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林徽因父亲鼓动起来的？| 企鹅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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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五四运动是林徽因他爸鼓动起来的？

看过一些地摊文学，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对于五四运动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林长民还有个搭档叫梁启超，学生们是在他俩的鼓动之下才走上街头的。他俩搭档默契，还顺便谈了下子女梁思成和林徽因未来的婚事。真实情况如何有这么戏剧性吗？

答

严格地说，不算是。五四学生之所以上街，是因为在巴黎和会上观会的梁启超，得到了中国在和会上的要求被否决的消息，而且美国和英国人将之归咎于中国政府，具体就是所谓的三个卖国贼，曹、章、陆。梁启超信以为真，把消息捅给了在北京的林长民，林再捅给报社，于是第二天学生就上街了。

——张鸣001

答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林徽因的父亲是谁？

林长民与女儿林徽因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早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他1909年归国，在福州创办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及附中，自任校长，培育治国人才，同时开始从政，出任福建谘议局书记长。他曾任临时参议院秘书长，做过进步党的政务部长，参加过熊希龄、段祺瑞的内阁，是段内阁的司法总长。

段祺瑞主政时，受林长民等宪法研究会（通称“研究系”）人士影响，以为参加一战已刻不容缓，“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德国虽系当今之强国,但众怒难犯。料其难以取胜。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我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 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除争取国际地位外，段还有一个动机，那就是抑制日在华势力发展。

1917年11月，段祺瑞辞职，林氏随之在野。林长民利用其特殊身份，推动国民外交运动，成为了极为活跃的政治人物。

段祺瑞

一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派外交总长陆徵祥出席巴黎和会。时任总统徐世昌为此特设外交委员会，特聘林长民为委员兼事务长。同时，林长民发动几个有影响的民间外交活动团体，组建国民外交协会，与政府的亲日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比。

巴黎和会上，本算是胜利国的中国，非但不能终止一系列不平条约，还受胁迫转让青岛和山东给日本。顾维钧们据理力争，但日本等列强没有半点退让心思，好像中国是他们的雇佣、殖民地，他们可以任意地决定其命运。1919年4月中旬，报界披露，外交部曾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令其在对日交涉中让步。

而在国内，林长民率国民外交协会成员向徐世昌提出，鉴于巴黎和会已时日无多，政府应立即指令和会代表，尽快提交中方各项要求。徐氏答应“此节自然照办”。

与此同时，林长民好友、进步党创建者之一、曾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的梁启超，正以私人身份出访欧洲推动民间外交，成为了通报巴黎和会消息的接收人。

4月30日，国民外交协会收到梁启超要求拒绝签字的24日来电。5月2日，进步党在北京地区的《晨报》《国民公报》同时披露了来自巴黎的消息，山东将不直接交还中国，而暂由英、法、美、意、日五国共管，日与除美之外的三国订有密约，英、法、意将不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同时，发表林长民撰写的社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表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林文不长，却慷慨激昂，很有煽动性。这直接影响了北京爱国学生的群情激愤，导致了五四学生大游行。

五四运动

这是林长民寄予希望但史料未及的，他在5月2日曾敦促徐世昌拒签合约，第二天听闻总理钱能训命令首席代表陆徵祥签约后，与熊希龄、王宠惠等决议：5月7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关于处分山东问题之密约等。

这一场由林长民点火、大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急剧深化，火速蔓延，很快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一场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悲情是激发群众反抗的最好的催化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高校教授、社会贤达，纷纷站入支援与参与的行列。虽然他们中间，有不赞同学生的过激行为的，有在活动结束后力劝学生重返校园的……但，他们时刻关注着学生思想的变化与国家命运的选择。

——向敬之

答

说五四运动是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鼓动起来的，这可不是什么地摊文学，这是当时很多政界人士的看法。譬如，当时北洋政府和安福系政客都认为五四运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人搞起来的，甚至日本政界也认为这场学潮“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首先，我们看看林长民当时的身份。

1918年12月18日，大总统徐世昌为了筹备巴黎和会，特在总统府下设立外交委员会，任命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事务主任。设立外交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网罗朝野外交通才，共同研究当时外交问题，以辅助政府的外交决策。它是一个混合性的机构，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的人，也有研究系或接近研究系的人，但实际负责的就是汪、林二人。

这个外交委员会成立后，就提出了对巴黎和会上的提案，共五大纲，（1）破除势力范围；（2）取消领事裁判权；（3）关税自主；（4）撤退外国军队；（5）停付庚子赔款。

各位童鞋请注意，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预案中并没有后来说的山东问题！

北京政府不愿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另外，1918年9月24日，中日两国政府有过一个换文，已经解决了日军借口对德宣战而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地区的问题，规定了撤军时间。所以，北京政府认为在和会上提山东问题不见得对中国有利。中国应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订的中日条约。

尽管如此，北京政府于1919年1月8日给代表团的训令中，仍不包括山东问题。可见从一开始政府与专使之间在“山东问题”上即存在分歧。

那么，所谓的“山东问题”又是什么呢？其一，“山东问题”除青岛归还问题外是否包括山东境内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济顺、高徐二路？其二，归还山东，究竟是德国还给中国，还是经过日本之手还给中国？

北洋政府这边一直主张把青岛归还问题和铁路问题分开，“济顺高徐借款与青岛本不相涉”。长期处理中日外交的章宗祥等人都认为铁路问题应该从青岛问题上剥离出来，“与交还青岛问题纯为两事，更与二十一条毫无关系，换文之非允许日本继承德人权利”。

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济顺、高徐铁路究竟又有什么问题呢？原来当时在欧战环境之下，中国政府无法向欧美借款，所以向日本借款修铁路，这个借款合同也是日军撤兵，取消地方官署的筹码之一，这一点中日两国有换文。

但是，在野的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政客却坚持认为“所谓山东问题，非仅青岛已也，青岛而外，如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等皆关山东全省之命脉，不可有一容人熟睡者也，仅提青岛纵使可得，倘胶济问题不有决解，则远东之乱源未饵即鲁省之实质无存。"

1919年2月23日，梁启超抵达法国后，也致电林长民等，强调“胶济诸路关切肤利害，不能与青岛分为两案。”

那么，如何归还山东呢？日本的方案是等日本总德国手里彻底拿下后再归还，中国则希望直接从德国那里得到。陆徵祥赴欧前经过日本，会晤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及牧野全权。其实，北京政府的徐世昌、段祺端均默认经日本归还的方式，交通系，安福系也同此主张。只有在野的研究系主张由德国直接归还。

1919年1月27日，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德将胶济铁路及其他利益无条件让与之，交还中国一事绝不提及。次日，顾维钧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主张德国将所租青岛及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完全直接归还中国。

顾维钧的观点肯定受到了梁启超和林长敏等人的影响！

日本方面对中国外交专使的表现非常不满，他们很快将1915年中日关于山东的秘密换文及1918年关于胶济铁路之换文全部提交给大会。这样一来，中国反而被动了！1918年的中日换文无异于承认了当年的《二十一条》，这样一来中国在法理上就没有继续争辩的理由了！

中国只能对欧美大国领袖说，当年的《二十一条》是被迫，1918年的换文是临时文件，这样的外交实在可怜可笑！最后各大国调解，出台一个中庸方案，即：“德国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于日本，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

这个方案应该还是很实惠的，但是梁启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内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查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接到电报之后，就于5月2日在《晨报》、《国民公报》上发表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署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林长民富于感情的文笔随时会引爆民族情绪，但是他将外交交涉的复杂性全部回避了，将整个复杂的交涉问题化约为日本要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和势力范围，而对中日之间的换文交涉、巴黎和会上欧美大国的干预等细节完全回避。

这篇文章对国内舆论界影响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讲5月4日的学潮与林长民的宣传鼓动不无联系！五月四日，北京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梁启超、林长民不可忽略！

——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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