，也必定能推进涉及多语文书、多种学科的西域研究。
北外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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